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人三原则

成大事者必靠人才，而在使用人才之前，选人至关重要。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人才，或者说，并不是所有人才都适合于你的事业。

因此，为了使组织和团队更好地发展下去，领导者如何选到合适的人，非常关键。

曾国藩在选人用人的实践中，给后人总结出了三条非常有用的选人原则，值得每一位选人用人者参考。

这选人的三大原则分别是：选人切勿眼光过高；首选忠义血性之人；德才兼备，以德为本。

选人原则一：选人切勿眼光过高诸葛道熹：如果眼界过高，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

万物皆遵循这样的道理：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

人自然不会例外：人无完人，才无全才。

中国的上古兵书《太白阴经》对此讲得很明白：强悍刚勇的人，可以勇敢地对待大难，其个性却难以持久；温顺安分的人，可以循规蹈矩，却难以灵活变通；性情沉静的人，可以考虑长远的规划，却难以应对突发的事件；性情谨慎的人，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却难以开拓事业。

这段千古金言启示后人：如果对人才一味求全责备，“眼光过高”，难免会让你感觉“无人可用”。

曾国藩从来都不相信有所谓的“全才”。

他认为，书上所说的“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完人，只是后人的追崇之词罢了，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切勿上当。

事实上，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有所长有所短的人。

比如统领将佐规划战略上他很在行，但要让他带兵亲自参加一场战斗，他就总是会吃败仗。

因此，他对这个选人切勿“眼光过高”的原则是深有感触的。

他曾指出，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就看怎么去发现去识别。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大约上等的贤哲，只能靠天缘才能遇到。

中等人才，则可以以人力求得。

阁下眼界太高，将来恐怕没有一个能够为你所用的人才。

程子曾经对司马光说：愿相公宁愿受一百个人的欺骗，也没有使好贤之心从此而没。

阁下仔细体会一下这两句话，降低取才的标准，获取的人才也渐一天比一天多了。

诸葛道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领导要注意发挥人才的长处就行。

究竟应该怎样选拔人才呢？曾国藩认为，挑选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拘一格，评判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求苛细。

不能因为有一点朽烂的地方，就把几人合抱之粗的大木给丢弃了；不能因为仅仅撒了几网就灰心丧气，以至于错过了逮到大鱼的机会。

一个人，只要有一个特长，就可以用之了；用人者最应避免的是，由于有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

曾国藩很反对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任用人。

他曾讲过这样的例子：汉代大将军卫青在年轻时曾给人当过奴隶，后来却拜相封侯，娶了高贵的公主为妻。

因此，怎么能用平常的条条框框去束缚人才呢？世界上缺的不是人才，缺的是去搜罗的行动和发现的眼光。

人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在乎，就会被遗弃于社会的下层之中，一旦有人去发现去任用，就足以为国家之用。

曾国藩正是这样做的。

他对于人才的延揽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

象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将出身，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中杨岳斌、彭玉麟二人，是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识拔起来的。

曾国藩认为他们两个，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因而立即将他们从无名之辈中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

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确实是最佳的人选。

在建立和发展湘军水师，以及在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中，两个人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曾氏幕府中，就出身来说，上至进士，下至布衣，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而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业人才，无不毕集。

”由于曾国藩首先提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也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府幕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技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曾长期效力于曾氏幕府。

曾氏幕府人才众多，范围广泛，几乎全国人才之精华，都汇集到曾氏幕府。

再加上曾国藩知人善任，懂得激发他们的才干能力，因此，湘军和曾国藩集团想不成功都难。

原则二：首选忠义血性之人选人原则一告诉我们，选人时不能眼光过高，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但是，容忍人才的缺点，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就没有选人的标准，相反，曾国藩认为，要想成就大事，最需要的是有忠义血性的人。

有血性够忠义，是曾国藩选人的最核心的标准。

在选用人才的标准上，曾国藩曾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别太强，第四要能吃苦。

诸葛道熹：由此四者，即为当世之杰出人才。

但在考察这四个标准前，首先要考察的是，这个人是否具备“忠义血性”。

他说：“大致说来，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缺乏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

”显然，曾国藩是将忠义血性作为了选用人才的前提的。

其所强调的忠义血性，指的是一种强烈的忠诚感、道义感与责任心。

曾国藩是文人出身，带兵打仗的事情，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他所面临的处境，又是十分险恶的。

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是封建社会的末世。

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腐败，军队也失去了最起码的战斗力。

在他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

缺兵缺饷都不值得担忧，惟独让人担忧的是，举目望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之事而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之事却唯恐落后的人。

