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叙事学角度解析《变形记》

从空间叙事学角度解析《变形记》作者：张若朴来源：《语文建设·上半月》2020年第01期《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由人变成大甲虫的荒诞开头，让不少读者印象深刻，也使小说的多种版本都以一只大甲虫从床上惊醒的画面作为封面或插图。

实际上，在最初设计《变形记》封面时，卡夫卡惊恐地致信出版商说：“这个甲虫本身是不可画的，即使作为远景也不行。

”可见，化身大甲虫强调的是在某一时刻的突然的非现实感，“醒来时把自己当成虫子与醒来时把自己当成拿破仑或乔治-华盛顿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囿于大甲虫这个意象，甚至考证这个大甲虫究竟是什么种类，无疑只是把《变形记》当成昆虫学上的一个奇想而非20世纪最为异类的一部经典作品。

那么，卡夫卡本人到底想为《变形记》设计什么样的封面呢？他在信中如实写道：“或者更好的是，父母和妹妹在灯光明亮的房间里，而通向一片黑暗的旁边那个决意的门敞开着。

”于是，“门”又成为研究的重点。

然而“门”只是一个交流、阻隔的媒介。

回到初版的封面上，这些年来格里高尔所处的卧室空间因为处于“一片黑暗”，所以一直被研究者忽略，大量研究集中在“门”“窗”“锁”几个单独意象上，小说的整体空间环境没有构建起来，如戴春雷的《从“敲榨”到“敲碎”——由“敲门”细节透视卡夫卡（变形记）“吃人”主题》等。

需要注意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始终被镶嵌在自己的房间中，作者卡夫卡正是通过对格里高尔所处空间的书写，构造了清晰又隐喻重重的世界，把控着主人公命运的走向。

因此，本篇小说独特的“空间性”绝不能被遮蔽，不能仅仅强调局部的单独意象，而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分析空间。

一、从人到虫——被挤压的个人空間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一个男人的住所是他本人的延伸，描写了这个处所也就描写了他。

”《变形记》中，对于格里高尔而言，有两个空间自始至终都存在。

一个是“房屋”，作为物理空间，稳定不变，提供的是容器的作用;另一个才是格里高尔延伸出的个人空间，融合了过去及现在的一切自我元素，相对固定。

前者“房屋”可以属于任何一个租客或者买家，且在物质层面不增不灭;后者“个人空间”只忠于格里高尔一人，因为房间内家具的样式、数目、摆放位置，门、窗的开关等皆由格里高尔控制，任意调动，完全是他的自我表征，是超物质的存在。

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就可以看到房间里摊开的衣料样品、围着金色镜框的装饰画等极具个人色彩的物品，从而了解到格里高尔的旅行推销员身份和他平时做木工活儿的小爱好。

在变成甲虫的那个早晨，格里高尔卧室的门是锁住的，“他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有人将其理解为对家人的戒备。

考虑到开始格里高尔对家庭无条件的奉献，笔者认为“锁门”与其说是戒备，不如说是对个人空间的维护。

因为当格里高尔还是以人的身份存在时，“房屋”与“个人空间”完全是重合成一体的。

作为这个家庭的儿子，他自然地占有了—个房间来供自己使用，并且本能地维护对这整个空间的控制，不希望别人入侵，确保他在承担家庭重担之余有一个地方让他享受“唯一的消遣”——做木工活儿。

但当格里高尔由人变成大甲虫后，他的个人空间不仅与“房屋”分离，而且还受到了挤压，由一整个卧室压缩为一张沙发。

当格里高尔变成虫，匍匐在地板上的那一刻，原来“虽是嫌小了些”的房间立刻变得“高大空旷”起来，“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恐惧，虽然这就是他自己住了五年的房间”嘲。

这种恐惧来源于对空间的失控，“相对固定性”使个人空间绝对忠于固定个体的同时，也导致空间极易在某一刹那变形，当个体身份改变时，个人空间必将重组。

虫子无法调动房屋里的家具，无力做镜框等木工活儿，甚至因为开门困难，而将门的控制权移交给家人。

大甲虫格里高尔目前能掌控的只有相对狭小的沙发和它阴暗的底部，延伸出新的昆虫格里高尔的个人空间，于是“他自己还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毫不害臊地急急钻到沙发底下去了，他马上就感到这儿非常舒服”。

卧室还是那个卧室，但“格里高尔空间”在一个清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伴随着残忍的挤压。

我们无力对这种变化作出详细合理的解释，因为根源有且只有一个——格里高尔变成了大甲虫。

而格里高尔为什么会变成大甲虫？这唯有用“卡夫卡式的困境”才能回答，人刹那间忘记了人之为人的初衷，漫无目的地迷失在人世间，被迫与自己的本质分离。

这种荒谬感和断裂感正是在突然被压抑、变形的空间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二、从床到沙发——被篡改的活动空间在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后，房屋里又诞生了一种新的空间，即活动空间。

