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性阅读,走向真知的必由之路

思辨性阅读，走向真知的必由之路
2018年7月2日，中国教育报发表了我的《思辨性阅读，走向真知的必由之路》一文。

全文共计4600字。

其实，原稿有近8000字，在编辑的督促下，一再删改，虽然简练了很多，但很多地方意犹未尽。

现将原稿全文推出，供感兴趣的朋友批评指正。

思辨性阅读——走向真知的必由之路
一、回到文本
2017版语文新课标提出了“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务群，那么，什么是思辨性阅读呢？思辨性阅读是一种阅读方式。

阅读的目的与诉求不同，方式与结果自然也不一样。

有的阅读是为了消遣取乐，或者满足个人趣味，这样的阅读强调个体的兴会和悦纳，自由度大，个体差异也大，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千个观众就要一千个哈姆雷特”，主要就是针对这种阅读讲的。

思辨性阅读则不同。

它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真知，或者为了解决问题，个人的好恶与体验都要退居其次，而阅读的准确性、明晰性与合理性，就成了判断阅读效果的首要标准。

结论的对错，效果的好坏，效率的高低，都有一个客观的、公共的判断标准。

这样的阅读，要求读者的思维处在“思辨”的理性状态，自觉地进行分析与论证、权衡与判断。

思辨性阅读，正是批判性思维的用武之地。

而批判性思维，则被专家们称为“21世纪技能的核心”。

①因此，我们也可将思辨性阅读称之为批判性阅读。

中国人喜欢混沌思维，阅读也是如此。

我们喜欢笼而统之地谈阅读，将个体感受与客观认知混为一谈，将“我认为”当做“它原本”，带来了很多模棱两可与暧昧不清的纠葛。

即便是高考阅读命题，偶尔也会出现此类莫名其妙的题目，给评价和评分带来了诸多麻烦。

大家知道，个体感受与趣味很难用分数来区分，如果还要精确到0.5这样的数字，那就更荒唐了。

当然，思辨性阅读并不排斥个体的感受与个人的趣味，因此，它并不在一般意义上排斥阅读的个体差异与主观创造；但在承认“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合理性的同时，更强调追求“最哈姆雷特”②的理解。

也就是说，追求最合乎《哈姆雷特》这个“文本”的理解。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而“哈姆雷特”正是这个客观存在的、独一无二的文本所承载的。

文本是思辨性阅读的根基。

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了阐释作品的两种路径，一是直面文本，一切关于文本的断言与结论，文本是唯一的依据；另一种呢，则是通过文本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来解释作品，比如作家。

③作家是作品的生产者，用钱钟书式的幽默来表达，研究母鸡也能认识鸡蛋。

但事实上，母鸡不是鸡蛋。

种种原因，譬如环境的压力，或者自我秉性的影响，或者风格的追求，都会让作家原本的创作动机在作品中发生“变形”，因此，研究作家也并不必一定能达成关于作品的真知。

在思辨性阅读中，人们倾向于用“文本”替代“作品”这个词，这并不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

这里其实大有深意，作品是相对于作家讲的，作品是作家的子女，我的作品我做主；而文本则是相对于读者讲的，当作者将“作品”交给了公众，它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共文化产品，作家再不能指手画脚，更不能垄断对它的解释，而读者呢，也未必要对作家俯首帖耳，言听计从。

每年高考之后，总会有个别作家，一面为自己的作品进入高考沾沾自喜，一面又按捺不住内心的轻狂，指责命题人误解了作者的本意，他们的逻辑往往是，连我都没想到的问题，你是怎么读出来的？当然是你错了。

他们显然不明白“文本大于作者”的意思，他越位了，当然也就将自己的浅薄暴露在了公众面前。

再如人们熟知的“知人论世”，通过分析作家的社会环境和创作状态来推断作品的内涵；还有人曲解西方的接受美学，片面强调读者的感受与反应，以此来推断作品的意蕴，等等，这
些都属于艾布拉姆斯所说的通过“关系”来间接地解释作品。

其实，这些方法本身并没错，而且还非常有价值；只是说，这样的理解都是间接的推断，它本身不具有论证性，不能自证其明。

究竟合理不合理，还得回到文本，让文本说话。

文本是思辨性阅读的基石，这是开展思辨性阅读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

陈思和先生说对文本要有一种“信仰”，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

二、实证与分析
尊重文本，知易行难。

文本是一个事实与观念并存的世界，但事实与观念往往彼此夹杂，互相渗透。

要在文本的迷宫中不迷失方向，不丢失自我，就是挖掘文本的事实真相，厘清文本的内在逻辑，把握文本的褒贬是非。

这就需要实证与分析的功夫。

譬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秦王”。

在文中，这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常常被人忽略。

秦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如果为表象所迷惑，对他的理解就会走向脸谱化，而一个脸谱化的秦王，必然会导致我们对蔺相如的脸谱化的理解。

