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言文化思维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英汉语言文化思维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要理解它就应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出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给其在语义层面上的转换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其差异首先表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汉文化是一元文化，强调“社团价值论”；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个人价值至上论”。除了价值观念差异之外，英汉文化差异还与两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气候条件和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

一、地理环境引起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常常给该地区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国和英国，因为地理环境的迥异，气候条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对的异域文化。

英国是岛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其民族创造出的语言就沾上了该地理特征。像我们熟知的习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make water、all at 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其文化自然也难免受其影响。上文所说的“挥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还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黄土背朝天”等不胜枚举。

至于气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异的例子也是举不胜数。单就“东风”、“西风”之说来看，两种文化就大相径庭。雪莱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正是对春的讴歌。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中说：“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 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这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然而汉语中的“东风”却战胜了“西风”，是春风，是温暖的使者。“西风”是秋风，有萧瑟秋风之说。马致远之词作“古道、西风、瘦马”，又同是马曲的“醉乡中，东风唤醒梨花梦”，也说明了这一点，词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让异域人士费解。

二、民情风俗造成的差异

英汉民族由习俗引起的文化差异在一些与动物有关的词汇短语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英国人喜欢马，养马、骑马、赛马成为其风俗，英国文化就属于典型的的“马文化”，所以英语中有关马的说法极其丰富，诸如talk horse(吹牛)、 get on one’

s high horse（趾高气扬）、horse and horse（并驾齐驱）等等。然而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汉语囤积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的象征，“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体现的这种情结。相反在英语中却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老黄牛”翻译成英语也就成了“a willing horse”。

不光如此，英汉语言中的一些表示颜色的词汇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红色”在汉语中含有极强的褒义色彩，“大红大紫”显示的是成功和富贵、喜庆和吉祥。与此相反, “red”却常常让西方人想起流血、战争、恐怖、愤怒和危险，含有较强的贬义。

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了“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

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是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它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而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