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视域中凌叔华

美国汉学家视域中的凌叔华
摘要在美国汉学研究领域，无论是西方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还是华人学者夏志清、周蕾、史书美、王德威等，都从不同侧面论及凌叔华及其创作，针对凌叔华的相关考察体现出由诸种视角的合力所形成的多元对话。

鉴于此，基于文本本体、中国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等层面而言，诸位美国汉学家对于凌叔华及其小说创作实绩进行了独特且深入的阐释。

关键词：美国汉学界凌叔华小说文本中西方文学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现代中国文坛曾有如下趣谈：嫁君要选梁实秋，娶妻先看凌叔华。

凌叔华，别名凌瑞棠（1900-1990），生长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后成为作家与画家，其小说与绘画在国内外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师从辜鸿铭与慈禧的御用画师缪素筠，陈源的结发之妻，徐志摩托付“八宝箱”的红颜知己，弗吉尼亚·伍尔夫外甥的中国情人，上述特殊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创作实践及相应成就，使凌叔华成为诸位文学批评家的关注焦点之一。

基于此，美国汉学界关于凌叔华的研究不仅逐渐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而且彰显出多重视域。

一文本本体视域
美国汉学领域的诸位批评家基于文学本体角度对凌叔华的数部
小说进行了深入探究。

例如，美国汉学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先河者夏志清认为，凌叔华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洞见到了历
史过渡时期中国妇女的挫折及其悲惨遭遇，其成就高于冰心。

在此基础之上，夏志清褒奖凌叔华的小说《绣枕》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首篇依靠充满戏剧性的讽刺与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

该小说讲述了待嫁闺中的女主角奉父命赶绣一对靠垫献给高官以求得姻缘，怎奈这一倾尽全部精力与希望的女红最终却惨遭践踏与丢弃的故事。

其中通过两个平行场面彰显了那个时期作品中罕见的丰富意象以及象征与讽刺笔法：第一个场面中美丽的靠垫套与闷热的天气相对照，那种热象征着女主角的劳苦；第二个场面中枕套成为女主角的象征，当她倾听着其刺绣精品受辱的经过时，感到实际上被轻蔑对待的是她自己。

此外，在夏志清看来，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中男主人公敬仁的妻子特别按中秋习俗做了一道象征夫妻团圆的“团鸭”，并强迫急于去探望生命垂危的干姐姐的丈夫食用，致使敬仁未能见到干姐姐最后一面，进而终致夫妻反目与家道中落。

基于此，夏志清认为，该小说中食而被吐的团鸭、踢碎的花瓶是当时女性之命运遭际的象征，而“在揭发旧传统的某些愚蠢观念上，《中秋晚》是可以跟鲁迅的《祝福》相媲美的”。

又如，目前美国汉学界的领军学者、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王德威承袭了夏志清有关凌叔华的某些观点，认为凌叔华以其精妙的女性心理白描见长，相对而言，当时大为走红的冰心却因其感伤滥情而未能更上一层楼。

与之相应，在其专著《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中，王德威将凌叔华视为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上“被遗忘的缪斯”之一，此种评价的依据是其小说在精致
纤巧的故事中时常透露出反讽嘲讪的机锋，从而形成了微妙的文本张力。

笔者认为，上述论断实际上是相关汉学家以文本为中心、注重内部考察的批评观使然，而相应评价的确有利于彰显凌叔华富于创见的书写风格。

二中国文学视野
鉴于凌叔华的创作在中国始终处于毁誉参半的悖论境地，美国汉学家们多将其置于其时的中国文学整体境遇中进行参照研究。

例如，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周蕾在其《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一书中，将《绣枕》与萧红的小说《手》进行了对照考察。

周蕾认为，一方面，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点明了女性牺牲的主题。

《手》中的女主人公王亚明因长期在家中染坊做工而双手被熏黑且功课较差，由此在学校饱受欺凌。

尽管她殚精竭虑地力图改变命运，但最终却只能被迫退学而重操旧业。

同样，《绣枕》中的大小姐无论怎样辛勤工作，也无论其劳动成果如何精美，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另一方面，两者的差异在于：《手》反映的是女性在社会压迫下对母亲的幻想，而《绣枕》则重在揭示人物的内在体验。

