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本文是1998年我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发表于《湘潭大学学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本科生学术论文而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恐怕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

】“多余人”一词源自19世纪俄罗斯文坛，是对当时一种文学典型的命名。

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但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

“多余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素受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窒息。

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

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多余人”形象的几个主要典型是：(1)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说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余人”，他厌恶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来到了气息清新的乡村。

他拒绝了外省地主的女儿达吉雅娜的爱情，又在决斗中枪杀了自己的挚友连理斯基。

待他像拜伦一样从各地漫游归来，在彼得堡再次同达吉雅娜邂逅相逢，反过来向达吉雅娜求爱时，此时，已成为社交界贵妇人的对方却拒绝了他。

奥涅金既愤世嫉俗，同时又远离人民，空虚无为。

(2)别尔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主人公）本来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抱负”，“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开着心扉”，但一旦进入社会，就处处碰壁，而被迫成为“多余”的人。

(3)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

“狂热好动”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

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4)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

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巴黎墓战中牺牲，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

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

(5)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主人公）是最后一个“多余人”，尤其龌龊不堪。

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

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

用作家们自己的话来说，“多余人”群像是“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中间人物。

他们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而且他们的缺点除了与他们自己思想、阶级上的局限性有关外，更多的还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整个俄国社会越来越腐败，这是其背景；而诸“多余人”形象越来越龌龊便是其表现了。

所以，作家们通过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现实的黑暗，希望改变现实，扭转时局。

无独有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

一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其社会背景与19世纪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阶级矛盾尖锐，国家暗无天日，民族日趋衰亡，人们渴望变革，以打破这种悲观的现状；二则，中国的“多余人”，也是属于中上层知识分子（包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识、个性，对现状不满，欲图振兴却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冲突；三则，在一些“多余人”角色身上未尝不存在着他们作者自己的影子。

这与俄国文坛也是不谋而合。

不少作家声称，其小说就是他们本人的准“自传”。

作家与角色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学、人品方面的诸多优点，同时又难免有思想、阶级、时代上的局限与不足。

作家尽管在认识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质一样，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渗透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与对未来的追求、愿望。

而当他们对自己笔下人物由欣赏走向批判时，他们就跳出了自己阶级、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大多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对几个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探索，描述其痛苦与挣扎，也反映其在个人奋斗路途上的破产。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笔下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

他们是革命阵营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但其个人抗争软弱无力、一事无成。

其个人解放并不能离开社会解放单独完成。

当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传至中国以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反响。

人们开始热烈讨论爱情、婚姻等重大问题。

为此鲁迅撰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

此外他还创作了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具体、生动地回答大家：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绝对不可能！单有成功的婚姻还远远不够，只有消灭旧礼教，打破旧制度，才能达到持久的幸福。

《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在他与子君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来：子君妄图扯紧涓生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

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

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

子君回到自己家里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

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

他彷徨，探索。

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仍然迷惘。

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多余人”。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既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

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

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以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尤其第一部《家》最为光彩夺目，描写了发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觉新是作者刻画得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典型。

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

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尽管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叛逆者，却保护了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

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的地位，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

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

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

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

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它的牺牲品与殉道者；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美丽的青春”。

肖涧秋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余人”。

他是小说《二月》的主人公。

《二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

作品通过描写肖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再现了旧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

自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肖涧秋长期在外漂泊奔波达6年之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等到他实在觉得厌倦了，便来到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地方，希图过一种安静的生活。

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宁静与平和，肖涧秋很快就被卷入其矛盾斗争的漩涡当中，他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儿女分外同情，预想用个人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以改变孤苦善良者的不幸处境，结果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与愚昧冷漠的俗人诽谤、攻击和鄙视、不解。

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

最终，孤儿夭亡、文嫂自尽，给了肖涧秋深重的打击；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离芙蓉镇，一走了之。

肖涧秋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

他终于没有成为一枚齿轮，只好还原为一粒石子。

柔石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倾向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

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对肖涧秋同情过多，而对其消极成分剖析不够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没能给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新出路来。

在作者另一部作品《旧时代之死》中，柔石还塑造了另一位“多余人”朱胜瑀。

《旧时代之死》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熔炉中的青年，8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

作者“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遗恨，结构成这部小说”。

其主人公朱胜瑀原来就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抱负的青年，由于乃父去世，他家道衰落，导致失学、失业，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他也由此看穿了社会“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敷衍与苟且的轮流”的真面目，故而憎恶它，想对它发起抗争。

但是朱胜瑀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彼岸，于是深感压抑、痛苦与彷徨。

“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

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是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的泪”。

后来朱胜瑀回到自己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人生哲学。

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所以当得知未婚妻自尽后，他内疚、绝望、厌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