如果不先入为主，仅就“完璧归赵”一节看，这个秦王看起来倒有点虚弱与怯懦，至少表面如此。

你看，蔺相如在朝堂上斥责秦王倨傲轻慢，要求他按照平等原则，举行一个隆重仪式来交换和氏璧。

面对咄咄逼人的蔺相如，秦王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允诺了蔺相如的条件。

出乎意料的是，等到秦王布置好了场面，蔺相如已经派人带着和氏璧逃回了赵国。

不仅如此，还公然指责“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都不讲信用，连人家祖宗八代都骂上了。

应该说，这一轮倒是蔺相如自己不讲信用。

咱们不妨站在秦王的角度想一想，秦王该不该恼羞成怒？但秦王的反应却也只是“与群臣相视而嘻”。

最后，不仅没杀蔺相如，还好好款待了他。

蔺相如疾言厉色的痛骂和欺骗式的行径，连明朝的王世贞都看不过去了，他说：“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

”④意思是，你这样激怒人家，人家不杀你才怪！
若我们对秦昭襄王一无所知，那么，我们便可轻易的推断出“秦昭襄王外强中干”的结论。

遗憾的是，很多教科书上就是这样写的，而我们的学生呢，在惯性思维的推动下，也会轻车熟路地将完璧归赵理解成一个智勇双全的正义者对一个外强中干、理屈词穷的邪恶者的审判与胜利。

但这样的理解，并无助于确立蔺相如的伟岸形象。

如果秦王真的是如此虚弱不堪，那么蔺相如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历史上的秦昭襄王并非如此。

秦昭襄王，19岁继位，在位56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之一。

据历史记载，秦昭襄王“明而熟于计”，城府很深，有忧患意识。

他启用范雎、白起等文臣武将，采用“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对齐、楚、赵等东方大国连横离纵，各个击破，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完璧归赵”这一年，秦昭襄王42岁，在位已23年，无论是年龄看，还是从政治履历看，都已经是个成熟的君王了。

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区区一个蔺相如，而且还是政治“处女秀”，就让他节节败退、狼狈不堪？显然，这不合情理。

我们有理由推断，“外强中干”的判断还是太公式化了。

懒惰是思维的本性，而语言的抽象性恰恰给了人们偷懒的机会，很多时候，是语词掩盖了思想的苍白与肤浅。

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秦昭襄王，在被我们简称为“秦王”之后，它的内涵就迅速地稀释了——“秦昭襄王”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

历史上，秦国暴政常常作为儒家仁政的对立面被表述，“秦王”也被抽象成了残暴无耻的化身。

这样的价值判断已经成为我们的“公共知识”。

当我们面对一个个具体的秦王时，这个公共知识很可能成为妨碍我们公正理解的先见、成见或者说偏见。

每一个语词都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尤其是历史文献，看起来我们都懂，但如果不了解语词它的历史内涵，那么，我们就无法走进历史，走进真实，走向真知。

看起来侃侃谈论的是历史，其实我们谈论的，可能只是自己的想象与臆造。

我们在自己编织的空想的历史中自我沉醉，
因为我们被语言给遮蔽了，被语言被魅惑了。

语言是桥梁，是工具，这个道理人所共知；但语言又常常成为沟通与理解的障碍，成为横亘在我们与文本之间的障碍。

语言会遮蔽我们，但语言是通过我们自己来遮蔽我们的，在上述例子中，已有的历史知识妨害了我们对真相的透视。

思辨性阅读需要实证与分析的功夫。

实证与分析看起来是两个范畴，实际上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事实的认定，必须借助逻辑分析的力量；而逻辑的思辨呢，又必须建立在事实的辨析之上。

昭襄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莫名其妙的猜度，基于个人偏好的玄想，或许很有趣，也更能满足某些功利的需要，但却经不起推敲和质疑，终究靠不住。

在我看来，秦王在蔺相如面前的虚弱与狼狈只是表象，这个表象与秦国的大国地位以及秦王的雄才大略是矛盾的。

在思辨性阅读中，这个矛盾必须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秦王的虚弱意味着什么呢？是道德上的自惭形秽，是国力上的自愧不如，还是另有所图，隐忍不发？这个推断既是事实的，也是逻辑的，合理的推断正是事实与逻辑的统一。

我的推断是后者。

在我看来，以十五座城池交换赵国的和氏璧，本来就是秦王的讹诈与试探，秦王原本就没想与赵国打这一仗，战争不是原本不是他的选项。

战争是国家重器，一个有作为的君王是不会随便拿战争开玩笑的。

倘若秦王是个平庸的昏君，或者他已经下了开战的决心，一个蔺相如岂能阻挡他的步伐？更何况蔺相如还诓骗了他，等于给了他名正言顺的杀伐借口。

这样的矛盾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打量秦昭襄王——在完璧归赵这个事件中，“明而熟于计”的秦王，集贪婪、狡猾与雄心于一身，他城府很深，有政治定力，任甚至可以说，他在心理上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状态：任凭你蔺相如怎样刺激与怒斥，我自岿然不动。