又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史书美对凌叔华较之同期女作家而言所表现出的诸种特质颇为关注，并在其专著《现代的诱惑》中通过将凌叔华与林徽因予以比照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两者的小说都体现了现代“京派”文学中的地区语境与性别协商；
另一方面，两者对传统的反抗程度与表现形式实有所异。

林徽因的反抗较为彻底，甚至经常让包括其婆母在内的旧式女子为之震惊，而凌叔华的反抗则显得既现代而又有节制，因而既表现出对父权制下写作规范的服从，又体现出对旧有体制的诸种质疑以及具有讽刺意味的模仿。

此外，史书美认为，凌叔华的小说显现出对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质疑，比如：《春天》讽喻地摹写了一位少妇正在倚窗怀人，但所怀之人却并非是其丈夫，从而展现了对闺阁价值观的有限僭越；《有福气的人》中的老妇人作为妻子与母亲都无可挑剔，但其子女的尊重实为谋求遗产的伪善之举；《无聊》中的女主人公则索性将“家”看做“枷”，认为其不过是将猪（豕）关在屋檐（宀）下而已。

在笔者看来，上述针对凌叔华数种文本的平行考察，既展现了她对“高门巨族的精魂”的突显，又体现了其创作观念与书写实践较之同期其他女作家而言的诸种独到之处。

三西方文学视野
1 西方文论与文学视角中的凌叔华
诸多美国汉学家注重运用诸种西方文学理论与具体文学文本作
为参照，挖掘凌叔华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

例如，夏志清依据新批评派的评价标准解读凌叔华的《绣枕》，认为其中绣枕的象征意义可与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的手帕相媲美。

又如，史书美通过梳理徐志摩、陈源与凌叔华都曾从事过有关曼斯菲尔德作品的翻译工作并有所交流等史实，表明曼斯菲尔德的女性写作为凌叔华的创作
提供了合法性，而后者则深受前者的创作风格的濡染。

曼斯菲尔德倡导在写作中通过最为轻巧的姿态和最为隐晦的方式将深层含义
揭示了出来，与之相应，凌叔华凭借其创作实绩同中国女性文学传统和西方女性现代主义进行着双重对话，并使二者之间的界限趋于消解与融合之势。

此外，史书美还借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曼尼（lata mani）有关亚洲妇女的女性主义的观念解读凌叔华的生活经历与创作轨迹，进而揭示了凌叔华极具异国色彩的童年成长故事与其日后的书写取向之间的关联性。

2 伍尔夫与凌叔华之间关系问题的论争
1928年，凌叔华陪同丈夫陈源赴国立武汉大学任教。

陈源担任该校外语系主任期间，曾于1935-1937年聘用了一位名为朱利安·贝尔的英籍教师。

此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中的活跃成员。

贝尔将凌叔华视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中国新成员，并与其共同翻译了她的《写信》、《疯了的诗人》与《无聊》等短篇小说。

其后贝尔在西班牙内战中不幸阵亡，对他的共同追思使素未谋面的伍尔夫与凌叔华，这两位同在个人与历史的煎熬中写作的女性作家开始通信。

此外，凌叔华曾将招贴画寄赠给伍尔夫，而后者则送给了她英文版的《兰姆随笔集》、《夏洛蒂·勃朗特传》以及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之间的信札集等礼物。

学界有关上述史实的论争从未间断，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史书美的相关阐述以及劳伦斯的回应。

