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李鸿章(1823─1901)是晚清第一重臣，任封疆大吏40余年，位高权重。清政府在其死后特旨予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后又于京师建立专祠，由地方大吏春秋致祭。这是有清一代汉族官僚的最高殊荣。当时，他在国外的知名度也是“中国第一人”，外国人“知有李鸿章，不知有清国”。欧洲雕塑家把李鸿章与德国的俾斯麦、英国的格兰斯顿并列为“世界三大伟人”，并雕像纪念。日本的“世界之五大伟人明信片”中也有李鸿章。
李鸿章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要了解近代中国，不能不了解李鸿章。中国近代思想家粱启超在所著《李鸿章传》中说，对人物评价，“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
本文不全面评价李鸿章的功过是非，只介绍他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洋务运动的先觉者
“洋务”泛指清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关系的一切事务。“洋务运动”则是历史学家对1861年至1895年间人们所从事的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所谓“洋务”事业的历史概括。对洋务运动历来有着不同的评价。今天我们认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
林则徐、魏源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蹉跎20年，清朝统治者并没有付诸实施，直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才开始发起以图谋富强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在朝中有奕?、文祥等人，地方大吏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而经营时间最长、兴办洋务事业最多、贡献最大的则是李鸿章。
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是洋务派中最先从行动上向西方学习的人。1862年，他率淮军赴上海镇压太平天国，并很快升任江苏巡抚。叹于洋人武器之威力，惊呼“真神技也”，视为“攻城利器”。他认识到，中国兵器不如人，必须引进西洋兵器。他认为，“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在军费紧张的条件下，大量购买洋枪洋炮，派官兵向洋人学习技术，聘请外国教习训练部队。1863年，又创设“炸弹三局”，即英人马格里主持的先在松江后迁苏州的洋炮局及两个上海洋炮局。李鸿章的洋炮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及制器之器，击锐摧坚，业已著有成效。”李鸿章所办的苏州洋炮局买下了阿思本舰队的机器设备，开始用蒸汽动力和西洋机器进行生产。这比1861

年曾国藩设立的安庆军械所全用手工劳动更为先进，而由手工劳动到蒸汽动力带动的机器生产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在中国是由李鸿章率先引领的。
同时，他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这是继在北京设立同文馆一年之后，地方上建立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他认为，学习西方长技必须从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入手，只有通晓西方语言文字，才能将西人所擅长而又没有翻译过来的“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学到手。他自信“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岀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俾助。”广方言馆还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机器制造的技术。他在奏请中提出，语言学校的学生，仍可谋取科甲正途。这打破了视西文、西学为奇技淫巧的陈旧观念。
一般认为，在1872年曾国藩去世之前，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是曾国藩。其实，李鸿章对洋务事业的态度比曾国藩更积极。
洋务运动的旗手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上了封疆大吏的第一把交椅，拱卫京师达25年之久，成为“疆臣领袖”，“真正宰相”。这期间，李鸿章大刀阔斧地兴办洋务，引领全国的洋务事业，成为洋务运动的旗手，洋务派的首领，作出了惊人的业绩。
1．创办军事工业。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企业20余个，而最大最有示范性的四大兵工厂，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其中除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所办外，其余皆为李鸿章创办或接办。
2．创办民用工业。在筹备军事工业之初，李鸿章就认识到“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并预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这种认识，显示了李鸿章的远见卓识。
3．创办民用企业。1878年正式成立的开平矿务局是李鸿章奏请设立的。它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化煤矿，被李鸿章视为“富强之基，此为嚆矢”。中国第一个近代化棉纺织工厂──上海织布局是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1880年他主持修筑了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此后又延长到天津，全长130公里。1886年李鸿章奉旨创办了“杜患防边”、“筹边兴利”的漠河金矿。
4．创建近代海军。李鸿章重视海防。1872年朝廷内的顽固派提出裁撤轮船制造的意见，李鸿章坚决反对，他指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在1874

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强调加强海防，应“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历久不懈，百折不回”。清廷决定建设三洋海军，李鸿章接受督办北洋海军的任务。1885年李鸿章为加强统一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弊病，建议设立统一指挥的海军部。1888年，拥有各种船舰25艘，总排水量4.1万吨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部队。
5．兴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在举办洋务活动中，李鸿章深感人才的重要性。他看到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不符合洋务事业的要求，必须变革科举制度，培养新人。1864年，他提出在科举之外，“专设一科取士”，培养懂得科学知识的“制器之人”，对这些人给予功名，视为正途。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合上奏，请派幼童出国留学，得到清廷批淮，自1872年开始，先后派遣四批幼童赴美，主要学习军政、船政、数学、制造等学科。这是中国首次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此后，李鸿章还多次派员赴欧学习制船、造炮、驾驶、工程等技术。
李鸿章在当时财政困难、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等种种困难形势下，当仁不让，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大力兴办洋务，开创了中国近代化事业。这种开路先锋的精神，在守旧落后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
揭示洋务纲领
1881年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若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国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也？”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高度概括了洋务运动的纲领。这一纲领虽在1881年提出，但整个洋务运动过程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的。
李鸿章了解西方，看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有了深切的危机感。中国不再是“天朝上国”，西方各国也不是“蛮夷小邦”，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1865年，他就发出“外国猖獗”、“千古变局”的感叹。1874年他在奏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抅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古变局”的认识，正是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根据。
中国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不能再昏睡于“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迷梦中，必须对外“和戎”，对内“变法”，建立“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他认为办洋务就是建奇业的必经之路。在当时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阶级中有这种认识

的人凤毛麟角。
“外须和戎”，是在中国落后，西方船坚炮利，双方国力悬殊的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李鸿章认为“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彼族持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我们用“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因而只有采取“羁縻”之策，“外敦和好”，争取一个“中外相安”的局势，在和平的国际环镜中实行“变法”，“借法自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以达到“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但他在与洋人交际中，过多的妥协，过分的求和，以致造成丧失不应丧失的民族利益。这也是他遭谤挨骂的原因之一。
“内须变法”，就是国内实行变革，向西方学习，借法自强。李鸿章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发出“穷则变，变则通”的呼喊，希望朝廷“皇然变计”。此后在不同场合都提出“能自强必先变法”的主张。他认为，“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持，而和亦不可久也。”中国已经危机重重，若不随时势而变迁，“事事必拘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把变法和自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向朝廷进言，“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他主张进行科举用人制度的变革，猛烈抨击了以试帖小楷取人的八股取士之制。主张进行官僚制度的变革，“变法必先易官制”，把“易官制”放在变法的首位，表明他抓住了变法的核心。当时就有人叹息：“李相之欲变法自强，持之数十年，大声疾呼，无人应和。”他的变法是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无疑于缘木求鱼，必然遭遇失败的结局，这正是洋务运动最终破产的原因。
李鸿章的一生，误国、卖国之罪不可否定，但他勇于向西方学习，引领洋务运动，创办了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和第一个近代民用企业，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尊大炮，炼出中国第一炉钢水，用新法挖出了近代中国第一桶煤和金，用机器织出了第一匹布，建立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架设了最早的电报线，建立了最早的新式学堂，派遣了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
洋务运动的潮流冲开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虽然不是李鸿章的预期目的，但这些进步因素的萌发，又无不与李鸿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动紧密相联系。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第一人”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