这哪里还是怯懦和虚弱呢？
实证与分析，是思辨性阅读的基本功。

三、论证与反驳
无论是事实与真相的挖掘，还是对文本主旨与观念的推断，都需要对结论的反思，对理由的拷问，对理由与结论的关系的推敲，这就是论证与反驳。

人是理性动物。

转换一下，人也是需要理由的动物。

人的生存和生活，都是需要理由的，这是人的精神本能。

理由支撑着我们的为人处世，也支撑着我们的成长与发展。

理由常常由圣经贤传、格言警语、生活经验和公共知识组成。

理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以为是，且喜欢“推己及人”。

比如“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说多了听多了，它就从一个普通判断摇身一变成了“理由”，一旦遇到合宜的人物或场合，这个理由就会冒出来参与我们的推论与判断。

我在教学《促织》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促织》故事很荒谬，主人公成名的命运也很荒谬，忽而上天，忽而入地。

那么，成名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呢？好多学生破口而出“性格决定命运”，他们将成名的悲剧命运归结于其性格。

合理吗？其实，这是一个既荒唐又危险的逻辑。

成名性格上老实本分，不善言辞。

同样是当差，人家借此敲诈勒索，而他老实巴交，搞得家破人亡。

如果据此认为成名的悲剧命运是由其性格决定的，岂不是鼓动他见利忘义，不顾廉耻，不顾斯文？显然，“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判断并不适用于成名。

成名的悲剧是社会悲剧，而非性格悲剧，是邪恶而荒唐的社会让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倒了大霉，又走了大运，一切都莫名其妙，一切都不可把握。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迂讷”的人，也有权利追求正常而有尊严的生活；因“迂讷”而遭受了悲剧的命运，肯定是这个社会有问题。

理由是我们判断的根据，理由错了，结论自然也会错。

反思结论与理由的关系，也就是论证与反驳，是思辨性阅读的核心能力。

再回到蔺相如。

蔺相如是司马迁心中的传奇英雄，评价很高，说他智勇双全，公忠体国。

但基于不同的理由，人们对蔺相如还有另一些评价。

明朝王世贞对蔺相如的行事逻辑完全不能
接受。

因为担心秦国找借口打仗，赵惠文王才不得不让蔺相如去做和平使者，但蔺相如却主动进攻，屡次冒犯秦王，激化矛盾，他究竟意欲何为？王世贞质问道：“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在他看来，“完璧归赵”完全是一场撞大运式的侥幸。

王世贞的话不无道理。

其实，在出使秦国之前，蔺相如与赵王制定的策略，是先保国家安全，再考虑和氏璧。

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和氏璧与国家安全，孰轻孰重，世人皆知。

宋朝的杨时——就是那个程门立雪的好后生——他就说：面对虎狼之国的威胁，一块宝玉算什么？给他得了。

但蔺相如“乃以孤单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当车辙之势，其危如一发引千钧，岂不殆哉！”司马光也持同样的态度。

他说，和氏璧就是个有它不多没它不少的玩意儿，蔺相如竟然“以死争之，以诈取之”，差点让赵国翻船，实在不值得⑤。

南开大学教授徐江更尖锐，他说蔺相如“轻率、无理、无礼，罔顾赵国的安危，损害赵国的国格，眼中只有那块和氏璧，根本没有战略眼光。

”⑥厌恶之态，跃然纸上。

很显然，面对同样的事件，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是他们各自所秉持的理由不同。

在几位批评者看来，作为一国之使者，蔺相如应该懂得轻重缓急，应该知道进退回旋，但他却处处撩拨秦王，最糟糕的是，答应了交付和氏璧，却又把偷偷和氏璧送走了。

既然你如此看重和氏璧，当初你带它来干吗？放在赵国不是更安全吗？……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

不能不说，这些质疑和反问都击中了事情的要害。

那么，蔺相如的成功到底靠他的智勇，还是靠运气？如果靠的是运气，那么，蔺相如的智勇就值得怀疑了；如果靠的是运气，那么，“完璧归赵”就成了一个“莽夫”与一个傻瓜之间的较量了。