因此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来号召那些“抱道的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狂热，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挽救封建王朝、封建礼教的“事业”之中。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实际用人时，不管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对于具有书生之“血诚”者都是特别重视的。

他评价江忠源是一个“血性男子”，“死生患难，都可以依仗”；评价王錱是一个“忠勇男子”，“血性耿耿”；评价塔齐布时说“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

1860年，太平军横扫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先期自常州逃走，地方官随之逃散一空，唯有当地的反动士绅据城顽抗。

常州城破后，他们还组织团练武装，继续与太平军为敌。

曾国藩听后十分高兴，对这些士绅推崇备至，上书朝廷，保举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俊谟、华蘅芳、徐寿等六人，请求朝廷令各地督抚将他们咨遣来营，收入幕府加以“造就”，以为他日之用。

事实上，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和将领，都是因为誓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视为“血性男儿”而收为部下的。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

尽管曾国藩的“忠义血性”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它揭示了政治信仰对于人的极其重要性，因而对于人才的选拔来说，也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只有立场坚定、不为暂时的利益所动、不被任何困难吓倒，你才能成就一番大事。

诸葛道熹：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背叛主人。

在“忠义血性”的驱使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它异于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的凶悍。

《中兴将帅别传》一书中描述说，曾国藩“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然一败再败，但斗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当作战的时候都是亲自上阵”，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

这些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在战场上居然能表现得如此之凶悍，完全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都有一股所谓的“忠义血性”，作为他们为清政府卖命的终极理由。

选人原则三：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刚才提到，曾国藩在选用人才上有四个标准，第一条是“要有治民之才”。

事实上，曾国藩选才，是很重视才识的高低的。

在才识上，他也提出过四个要求：“一是要知人善任；二是要善于观察敌情；三是临阵要有胆有识；四是营务要整齐。

”这四条，指的都是才识。

而在“才”“识”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才为辅”。

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是比比皆是。

然而在德才之间，曾国藩更强调人的德行。

曾国藩所谓的“德”，含义很广泛，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都属于“德”的范畴。

按照他的总结，“德”就是在政治上要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要能心甘情愿地为之竭尽全力；在作风上要质朴实在，能吃苦耐劳；在精神上要坚韧有拔，顽强不屈。

因此，曾国藩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于纯朴中选拔人才，才可以蒸蒸日上。

”曾国藩所谓“纯朴”主要是指朴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巧语媚上，而是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

曾国藩认为，人才可以分为两大类：“官气多”型和“乡气多”型。

具体来说，“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装样子，办起事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面面俱到。

实际上却是一点生气都没有。

“乡气多”的人好逞才能，好出新样，办起事来不顾忌别人的看法，说起话来不讲求避讳。

因此往往一件事还没有办成，就先招来了一片议论。

显然，无论是“官气多”还是“乡气多”的人，都有着各自的缺点。

但曾国藩更痛恨的是有官气、不实干的官僚，而宁愿用有乡气的人。

他说：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

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

甘甜容易调味，洁白容易着色，古人所说的无本无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心眼太多，好说大话”的浮滑之辈，曾国藩是深恶痛绝的：“好轻易谈论用兵之道的人，他的阅历肯定很浅；好攻击人家短处的人，他的自我修养一定很差。

”所以他一直强调“崇尚朴实，杜绝浮华”，厌恶油嘴滑舌的夸夸其谈。

他认为“湘军的优点，全在于没有官气而有血性，如果官气增加一分，那么血性就必然要减掉一分”。

“湘军向来不喜欢用花言巧语的将领”，“凡是不经过深入的思索，就信口开河的，我从来不跟他们说长短。

”当然，到晚年时，曾国藩在选才的标准的认识上已经有了若干改变。

因为多年的经历让他发现，“有德或者有才，能有一样就已经很难了，要想两者兼全，更是没有几个。

”事实上，凡是愿意出来“做事的”，大多都好名、贪财，而不贪名利者则早就隐居起来了。

对此曾国藩曾感慨道：“勇于做事的都是有自己的欲望的啊。

”他甚至说：“在当今的乱世之中，如果对于战争的胜败不能有益的话，即使是道德再高尚者又有什么用呢？我生平里喜欢用老实人，现在回头一看，其实是药不对症。

”所以他总结道：“对有才无德的人，应当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只需要稍微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就可以了。

”诸葛道熹：用人上要注意不能过分要求。

因为优秀人才毕竟太少。

显然，这时他在“德才兼备”的标准上已有所让步。

在这个选人原则上，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德”，其实是第二条选人原则所提倡的，当然要作为首选的评判标准；但是，即使这个人没有“德”，但才堪大用，甚至才堪小用，我们也不妨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