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原因及对策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Security Police2018年9月Sept.2018第18卷第3期Vol.18No.3翻供在刑事诉讼中较为常见，在诉讼各个阶段中都可能出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先前所作的供述的否认。

从诉讼进程来说，翻供分为庭前翻供和庭审翻供。

从形式来说，翻供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惩罚，出于畏罪、侥幸心理而否认自己之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或因替人顶罪而更改之前所作的无罪、罪轻的供述；或因自身记忆混乱更改部分供述或者因遭受刑讯逼供而翻供。

作为当事人，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的供述更具直接性，只要其供述内容真实、客观，就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予以使用。

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就会影响诉讼进程。

翻供内容有真有假，据实翻供有利于推动案件办理进程，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以实现司法公正，恶意翻供则会增加司法成本。

从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本文简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翻供，相反翻供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体现，只要供述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便可以作为言辞证据来使用。

[1]翻供，并非都是犯罪嫌疑人恶意为之，有的翻供源于供述人记忆模糊。

司法机关应当理性看待翻供，这于维护司法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翻供对司法的影响（一）积极影响1.有利于还原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司法正义。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可能是据实翻供，即之前所供述的内容并不符实。

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在审查犯罪嫌疑人翻供内容的真伪时，将搜集到的案件其他证据与供述内容进行比较，进一步了解案情、补充侦查，以及时纠正侦查、审判阶段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做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2.有利于提升侦查人员素质。

在侦办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为完成工作任务、保证破案率，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能会出现刑讯逼供等违法操作。

通过对翻供的审查可以及时纠正错误，规范侦查人员的行为，培养其法治思维习惯。

侦查人员在应对恶意翻供时，通过运用案件相关的线索、证据，在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斗智斗勇过程中，可以磨炼侦查人员的思维辨析能力，有利于提升侦查人员侦查素质。

3.有利于诉讼制度的完善。

翻供的频繁出现能让相关研究人员重视“翻供”，分析翻供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从制度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原因及对策刘黎明1俞青青2（1.四川警察学院，四川泸州646099；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摘要：翻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和监督制度的缺失、刑讯逼供是普遍原因。

从唯物辩证法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司法工作人员应当理性看待翻供所带来的影响。

既看到其积极有利的一面，如维护司法公正、提升侦查人员的素质；又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如阻碍诉讼进程、损害公安机关形象。

根据翻供产生的不同原因，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如严禁刑讯逼供、转变侦查观念、提高办案质量，完善讯问监督等相关法律制度，以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犯罪嫌疑人；翻供；刑讯逼供；侦查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405（2018）03-0009-04作者简介：刘黎明（1967-），男，四川开江人，四川警察学院侦查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技术二级警监，主要研究方向为侦查学、刑事诉讼法学。

俞青青（1995-），女，四川富顺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8级警务专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8-08-04【侦查研究】层面减少翻供的发生。

（二）消极影响1.降低诉讼效率，影响诉讼进程。

翻供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推翻了之前所作供述，原先构建的证据体系被打破，需要重新收集证据来佐证，这使侦查周期延长，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诉讼效率。

2.不能对犯罪进行有力打击。

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仍然青睐口供并依靠口供来完善相关证据。

在诉讼阶段后期，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推翻了先前所作的有罪供述，原口供就失去了证明价值，无法作为断案的依据，而此时再追寻其他有力证据就可能错过最佳取证时机，因而犯罪行为人就可能逃避了法律的惩罚或惩罚过轻，不能对犯罪进行有力打击，惩罚犯罪的目的没有实现。

3.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应然具有维护公平正义、惩恶扬善的良好形象。

但翻供频繁发生，冤假错案不断发现，会让广大民众对公安机关的正义形象产生质疑，民众可能不再信任公安机关，隔阂一旦产生，公安机关就会逐渐丧失群众基础，公安工作也难于正常开展。

二、翻供的原因（一）外界因素的影响1.由刑讯逼供引发的翻供。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在审讯过程中，刑讯逼供是一种极端手段，侦查人员依法讯问的对象只是嫌疑人，而不一定是真正的作案人。

一旦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无法自愿供述，那么口供中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犯罪嫌疑人一旦脱离了被逼供、诱供的环境，可以自由进行表述时，就会推翻之前所作的不实供述。

无辜者尤为突出。

例如云南卢荣新奸杀案。

2012年9月10日，云南省某县一名村妇被人杀害，警方在犯罪现场获取的一把锄头上提取到卢荣新的DNA，这把锄头是被害人当天干农活时使用的，因此警方锁定卢荣新为犯罪作案人，并采取车轮战术进行审讯，不让他休息，不让他喝水，长达50多个小时的逼供让卢荣新签下了有罪供述的笔录。

一审判决后，卢荣新立即翻供，提出上诉。

根据审判程序，卢荣新的上诉案件被转送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警方审讯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卢荣新做过8次供述，只有一次有罪供述。

