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17年诗歌创作语境剖析

• 1960年到1962年的诗界，开始强调重视诗歌创作的 “艺术规律”，但这一艺术的自觉和清醒，又为更 加激进的诗风所淹没。
二、源自文库的路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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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在诗歌理论和实践上，诗歌界最关 心的不是诗的“本体”问题，不是诗的语言问题— —在这方面，没有出现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被反 复阐述和强调的，是诗的社会“功能”，以及诗的 写作者的“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的规定。 • 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相 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 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还是歌，都是炸弹和 旗帜”，被经常引用。 • 合乎规格的创作主体(当时使用最为普遍的概念是 “抒情主人公”)，应该作为阶级的、人民集体的代 表出现。诗的这一性质、功能的规定，在五六十年 代，衍生出诗体的两种基本模式。
一、社会文化环境
• 当代中国诗歌的第一页，是与中国历史的新进程一道揭 开的。 • 首先对“生产”出当代中国诗歌的社会环境的认识。 1、大众心理：战时文化心理 • 虽然处于和平建设时期，但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的 “战时文化”和思维模式，并没有一下子转换过来。
• 1949年以后，具有农民色彩的思想文化，开始取 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成为新中国的“主流” 文化。 • 具体地说，“根据地”的思想意识，逐渐占据了 五四以后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 被全面贯彻到社会、文化、学术与艺术的各个领 域。 • 在当时，为理想而献身的青春热情，被引导为社 会生活的主调，它极大地影响着公众的价值取向 和审美选择；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新诗很容易获 得一种历史上少有的欢乐情绪。 • 将“工农兵”确定为历史主角的新中国，也要求 诗以“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 务，尤其是为政治服务，要求它在与“过去”告 别的同时，跟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步伐。 • 这一切预示了，当代中国新诗的基本面貌将会发 生根本的变化。
——一是强调从对写作主体的经验、情感的表达，转移到 对 “客观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的“反映”， 而出现“写实性”的诗。 诗在“传来了城市、农村、工厂、矿山、边疆、海滨各个 建设和战斗岗位上发出来的声音”，被作为诗歌创作的成 绩加以提出(袁水拍：《〈诗选1953.9—1955.12〉序 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一是直接呼应现实政治运动的要求，则产生了当代的 “政治抒情诗”。 支持这种诗体模式的，是强调感情抒 发的浪漫主义诗观。 • 在诗的路向选择上，很多诗人现身说法。 • 在1940年代后期,左翼诗歌要求诗和激荡的社会生活有更 直接联系，在情感和语言上打破“个人”的狭窄范围，成 为诗界的强大潮流。 • 解放区诗歌的影响日见扩大(主要指以民歌作为创造的基 础，表现农民社会变革的叙事诗，如《王贵与李香香》、 《赶车传》、《死不着》等)，一些原来对左翼诗歌有所 批评的重要诗人，其艺术思想趋于激进。
2、要求作家思想“转弯”：用大众的文艺形式反映 新时代的工农兵 • 吕荧：《新的课题》： “在这个新时代，文艺工作者面临着新的现实和 新的创作课题——表现人民的课题。” • 茅盾：《为工农兵》 “为工农兵。就是说：文学和艺术，要为工农兵 服务，就是说：诗歌、小说、绘画、音乐等，要 描写工农兵，以及工农兵干部，要表现他们的思 想情绪。” • 这些意见代表着政治局权威层面的“声音”，代 表着日益强大的社会舆论导向。 3、诗歌随时代而动 • 第一次文代会不单确定了新诗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更是营造了新诗创作的时代性“语境”。
• 1948年，朱自清认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为主调 的”——这不仅指诗的一种“格式”，而更是指 诗人在处理语言和现实上的立场：“‘我们’替 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 语言”(朱自清：《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 〈我们开会〉》，《文讯》(上海)第8卷第5期。)。 • 冯至在这前后，也提出“今天的诗人抛弃高贵感， 自觉到是普通人，并为普通的人说话，才成为真 正的诗歌”(冯至：《五四纪念在北大》，《观察》 1947年第12期。)。 • 不过，在40年代后期，诗的创作仍存在多种路向。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诗创造》和《中国新诗》 上发表作品的那些诗人，既表现了对“当前世界 人生的紧密把握”的强烈意向，但也坚决拒绝将 诗作为政治的宣传的工具。
• 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主流政治与主流文 学就有意识地把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党、人民联 系起来，正面树立与反面批判同时进行。 • 正面树立典型，领导讲话与文件传达；反面则从创作、 理论、队伍方面进行甄别。 • 大的文学运动：第一次文代会、对《武训传》的批判、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反右、 反右倾等。 • 针对诗歌也有特别的要求。
• 1950年，《文艺报》开辟了“新诗歌的一些问题” 的笔谈专栏(《文艺报》第1卷第12期(1950年3 月))。 • 参加笔谈的有萧三、田间、冯至、马凡驼、邹荻 帆、贾芝、林庚、彭燕郊、力扬等。 • 在此前后，该刊还发表了卞之琳、田间、艾青、 何其芳等谈诗的文章，也可以看作是笔谈的一部 分。 • 尽管大家所谈的角度不同，有的讲到“立场”， 有人主要研究诗的形式，但在观点上却表现出了 惊人的一致。 • 邹荻帆认为，“站不稳立场，把握不住方向”， 将会对诗人创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 田间认为重要的不在表现形式，而是你贴不贴近 人民；
• ——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 兵服务。 • 从50年代到70年代，新诗发展的每一步，都带有 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一系列“运动”痕迹。 • 1957年以前的诗歌创作，以经济建设与和平的题 材为主，“颂歌”的气象虽然有所初露，但作品 的格调仍然是宽松、祥和的。 • 1957年、1958年、1959年是诗歌大批判的三年， 不仅批判的对象反复变动，《诗刊》编委会成员 经常被调整，而且目标也时常变化。 ——先是号召“打退右派的猖狂进攻” ——继之是批评“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倾向” ——接着又出现了情绪浪漫而夸张的“大跃进民 歌”
第三讲
17年诗歌创作语境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 它不仅成为文化调整政策的对象，更承担了在这一调整中 歌唱与礼赞的使命。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没有如此的密切过，文学也从没 有如此得心应手地配合着政治的发展。 如果离开了对当代中国这一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的 深入考察，就不能说真正“进入”了当代文学；如果忽 略了对各种文艺运动思想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认识，很难 说能够透彻了解这一时期诗歌的主题、题材、艺术形式 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