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文化人格的精神结构

论鲁迅文化人格的精神结构摘要：依据文化人类学理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因此，价值观是形成作家文化人格的根基，作家的精神信仰则是形成其文化人格的核心要素。

进一步说，作家的文化人格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精神特征整合而成的，一是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而成的精神图式，二是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而成的精神图式。

这两个方面的精神图式又分别由血脉人伦情结、社会道德情感、宗教意识、哲学观念这四个层面的精神内蕴建构而成，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的形成也是如此。

在文化人类学视阈中探究和建构鲁迅文化人格的精神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出中西方价值观的交融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文化人类学如何在鲁迅研究中体现出中西方价值观的交融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和谐发展，杨义先生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他提出：“文学现代性如果有什么国际标准的话，就不应该是单边标准，而应该是多边标准，起码是东西方互为参照、互为方法，从而在反复的文化对话中形成一种尊重世界多样性的、互相取长补短的‘多边现代性’。

”[1]笔者认为，以文化人类学理论解析鲁迅文化人格的精神结构，可以成为在鲁迅研究方面体现中西方文化对话和价值观互补的一种有效研究视角。

一、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中的家族性伦理情结（一）鲁迅在其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形成的家族性伦理情结人的生命活动创造了文化，人不仅促进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也发展了人自身，因此，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特质，也就确立了作为其文化心理特质核心要素的文化人格。

正如文化人类学家所言：“人类的人格和心灵柔韧可塑，几乎完全是由个人的生活经历所铸成，既然这种经历发生在某种文化背景中，那么作为结果的人格大多可以从社会因素得到解释。

”[2]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家庭观念（或家族意识）是其主要内涵。

鲁迅自幼受到了封建伦理文化的严格教育，家庭观念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有很深的根基，在他幼年时家境衰败和父亲病逝的境况下，因为身为长子长孙，他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为家庭牺牲自己的生命信念，他要尽心尽力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为此，他做出了第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是“走异路，逃异地”，开辟一条能够振兴家庭以及家族的人生道路。

鲁迅遵母命而与朱安女士完婚，这使他长期陷入无爱的苦闷心理体验中，他深深体会到，自然、健康、完整的生命绝然不可缺失真正的爱情。

对于爱的思考、追求、呼唤，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他有着人世间最多的爱。

鲁迅是其所属的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家境败落后，因为很早就直面了世事真相，鲁迅逐渐形成了独立判断的理性思想境界，也就是透视社会本质和从整体上观照人生现象，他发现了自己归属的封建士大夫阶级正是“瞒”和“骗”的封建文化的维护者。

正是因为经历了家境败落，他饱受了亲属们的势力的白眼，他投入野孩子群后重新确立了自己民众立场的思想和文化归属。

他原先的封建性家族伦理情结出现了分解，向内强化了家庭情感，向外扩展为对家乡民情的关切，其中包括对家乡历史文化中爱国志士仁人的特别尊崇。

（二）鲁迅在其知识体系建构中形成的家族性伦理情结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说道：“所有文化都是习得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把这称为人的‘社会遗传’。

人们与文化一起成长，因而学会自己的文化。

”[3]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科学，这一学说在种族的生物本性和民族的文化属性两方面，共同建构了人类的血脉伦理特征。

留日时期，鲁迅开始以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国民性形成的根源，其中一种视角便是研究中华民族血脉情缘在中国国民性形成过程中巨大而恒久的影响作用。

据许广平回忆：在鲁迅藏书中就有很多是“人类学中之人种学”方面的。

他因对“各地风俗人情”极注目，所以，有关“民族学、民俗学以及风土记之流也爱浏览”。

[4]鲁迅在研究中国古籍时，从文化人类学和原始神话传说中，发现了中国民族性中“吃人”现象普遍存在的生物性根源。

鲁迅在接受中西方人伦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血脉人伦亲情的双重性，对长辈和兄弟，他履行封建伦理文化要求的“孝悌之道”，尊敬并尽心侍奉长辈，全心全意照顾兄弟；父母如何对待子女？他又以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和进化论为依据，让子女享有自由和平等，长辈还要尽心尽力关心和扶持子女。

家庭血缘关系形成的伦理情感，成为渗透到他灵魂中的凝重而牢固的情结，而这种感情形态正是封建宗法制文化的遗存物。

鲁迅的故乡绍兴正处于越文化的中心地带，而越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浙东人的文化心理是纯朴、浑厚、凝重的。

这一文化精神哺育滋养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勾践、范蠡、王充、王羲之、嵇康、黄宗羲等。

绍兴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创造了卓越的文化精神，鲁迅对他们以及他们创造的卓越文化异常敬佩。

鲁迅一生辑录了众多的古籍，据周作人回忆，鲁迅进行古籍辑录工作，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

对这一时期历史特别是会稽人著作的研究，显现出鲁迅文化心理倾向中源于血脉伦理的故乡情结，鲁迅从故乡文化中继承了奉献意识和坚韧进取精神。

二、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中的社会道德情感（一）鲁迅在其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形成的社会道德情感传统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传统影响通过文化流淌于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

周作人曾说到浙东人固守“食贫”“习苦”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性，这实际上是“以自苦味极”“而形劳天下”的“禹墨精神”陶冶出的平民文化性格的体现。

