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综述

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理论
研究综述
李健
《史记》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司马迁首创了人物纪传，并通过传人纪
事书写历史，它代表了古典传记的最高成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的传记文学高潮打下了基础。

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在这一
时期由梁启超开始，胡适完成。

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深度和广度等
方面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

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与视野之广也
是空前的，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阶段。

新时期，中国的传记文学及
理论研究再度走向辉煌。

我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较以往相比取得了跨越式飞越，
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传记文学理论专家，他们为推进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进
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和阐释。

传记文学的范畴界定及定义表述
胡适是中国最早提出“传记文学”这一名称的人。

那么什么是传记文学？传记
文学的范畴界定及其属性是传记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最先让传记文学从史学
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朱东润先生明确指出：“传记文学是介乎文、史之间
的一个独特艺术类型，它结合了史学和文学的特性而独立存在。

”几本权威的
文学理论教科书将其归入散文体，称：“传记文学是以文学手法描写人物成长
历史的叙事散文。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关于“传记文学”的条
目说，“记载人物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

”朱
文华在其《传记通论》中称，“它是一种以人物的生平事迹为写作题材的独立
文章样式。

”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指出，“传记是以某一个人物为对
象的，这个人物可以是作者自己，也可以是别人，但他必须是真实的。

其次，
传记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分支，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有自身的规律；
它不属于历史学，但同历史学又有密切的联系。

历史性和文学性是传记的两个
最重要特点；不过传记不是历史和文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融合而成的一种
独特的文学形式，其中最优秀的作品达到了科学和艺术的统一。

”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则定义其为“一种真实地且艺术地记叙某个实际人生的写作样式。

”陈兰村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中的定义是：“它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

”
我们从传记文学的范畴界定中不难理解传记文学属性的多种看法。

一、史学说。

孙犁认为，“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

”朱文华说，“传记作品的本质属性应当也只能归入史学范畴，而不应划为文学范畴。

”“如果认定传记作品属于文学范畴，那么其最终必然导致传记作品因虚假而失去固有的价值。

”二、文学说。

以朱东润、李祥年为代表。

朱东润认为，“现代的传记文学是文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

”李祥年说：“传记文学是属于文学的一个分支。

”
三、边缘学科说或文史结合说。

路宝君认为，“文学传记可以说是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

”郭久麟结合自身多年传记文学创作的体会，认为“传记文学不同于一般的史传作品……它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作品，亦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而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是历史与文学嫁接产生的宁馨儿。

”
通过对传记文学范畴和属性的梳理，我们对传记文学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传记文学是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结合的独特文
学形式。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传记文学的虚构
传记文学是不可虚构、只可想像的，它不可无中生有。

这就决定了传记作家不能随心所欲地虚构。

同时，传记文学理论家强调，“传记文学是为真人立传的。

这个特点决定了传记文学的重要情节、乃至那些带有关键性的细节，是不能有一点差错的，否则就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赖。

如果说，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的话，那么相反的，有了虚构就没有了传记文学。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所有的原则与标准中，传记文学理论家把历史真实性原则置于最首要的地位，并将其视作对传记文学创作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包括多元、立体地传人。

王成军指出，“２１世纪中国的传记作家在立传之时，再也不能心存‘树碑’心态，而是应以批判的眼光来解剖传主复杂的人性。

”而新时期传记文学理论对这种立体与多元、悲歌与辉煌同在的传记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杨正润认为，“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真实性、科学性。

这是传记文学的首要特点，重要特征。

所谓历史性、真实性是指传主必须是历史或现
实中确实存在的人物，而不是虚构的人。

这就要求传主有历史的真实性，传主的生平、经历、功过，要有事实作为基础，经得起科学的、历史的考察和检验。

”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必然带来理论的发展与争鸣。

赵白生在其《传记文学理论》中，就传记的虚构性这一最为敏感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

他从传记文学虚构的本质、成因、形态三方面详细阐述了传记文学虚构性的客观存在，并且强调“虚构是传记的灵性所在”，他对传统的挑战再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朱文华说：“传记作品的写作必须贯彻历史科学所必须遵循的事实与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原则，而不能望文生义地受文学的诱惑而作任何虚构、想像、夸张、编造。

”胡辛认为，“复活历史便是一种艺术的还原。

还原就是想像在时空中往回穿越。

”她的《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中有大量虚构的情节，但是读者都给予认同，甚至有人将之作为史料引用。

这就是因为她的虚构是合情合理的，这种虚构是传记作家在纪实框架中展开想像翅膀的“低空飞行”，是他们在面对传主的大量零星资料时的必要剪裁。

她认为，虽然传记的“真实”是经过改写了的“文学的真实”，但它同样是一种“真实”，而绝不是反真实的。

胡辛所强调的“真实”实际上是文学创作中的“虚构性真实”。

文学作品中有两种真实：一种为纪实性真实，一种为虚构性真实。

宗道一则强调：“传记文学作品好像是一棵树，史实的真实与文学上的渲染就像是树干与树叶的关系。

先要有史实的基础，其次才能谈到文字的锤炼和背景的描述。

”朱文华甚至指出：“对于传记作家来说，不轻信传记资料，而应对所有的传记资料作认真的校订，乃是保证传记作品内容真实性的第一步。

”
传记文学理论上的争鸣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传记文学的真实性理论，坚持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

