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的贡献

初唐四杰”的贡献和意义
“四杰”之称，见于《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在高宗至武后初年。其中卢照邻，骆宾王年辈较长，杨炯时代较晚。四人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而其诗歌在思想艺术方面也有一些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看到贞观以后大唐帝国日益繁荣的气象,由此产生了但愿繁荣久长的希望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因此,他们的长篇歌行极力铺陈帝京的壮丽气象,其力量和气势,远远超过了刻板工丽的宫廷文学,而在歌颂太平时所流露的人事沧桑的感概,又使这些铺陈富丽的诗歌微笼着一层轻烟淡雾般的感伤情调。
其次,他们使诗歌“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在强烈的爱过热忱中贯注了人生的远大理想，抒发仰郁不平的苦闷，以及对边塞形势的密切关注和重义轻生的豪侠意气，表现了社会上一般人的胜利思想和正常健康的感情。
这一切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而这一些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特点则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题材、内容的大。他们把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转为走向市井，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寒漠，如杨炯《从军行》。并且诗中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格调气势，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较早地开启了新的诗风。有的诗篇有一种昂扬的抱负和气概，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羁旅送别之作和边塞诗中，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二、对诗的格律形式作了有益探索。首先，五言八句的律诗开始初步定型，尤其是王勃、杨炯的五律，追求对偶的整齐和声律的协调，感情相对稳定，具有一种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杨炯的五言律已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对五言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古体和歌行体特别是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已趋向完备化，气势宏大，视野开阔，有刚健之气。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骆宾王的《帝京篇》。
当然，“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是从他们开始形成的。
因此“初唐四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