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帝国

在第一章，德沃金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法律为何重要？他认为，这是个关系到法官如何断案的问题。不管是遭到不幸的或喜好诉讼的人，还是作恶多端或品行高尚的人，一旦置身法庭，这个问题对他们就至关重要。他的结论是:一位法官的点头对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或议会的任何一般性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从另一方面讲，诉讼问题是无法用金钱、甚至也无法用自由来加以衡量的。因为，如果判决不公正，社会就可能使某个成员蒙受一种道德上的伤害，这种判决会在某种程度或某个方面给他打上一个违法者的烙印。这里，德沃金强调法律的重要实际上主要是指司法(法官、法院)的重要。在第二章，德沃金首先谈到语义学上的棘手问题。他提到了这样一种困境:要么律师们接受大致相同的标准来判定一项对于法律的主张何时是正确的，而不管其标准的最初现象是什么;要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是关于法律的真正的争论或分岐，而仅仅是一群白痴在胡思乱想，认为他们之所以有争论是因为同一个字眼具有不同的含义。德沃金指出，我们必须以完善建设性阐释开始，使法律研究适合于社会实践。阐释性态度的各阶段在一个社会内的发展，需要我们注意社会内部的意见在每个阶段有什么样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对阐释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加以区别。首先，必须有一个为实践提供暂时内容之规则和标准的“前阐释”阶段。其次，必须有那么一个阐释性阶段，阐释者在这个阶段为前阐释阶段所确定的习惯中的要素确定一些总的理由。最后，还必须有一个后阐释性或改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阐释者调整他对习惯“实际上”提出了什么要求的看法使之能更好地适用于他在阐释性阶段所接受的理由。德沃金提出了关于法律的3种对立的见解，他将这3种见解分别称为“因袭主义”、“法律实用主义”和“作为整体的法律”。对于第1和第2种见解，他并不赞同。他认为，通过全面考虑，第三种见解(即“作为整体的法律”)对律师、法学教师、法官的实际行为和他们的大部分说法作出了最佳阐释。“整体性”和“阐释性”是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的目的在于表明实践中的法律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德沃金的“整体性法律”概念是在批判“惯习主义”法律观和“实用主义”法律观中建立起来的。在具体的论证理路中，德沃金首先指出了整体性政治道德的存在并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一般的政治与空想的政治理论具有某些共同的政治理想，即要有一个公正的政治结构的理想，公平分配资源和机会均等的理想，以及执行确立这些理想的法规和条例的公平程序。我将其简称为公平、正义和诉讼的正当程序三大美德……一般的政治在这些理想之外加上了一个理想……我给它取一个更好的名称，即政治整体性的美德”。可见，整体性是独立于公平、正义和诉讼的另外一种政治道德，通过对这种整体性政治道德的维护，能间接地实现公平、正义和诉讼的正当程序。这种整体性的主张又可以具体化为立法的整体性原则与审判的整体性原则，正是“审判的整体性原则引出了我们的第三种法律见解(即整体性法律)”“整体性法律”理论不仅要求法官的判决必须符合既往的法律实践，还必须受到整体性政治道德的约束。“整体性法律”理论真心诚意地接受法律和法律权利，而不是像“实用主义”那样对它们采取怀疑主义态度。它认为法律的强制作用对社会有利，因为它保证了公民之间的平等，使他们的社会更纯洁真诚，增加了社会行使其政治权利的道德理由;“整体性法律”理论也主张与过去的政治决定有一致性，但其理由与“惯习主义”不同，它主张来自过去决定的权利和责任不仅在决定中明确规定，而且也遵循个人和政治道德的原则，这里的个人和政治道德的原则也就是一种整体性的政治道德。在庄世同看来，整体性的政治道德实质上就是平等。至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既往的法律实践只能确定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也就是说建设性解释只能说明法律权利义务的来源)，但是并不能保证平等的结果，要保证这一结果，还需要整体性政治道德(平等)的指导，德沃金主张的“整体性法律”解释理念实质上就是将整体性政治道德贯彻为具体的审判原则。

在埃尔默案中，法官使用了不同的“根据”和原则作为标准来确定法律的具体内容。他们表面上在争论法律的具体内容和含义是什么，但实际上他们在争论用什么“根据”和原则作为

标准来确定法律的具体内容或含义。格雷法官认为，应用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原则作为标准来思考法律是什么，厄尔法官认为，应用立法者的恰当意图的原则和法律体系协调一致的原则作为标准，确定法律是什么。可见，他们并未使用同一的“根据”和原则作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