鲁迅自幼受其濡染，平民文化性格在他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

鲁迅从故乡先祖“以自苦味极”“而形劳天下”的“禹墨精神”中，感受到了仁慈、浑厚和进取的社会道德情怀。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商业化现代都市文化环境中生活时，鲁迅与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相距较远，更接近西方现代都市文明。

然而，卖稿生涯的商业化生活节奏和相对优裕的生活，并没有使鲁迅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这一时期，鲁迅在租界声光电色的畸形繁荣中，剥离其浮泛的表层，他发现国人的奴性依然严重，为此，他大力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的侠义道德精神，以振奋国人外抵侵略内抗强暴的社会正义和道德，于是，我们看到，在《非攻》中，墨子止楚伐宋彰显真侠精神，然而其行为却受到外部环境的扼杀。

（二）鲁迅在其知识体系建构中形成的社会道德情感鲁迅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读书氛围的家庭，周家门口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作为封建士绅门第的特殊地位。

1892年鲁迅12岁，就“开始入三味书屋读书。

三味书屋离鲁迅家不到半里远，‘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

”“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很快，十六岁前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以后又读了《尔雅》《周礼》和《仪礼》。

鲁迅曾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鲁迅：《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5]童年时代，鲁迅从古书中充分认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体系。

在鲁迅的一生中，他熟知的儒家文化，使其具有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积极进取意志，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道德情怀。

因为充分阅读了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封建宗法文化的伦理意识，成为鲁迅思想意识中传统文化的遗存物的主要成分，这种文化意识长时期制约了鲁迅的思想向完全的现代性和大众性方向激进，也造成了他的文化心理世界中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长期的冲突。

然而，鲁迅是他出身的封建士绅阶级的叛逆者，正因为读透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瞒”和“骗”，他愤然指出，所谓圣经贤传宣扬的正统思想，都是“瞒”和“骗”的伪善道德，于是，他全面质疑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合理性。

三、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中的宗教意识（一）鲁迅在其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形成的宗教意识早年在故乡生活时，鲁迅对故乡的种种巫术色彩的迷信风习感受颇深，他刚出生时身上就被家人加以巫术文化的符号，例如抱他到庙里记名，又拜和尚为师，穿避邪的百衲衣。

在他童年的生活经历中，他耳濡目染了家乡的许多巫鬼文化色彩的风俗民情，鲁迅欣赏故乡的巫鬼文化中的民风民俗民情的心意符号，如钱理群所说：在鲁迅作品中，我们“读懂了鲁迅所讲的鬼故事背后的人情：所要展现的，是构成鲁迅生命底蕴的童年故乡记忆和民间记忆”。

[6]鲁迅从中国民俗文化中发现，中国人如何“实用主义”地将全部生存需要，寄托于神灵庇护这种机巧而又愚昧的准宗教行为之中。

鲁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民俗后发现，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土人”，是“野蛮人”，是“野蛮民族”，这是“实在是别无办法”的事实。

通过观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鲁迅还发现，儒教的宗法伦理文化使中国人普遍具有祖先崇拜的准宗教情结，而且，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从正统观念到民俗习惯，都特别尊崇祖宗的权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民族根性，就严重地禁锢了后世子孙的自由发展。

在童年生活时期，鲁迅从家庭氛围和乡间民俗中亲身感受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1912年到1917年期间，他内心处于异常孤独、失望和痛苦时期，他便是通过读佛经和抄古碑来排遣强烈郁闷情绪的。

道教崇尚回归自然，退守到绝对朴质的原始形态，以洒脱和超然的心性逃避社会的约束，因为痛感于社会现实中奴性的中国人灵魂的极端麻木，鲁迅还意识到了道教存在的现实性，但他又反感道家文化中虚静无为的消极思想，而更多和更直接受到呈现着老庄疏狂性灵的嵇康、阮籍、刘伶、孔融等魏晋名士的影响。

（二）鲁迅在其知识体系建构中形成的宗教意识鲁迅自幼广泛阅览越地民间的“野史和杂记”，这种知识积累和思维过程生成了他的民间宗教思想，王晓初认为：“鲁迅的这种源于浙东史学传统的‘野史思维’始终是与越地底层民众世界的‘鬼’的视野相融合的。

”[7]，然而，鲁迅是不会迷信这种鬼魂存在的，但他却从民间描绘的鬼蜮世界的阴森恐怖，联想到封建道德社会的黑暗残酷，这两者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鲁迅的宗教意识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真相的，而且是他把握中国现实社会和历史内幕的一种特别途径。

从留日时期开始，鲁迅不断购置和阅读了大量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书籍，例如，1912年，以及1914年7月28日、1914年9月26日的《鲁迅日记》，都记载到，鲁迅购置了数量惊人的佛学著作，如佛学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著述》《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大安般守意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广弘明集》等。

鲁迅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是精深和独到的，五四前后那段沉默时期，他不仅用佛经教义领悟苦难深重的中国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本相，还以此排遣内心世界无涯际黑暗和空虚的苦闷。

到了左翼文艺运动时期，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既强化了他一贯的无神论观念，他还运用阶级进化观念和科学辩证法思想领会中国社会人生问题，他更多感受到了佛教的消极。

鲁迅与道家文化是有着性灵相通之处的，由于性情和人生态度的明显不同，周作人欣赏道家的清静和闲适，鲁迅欣赏道家“疏狂”的生命自由意识，他还从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身上吸取了任性超脱的个体生命自由意识，以此抗拒腐朽颓废的社会秩序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