这样的结论可以采信吗？
思辨性阅读实在反复的质询、反驳与论证中达成的。

我们不妨对这些质疑再来一次质疑：将完璧归赵归结为偶然的运气，这样的历史解释能否让人信服？
蔺相如如此撩拨秦王，秦王为什么却没杀他？
莽撞轻狂的蔺相如，为什么竟然能不辱使命？
如果蔺相如真的如此不堪，那司马迁的历史眼光是不是存在严重问题？
……
若将蔺相如走钢丝式的政治博弈看作是一次纯粹的运气，那么所谓的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如果不是运气，那么，完璧归赵的讨论，就必须回到当事人身上，是当事人造就了这段历史。

让我们再回到文本吧。

蔺相如还是宦官门客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非凡的政治远见；在渑池会、将相和等事件中，他的政治胆识和品德得到了更加耀眼的展现。

这样一个人物，难道会偏偏在“完璧归赵”这一事件中脑子进水了？这也不符合“文本的内在一致性”原理，更有损于司马迁的智商与史识。

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对蔺相如的批判，仅仅停留在事件的表象，而未能把握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真实。

如果蔺相如不是莽夫，那么，我们只能推断，蔺相如的莽撞只是表象。

他一改唯唯诺诺、仰人鼻息的弱国姿态，以攻为守，高调宣示，以激进张扬的方式，来阻止秦国的野心，灭秦国的威风。

看起来风险很大，实际上他心中有数，进退有据，抑扬有度。

这样，问题就转化为：蔺相如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风险系数更高的策略？
论证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延伸。

我们依然可以在文本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至少可以做出两点推断。

首先，蔺相如有冒险的胆量和动机，不仅为赵国，也为了自己的功名。

我曾撰文说，蔺相如出身卑微，不甘心终生屈居宦官舍人的位置，他梦想改变自己的草根地位；作为战国士人，他与毛遂、苏秦、张仪等士子一样，对功名充满着热望，这使得他更倾向于不走寻常路，让他更敢于冒险。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秦昭襄王没有任性使气，没有丧失理智。

他认识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

在秦王看来，“秦赵之欢”显然比杀人泄愤更重要，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由这一点，我们也可看出秦王是个理智而隐忍的君王。

我相信蔺相如也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不是这样，他不是白白去送死吗？“完璧归赵”不是“莽夫”对傻瓜的侥幸胜利，而是两个高手之间的过招。

莽夫其表，智者其实。

蔺相如的胆源于他的识。

他洞悉大势，对秦赵的国力对比了如指掌；他明察秋毫，对秦王的喜怒心态洞若观火。

他判断，秦有吞赵之心，却暂无动兵之意；他清楚，纵然危机四伏，秦王也不会轻易砍他的头。

政治不是儿戏，归根到底，角逐的是国力，是利益，是国策，是时机。

蔺相如的胆其识非一般人可比，所谓艺高人胆大，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没有本钱，谁敢拿生命冒险？但有时，胆大者艺更高。

有了赴死的决心，倒反过来促成了他的大开大阖。

回到历史现场，上述这些推断都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相应的证据。

⑦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绕了一圈，结果还是确证了司马迁“智勇双全”的判断。

这说明，司马迁达成了事实与逻辑的统一。

倘若文本中存在着事实与逻辑相矛盾的地方，即便是司马迁，我们也一样有质疑和批评的权力。

在思辨性阅读中，对任何结论都要保持足够的冷静与质疑，对其所持的理由更要进行审慎的检查与反思，以期形成合乎事实与逻辑的思维链条，这个过程就是议论反复论证与反驳的过程。

四、学会判断
在日常阅读中，我们的思维常常处在杜威称之为“非思维”的状态，信马由缰，自由散漫，读罢拉倒是一种常态。

但思辨性阅读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的磨练，是为了知识的获取或者问题的解决，因此，阅读的终端，不该是杂乱无边的思绪，而应该是理性清明的判断与结论。

在思辨性阅读教学中，学生常被要求提交相应的论文或报告，就是希望他们将分析论证的过程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在全面检视自己的事实运用与逻辑推断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综合性的判断。

这个判断，就是我们所获取的知识，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案。

康德说，所有的人生实践和社会阅历，都不过是在训练自己的判断力。

思辨性阅读，能够给我们一双锐利的眼睛和一副睿智的头脑。

思辨性阅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获取真知，也能训练人的性格与习性，养成理性求真、多元开放、公正和平的精神气质。

在这个意义上，思辨性阅读训练的不仅是一种理性的思辨能力，其德育价值与意义也不可小觑。

注释：
①彭正梅、邓莉《迈向教育改革的核心：培养作为21世纪技能核心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教育发展研究》2017·24
②赖瑞云，《多元解读与文本中心》，《语文学习》2015年第10期
③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与批评传统》，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④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弇州山人四部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⑤参见杨时《蔺相如论》，《全宋文》第124册33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司马光《廉颇论》，《全宋文》第56册14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⑥《语文建设》2013年8期
⑦可参加拙文《蔺相如：一个汲汲于功名的战国士子》，《语文学习》2015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