一方面，史书美的《现代的诱惑》凭借华人学者的立场认为伍尔夫指导凌叔华将自己描绘成西方的他者，从而在西方的凝视中异化自己。

首先，关于凌伍之间互换礼物一事，史书美认为，来自中国的礼物并未彰显中国文学的博大传统，因为凌叔华根本就没想到用文学传统来感动伍尔夫。

与之相对，来自英国的礼物则是英国文学传统中的典范之作。

如果说，后者显得如此重要，以至于要如伍尔夫建议的那样成为凌叔华进行散文写作的范例，那么，前者充其量不过是陈列在伍尔夫书桌上的一件纪念品而已。

其次，针对凌叔华的自传《古韵》，史书美表明，伍尔夫建议凌叔华用英语写自传暴露出前者有关语言和受众的等级偏见，而当伍尔夫鼓励凌叔华写一本对其他人也有价值的作品之时，这种微妙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也就暴露无疑了，因为其中间接地暗示了只有用英文写作的作品才具有最大的价值。

由此，从这一建议来看，无论是评价凌叔华的英文“非常好”，还是许诺替凌叔华编辑或修正英文将是一大快事，伍尔夫都毫无疑问地摆出了某种屈尊的姿态。

此外，对伍尔夫有关《古韵》的褒奖，史书美认为，“魅力”、“不同寻常”、“新奇”以及“中国味道”这些用语，一方面表明伍尔夫对中国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伍尔夫已将此种缺乏了解的状态视为欣赏的前提。

另一方面，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劳伦斯基于西方学者的视角针对史书美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

首先，关于凌伍的通信及凌叔华的自传，劳伦斯认为，在伍尔夫与凌叔华的通信中，
并未显现出帝国主义的姿态，而是彰显了如下的联系，即两者都意识到自己在战争时期同为女性又都是作家，且在社会中居于同样的地位。

此外，针对《古韵》的撰写过程中，凌伍的数次相关沟通，劳伦斯指出，凌叔华不过是向伍尔夫征求写作方面的建议，令其折服的是伍尔夫的经历与才能，而她们之间的沟通并不存在所谓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伍尔夫如同一位谆谆教诲的老师，努力对害怕用英语写作出错的凌叔华予以指导，凌叔华使用英语书写并不意味着她必然从属于英国文化，而是令其语言天赋跨越了文化界限，进而得以与另一个国度的一位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进行沟通。

其次，针对史书美依据诸位西方后殖民批评家关于第一世界女性与亚洲女性之间存在共谋的观点对凌伍关系的解读，劳伦斯认为，凌伍关系与其他类似的关系共同挑战了莫汉蒂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有关“贱民不能说话”的立场，因为只要凌叔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在自己的文化与文学中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渠道，她就会转向其他文化和文学中去寻找。

况且，无论她采取何种形式，运用何种方法，选取何种文化通道与出版销售渠道，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充盈了自己的中国经验之泉。

再者，劳伦斯指出凌伍的创作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基于观念来看，《古韵》关注在排斥女性的教育体制中有幸接受教育的妇女们，因而与伍尔夫《自己的一间屋》中的论点形成了交相呼应之势。

其次，针对文体而言，两者的写作都游走在诗歌与散文的边缘；另外，从叙事技巧来说，凌叔华的小说《无聊》描写了女主角如璧忙着翻
译，与邻居太太聊天，而后去购物的平淡寡味的一天，以及对人生的反思，其中有关女性心理的描写与伍尔夫《达洛卫夫人》中的相关书写可谓异曲同工。

笔者认为，尽管诸位美国汉学家针对凌叔华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尚存争议，但是她作为连结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纽带，其创作的确既呈现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女性文学之间的对话，又展现了上世纪前期中英两国之间在文学与文化等层面的交流图景。

综上所述，美国汉学界对凌叔华的研究基于文本自身、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维度进行了多元考察，因而对中国学界重释凌叔华的创作成就而言，的确彰显出诸多启示意义。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汉学界的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项目编号：09czw059）、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美国华人学者视域中的20世纪中国小说”（项目编号：1154216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史书美、何恬译：《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美]帕特丽卡·劳伦斯，万江波等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
胡燕春，女，1974—，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汉学，工作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李艳梅，女，1971—，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工作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汪涛，女，1974—，江西南昌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汉学，工作单位：华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