这次有罪供述的录像资料只有图像，没有声音，警方解释是设备出了故障。

此外，卢荣新被讯问的时间长达50多个小时，都是在公安局办案中心完成的而不是看守所，这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为揭露真相，检察院重新展开调查，对被害人的下身提取物重新作了鉴定，发现了新的DNA样本，经比对，该样本属于卢荣新同村男青年洪树华。

2017年1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证明卢荣新有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宣判卢荣新无罪。

2.亲友、律师的诱导。

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行为举止都会受到周围社会关系的影响，犯罪嫌疑人在供述时也会考虑惩罚后果对自己家人产生的影响。

亲友的劝说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犯罪嫌疑人坦白罪行，推动办案的进程；如果亲友劝说犯罪嫌疑人少说或者不说，则会干扰诉讼活动、阻碍案件办理进程。

另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行使辩护权，也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代为行使辩护权，维护其正当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一些职业道德不良的律师，与犯罪行为人会见时，可能会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

在职务犯罪中，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律师能为其提供帮助，这类犯罪主体面临着权利、自由、地位的丧失，有较强的求生欲望，对律师有依赖感，两者只要形成同盟关系就不易被打破。

在这种情形下，受少数无职业道德的律师影响，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保护的需要，就会推翻之前所作供述。

3.监管不当引起的翻供。

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犯罪嫌疑人也会想尽办法将惩罚降到最低，寻找机会串供、翻供。

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并没有与外界完全隔绝，亲友或律师可以为其提供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在共同犯罪中，若监管力度不足，同案犯之间可能会交流信息，串供、翻供的几率大大增加；加之在押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交流”，更会促使他们推翻以前的供述。

（二）犯罪嫌疑人的自身因素1.受畏罪、侥幸心理支配而翻供。

畏罪心理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害怕罪行暴露后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产生的逃避心理。

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大多有较强的恐惧心理，加上并不了解公安机关对案件的掌握情况，在“坦白从宽”的感召之下，一般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但当他冷静下来之后，出于对法律制裁的畏惧，就会对之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感到后悔，因而翻供，以期待逃避惩罚。

此外，心理学研究表明，侥幸心理是人的本能意识，一些存在投机心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与侦查人员周旋中，如果得知关键证据并没有被发现，或者缺少人证，证据链并不完整，于是就翻供。

有些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有靠山，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利或他人的庇护来逃避惩罚。

总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所以翻供，从心理学角度看，畏罪、侥幸心理是重要因素。

2.替人顶罪而翻供。

替人顶罪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自愿顶罪，在共同犯罪中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形，整个犯罪过程、犯罪时间、犯罪地点、被害人情况等彼此都很清楚，有些犯罪嫌疑人出于“情义”而包庇他人；有的买“顶包”，自愿承担全部罪行。

但当他们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或彼此之间有利益冲突后，就会后悔之前的包庇行为，选择翻供。

二是被迫顶罪，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通过“抓把柄”“扣人质”等方式胁迫对方为自己顶罪。

当顶罪的一方脱离了被胁迫的环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不再有所顾忌时，就会选择翻供。

3.因记忆或认知错误而翻供。

初次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可能是惊慌恐惧的，在对事物的认知上可能存在偏差，不能一次完整交代犯罪过程，随着对事件的深入了解，他们可能会发现之前所作供述中有因为自己的认知错误而出现的不实供述，于是会推翻之前的全部或部分供述。

（三）法律规定的瑕疵犯罪嫌疑人除了因受到外界、自身因素的影响而翻供，也有法律规定的模糊性让其有机会钻法律漏洞。

我国刑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自首、坦白情节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这是法定情节。

但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坦白后，如何从轻减轻、从轻减轻多少，这种不明确性让犯罪嫌疑人无法从中看到如实供述能带给自己什么利益，对如实供述会有抵触情绪。

同时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翻供是否会受到处罚，以什么方式处罚，是否会视为加重情节。

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会根据案情、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程度等方面，行使自由裁量权，对恶意翻供的情形加重处罚，但法律规定上的缺失会让犯罪嫌疑人存有侥幸心理。

在庭审判决之前，趋利避害的心理会让犯罪嫌疑人寻找机会翻供,以帮助自己逃避处罚。

三、翻供的应对措施（一）严禁刑讯逼供，确立沉默权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都有一定的任务量，破案率是其中一个指标。

若上级要求的破案率过高，就会增加办案民警的工作压力。

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民警为追求破案率，完成工作目标，往往会忽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刑讯逼供随之而生。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禁止刑讯逼供，我国也不例外。

但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仍然存在于刑事司法实践中。

刑讯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讯问手段，实际上是对嫌疑人人格尊严的侵害，通过对人的身体施加摧残，对人的精神予以折磨，使人痛苦不堪、心理防线崩溃，无法做出正确、理智的判断，为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得到解脱，只能根据侦查人员的引导来供述，侦查人员以此获得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