真实性和文学性的双重要求对传记作家来说是近乎苛刻的，因此许多学者指出，传记是一切文学艺术形式中受限制最多、难度最大的一种。

而且传记写作中所允许的想像也是非常有限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写作的基本原则。

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及其审美原则
文学性和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双翼。

胡适认为，中国传记文学写人物的性格“大抵静而不动”，即在性格方面只写“其然”，而不写“其所以然”。

对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变化缺乏动态的过程性的描述、分析和阐释。

传记文学是一种“用文字做成的人的画像艺术，它是一种高贵的带有冒险性的艺术。

”李祥年
在《传记文学概论》中强调，“传记可以写得如小说一样生动有趣，同时并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

”赵白生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提出“传记文学的经典诉求”，要求新传记作家的传记作品要达到传中有画的审美意境。

新时期传记文学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

其数量种类繁多，有的书店为此专辟传记图书专柜。

同时，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也更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

研究者将我国古典传记之精华与世界先进传记理论相结合，努力使我国的传记文学具有更宏大的视野和更高的水准。

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兆琦教授认为，“通过不断探讨西方的传记文学，我们不但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而且也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注入了生机。

”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及其审美原则已同真实性一样，成为传记文学的生命和血脉。

俞樟华、盖翠杰在《实录与文学》中指出，“实录就是历史的真实，它不具备文学色彩，也不要求文学色彩。

……后代那些被称之为历史实录的作品却几乎无人卒读。

其实，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生活本身就是绚丽多彩的，如果干巴枯涩‘结论性’的记录就可以算作是真实的话，那么艺术地描摹生活的原生态，形象化地再现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人物活动的细节，这种更高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就应该成为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希冀达到的理想境界。

”
文学性的强化必然提升传记作品的可读性。

鲁迅针对传记作品的文学性强调，“删去枝叶之人，决不能得到花朵。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茅盾也曾感慨“中国人是未曾产生过传记文学的民族”，“即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也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单式的记载。

”新时期传记文学已经开始多元、立体地传人。

朱文华的《适可而止，过犹不及——关于传记作品文学色彩的度》以其宏阔性和思辨性对传记文学文学色彩的“度”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新时期传记文学已逐渐摆脱了脸谱化、顺序化和高大全的单一写作模式。

人们对传记文学已产生了高层次的审美诉求。

这一时期的传记写作不但丰富，而且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渊源，同时还涵养着中国人文精神中最为活跃的个体生命的道德性情和思想境界。

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表述，“现代意义上的传记研究……不是史料的铺陈，而是把理性的规律探索同感悟的文学鉴赏结合。

歌德把自己的传记取名《诗与真》；鲁迅称中国最伟大的古典传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钱钟书要求传记作‘史蕴诗心’。

他们道出了传记的真谛——传记是历史的和真实的，又是文学的和诗的。

”这种对传记文学审美原则的确立，被认为是继承传统与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王成军从世界传
记文学审美视角出发来权衡中国当代传记，他认为，“我们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传记诗学’则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确立中国传记文学的‘当代性’正是构建中国传记诗学的首要审美原则……回眸２０世纪，传记家深受道德观念支配，往往用仰视视角结构全书，动辄以所谓的传主完美人性而教育受众并沾沾自喜。

”
充沛的生命和活力、艺术地描摹生活的原生态和形象化地再现历史事件的过程及人物活动的细节，是新时期传记文学重要的审美原则。

传记文学的功能及其发展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勃兴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文坛上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优秀的传记作品具有无可比拟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

特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传记文学将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卡莱尔说：“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们的传记。

”传记文学的教化功能最初是人类保存其祖先的实录，既是出自对他们的怀念与崇敬，同时也是因为先人的生平事迹可以作为今人及后代的榜样。

人物传记的写作是为了纪念先辈，更是为了喻教后代。

朱文华认为，传记作品的社会功用为：第一，传记作品以它特有的魅力可以比一般史籍更
有效地把历史人物的形象不朽地镂刻在人类的心灵中，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文化财富。

第二，传记作品可以开拓和发展史学研究的课题方向。

第三，传记作品虽非文学类的小说，但以其真实的人物形象，也可以跻身并丰富文学典型形象的画廊，并且因其真实性对于一般读者更有吸引力。

传记文学被认为是21世纪文学领域里新的超级大国。

新时期的传记文学品种
繁多，传记作家们打破了长期以来讳恶扬善、歌功颂德的传统，以精巧的结构形式、优美的语言文字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使古今中外的优秀人物甚至反面人物复活在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中。

传记文学的勃兴带动了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传记文学理论的发展又反过来指导着传记文学的实践和精品的产生。

我们期待着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原载：《文艺报》2006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