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

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

2011-09-16法律快车|作者：未知818人看过

股东会没有作出分配利润决议，个别股东直接向法院起诉公司，请求公司向其支付一定数额的利润的，法院对该类案件应如何处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否赋予股东绕过股东会直接起诉的诉权，如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维护公司自治之间取得平衡，司法介入公司运作能否取得良好实效，是法院处理该类纠纷时首先要解答的几个关键问题，即谓司法裁判的困境。本文从上述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倾向于认为法院不受理该类案件。

一、问题的提出

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更是保护股东利益的关键所在。2005年颁布的《公司法》对小股东利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公司法》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三十八条规定，股东会行使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的职权。该法施行后，法院受理的股东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属于公司没有作出分配决议，股东就直接起诉的情况。对直接起诉的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如何有效地保护，应否允许股东在没有公司决议的前提下直接提起请求分配利润的诉讼，受理案件后应如何处理?这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仅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没有作出利润分配决议时股东直接起诉公司请求分配利润的案件的司法裁判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法院受理的该类纠纷案情复杂多样，裁判结果也不尽一致。笔者试列举几例：

[案例一]和发公司和俊浩公司原为永发公司的两股东，各持股50%，后和发公司将20%股权转让给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鸿达公司担任，和发公司退出了管理。和发公司称其退出管理之后未得分文利润，永发公司将其所经营的商城所得收益拆分给永安公司、永泰公司、永豪公司，故起诉上述四公司，请求：四公司停止侵害和发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撤销拆分经营协议、提供财务文件审计利润、向和发公司支付永发商城2001年至2004年间的利润1000多万。一审法院依照和发公司的申请查封了2001年至2004年永发公司的账册及合同等，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永发公司的经营利润进行审计。审计报告结论是永发公司2001年至2004年利润为300多万，但报告同时也注明原始财务资料不完整。一审法院根据审计报告确定的利润额判决永发公司向和发公司支付90万元利润。此案正在二审审理当中。

[案例二]投资公司是海南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37.5%。2005年10月，因交通银行诉投资公司借款合同一案，法院委托拍卖投资公司持有的海南公司的股份，中粮公司竞买得投资公司的股份。2006年，工商局根据法院的执行裁定将投资公司的股权变更到中粮公司名下。2006年1月，海南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制度》向投资公司送达2005年度财务状况和年度经营结果、现金流量审计报告。该报告反映2005年度尚有3049181元未分配利润。投资公司依据该审计报告向法院起诉海南公司，要求海南公司按37.5%的比例向其分配2005年的利润1143442.88元。法院认为利润分配请求权作为股权的一种，是一种期待权，股东能否现实获得利润依赖公司盈利水平与利润分配政策而定，实难事先担保。一旦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的税后利润，而且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了利润分配决议，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即由期待权状态跃入债权状态。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对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权利均一并转让给受让人，投资公司请求分配转让前未分配利润，没有法律依据。当转让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受让人时，利润分配请求权与其他股权一并转让于受让人，不得独立于股份或股权而存在。[2]

[案例三] 朱某系安泰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2%。2006年10月，朱某以公司经营良好，有可分配利润69万，但公司从1998年以来一直未分配利润为由向法院起诉公司。法院认为，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讨论盈余分配问题，股东可享有的利润处于不确定状态，股东要求分配利润的权利，须待公司股东会讨论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方可行使，故驳回了朱某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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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东湾公司于1995年成立，股东为金鹏公司和丽晶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35%和65%。公司章程规定每年分配利润一次。至2002年底，东湾公司从未召开股东会讨论利润分配事宜，亦未向股东分配过利润。2003年，金鹏公司向法院起诉东湾公司，请求东湾公司分配至2002年底的利润665万元。法院委托的审计结果显示，东湾公司1995年未实现销售收入，1996年至1999年连续亏损，2000年至2002年连续盈利，截至2002年底的净利润为1980万元。法院认为东湾公司在连续多年有巨额利润的情况下，既不召开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也不向金鹏公司作不分配利润的说明，从根本上侵害了金鹏公司的股东权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金鹏公司的请求应予支持。[4]

上述案例均属于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直接向法院起诉公司请求分配利润的情形。在案例一中，一审法院依据审计结果直接判决公司支付一定金额的利润。在案例二中，股权发生了变更，法院认为在公司股东会没有作出分配利润决议之前，对利润请求权只是抽象的请求权，不能独立于股东身份，原股东不能再请求分取利润，驳回了原股东诉请。在案例三中，法院认为股东可享有的利润处于不确定状态，须待公司股东会讨论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方可行使，故驳回了股东的诉讼请求。在案例四中，法院则认为公司连年有利润却不召开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也不作不分利润的说明，侵害了股东权益，故支持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

二、司法裁判困境一：诉权的正当性评判

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就直接向法院起诉的，股东是否享有直接向法院起诉的诉权?法院应否受理该类案件，首先面临的是股东的诉权问题。公司决定分配利润的权利在股东会，而非个别股东。在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的情况下，个别股东是否有权直接起诉公司请求分配利润?《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是股东有权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这是否意味着赋予个别股东越过股东会单独提起分配利润诉讼的权利?这个问题归结到底就是个别股东在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的情况下是否享有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利润的诉权。这是法院受理该类案件的前提条件。如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所认为的，诉的利益是掌握着启动权利主张进入诉讼审判过程的关键，是通过诉讼审判而创制实体法规范的重要开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权的规定比较模糊，容易发生歧义。笔者试图从诉权理论角度为该类诉讼中股东的诉权问题寻求正当性解说。

诉权[5]是诉的基础。评判原告是否享有诉权，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是指司法解决的必要性，即法院有必要通过审判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保护公民的正当利益，这是具体案件进入诉讼审判程序的前提。诉的利益是原告就其私权主张请求法院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的必要性，或称为权利保护利益或者权利保护的必要。[6]就本文所述的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纠纷而言，判断股东是否享有直接起诉请求分配利润的权利，就要看股东是否有必要以提供司法裁判的形式获得救济。

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赋予股东诉权有利于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需要，加强股东对董事和监事约束的需要，保障公司活动依法有序进行的需要。[7]有学者还认为，依民事诉讼理论，起诉阶段原告行使的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法院也只是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具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以确保把真正有争议的民事关系和合格的案件当事人纳入到诉讼中去。因这种审查从程序角度讲，不具备必要的正当程序条件，但其内容又涉及当事人的诉权能否行使，故法院在这个阶段的审查应只是一种形式审查，而不能是一种实质审查，否则当事人的权益易受非法行使的司法权的侵犯。[8]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我们撇开诉讼目的来考察诉权内涵，认为民事诉权仅仅具有孤立的程序内涵和价值而不具有实体内涵和实现实体目的的价值，则意味着为行使诉权而行使诉权、为诉讼而诉讼。[9]如果法院受理，虽然有利于对实际利益的救济，但与现行的民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