不同于纯粹为格里高尔所有的个人空间，活动空间不受格里高尔掌控、无法带来安全感，但这不妨碍格里高尔在其中爬动，尤其是倒挂着在墙上爬。

由于纹丝不动地保留着作为人时的房屋内景，活动空间还给予甲虫格里高尔熟悉感，使得格里高尔即使被家具阻碍，也不愿将毫无用处的桌椅搬出。

可以看出，此时格里高尔内心深处并没有完全异化成甲虫，他保持着人的记忆、思维及情感模式。

个人空间的被挤压只是困住了格里高尔，使他无法作为甲虫活下去，以昆虫形态终此一生的原因来自家庭，其中最致命性的一击就是家人对他的活动空间的篡改。

分析母亲和妹妹“大清扫”之前与之后的房屋内景，冥冥之中我们能感受到卡夫卡对格里高尔悲惨结局的某种预示。

卡夫卡对格里高尔卧室的设计显然是煞费苦心的。

在小说的开始，我们可以轻易地从房屋内景中看见格里高尔的“过去”及“现在”。

房间的中心是人起卧的床，沙发只是众多家具里的一种。

写字桌、扶手椅、五斗柜这些祖传家具除了有年代久远的特性外，还承载着格里高尔过去的记忆，尤其是写字桌——他在小学、中学包括商学院念书时，所有作业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做的。

而工具柜里的钢丝锯和装饰画的镀金镜框则寄托着格里高尔现在的个人情感，做木工活儿是他在单调乏味的推销员生涯中唯一真心喜爱并投入精力的活动。

墙壁始终是背景一样的存在，只是环绕在空间四周。

而在母亲和妹妹拖走家具后，房间内景发生了两点显著变化：一是甲虫栖居的沙发跃居于空间中心;二是一切多余的家具消失，只剩下四面墙。

传统观点认为墙作为《变形记》中突出的意象，隐喻着监牢，“是无法逾越的生存困境”。

但在小说后半部分，格里高尔将只剩下墙的房间称作是“光秃秃的洞穴”，可见墙壁始终存在于空间里，而在“大清扫”后它给人的觀感无限被放大，不是因为它囚禁了格里高尔，而是因为墙壁此时象征着一种空白。

装饰画、写字桌、工具柜等家具的被撤去并非简单的实体环境变化，卡夫卡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家具变为“时空统一体”，卧室里的家具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呈现出时间的脉络，体现着人物情感的纠葛。

整个空间不再是背景面板，它被卷入时间、情节和人物的各种体验之中。

因而，当这些“时空统一体”消失时，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造成了大量的空白，意味着格里高尔的人类身份从此剥离于主体。

母亲无意问说出了真相——这么做等于“放弃了格里高尔变成人的希望”，让格里高尔的活动空间从人的房间彻底被篡改成了虫的洞穴。

这让仍有人的意识的格里高尔如何不恐慌？他在心中呐喊，“什么都不能从他房间里搬出去，一切都得保持原状;他不能丧失这些家具对他精神状态的良好影响”，甚至不惜暴露自己、用身体掩护装饰画。

他拼命保护能证明自己人类身份的存在，却无能为力，甚至招致父亲的暴力伤害—那个嵌入背部的苹果。

从卧室到“洞穴”的变化再一次透露出卡夫卡深藏于心的焦虑，我们的社会身份及人的属性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坚固，人随时都可能异化成不被接受的怪物，被剥夺成为人的资格。

三、从生到死—被毁灭的生存空间格里高尔的房间并没有保持空白状态太久，通过小说我们知道那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杂物室，“家里人已经养成习惯，把别处放不下的东西都塞进来，这些东西现在多得很”。

表面上房间里被扔进了其他的垃圾，实际上是格里高尔与其他人的空间的一次激烈冲突。

冲突方主要有三个：父母、妹妹与三个房客。

房客作为家庭成员之外的“异质”，他们的入侵标志着格里高尔最初构想、为之奋斗的美满家庭生活梦想破灭了。

《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母亲始终依附着父亲，而有趣的是在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后，父亲和妹妹都由弱变强。

父亲本来事业失败、在家闲着，现在又重新成为家庭的顶梁柱，获得力量，能用红苹果“瞄准”“轰炸”格里高尔。

妹妹原本是个靠哥哥供养的小姑娘，后来对哥哥的卧室拥有超乎寻常的控制欲，甚至不允许母亲未经她的同意去清扫格里高尔的房间，最后坚决否认变成甲虫的“它”与格里高尔的任何联系。

这种人物关系的变化鲜明地体现在空间冲突上，而空间的冲突又是人物关系变化的有力证明。

格里高尔认命般地接受了父亲的权威压迫和心爱的妹妹的背叛，他在移动挡住路的垃圾时，没有一丝空间被入侵的愤怒，反而“从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乐趣”，包括最后的死亡，也是自己“消灭”了自己。

这一过程中，格里高尔寓居于空间的甲虫身体也发生了相应的萎缩。

开始他直立起来还有半人高，能用嘴打开卧室的门，在逃回房间时被门框卡住受伤;中途尚且能用身体遮住装饰画，保护它不被母亲和妹妹移走;而当一切尘埃落定时，女仆轻轻地用扫帚柄—拨就能将格里高尔的尸体扫到一边。

由生到死，大甲虫格里高尔的身体和空间在挤压的力量下终于毁灭了。

多年来，我们对《变形记》中时间的关注远超空间，但时间只是一维概念，将空间这个三维体纳入研究、从空间叙事学角度观照文本，方能清晰地看出空间的变动隐喻着格里高尔命运的变化。

相对固定的个人空间因人变虫而受到挤压，活动的空间由卧室被篡改成虫的洞穴，最后这一方小天地还遭到房客、家人的入侵，进而产生了激烈的空间冲突。

可以说，卡夫卡描写空间暗含着格里高尔必死的结局——当寓居的空间都不复存在，镶嵌其中的角色安能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