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原因及对策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ublic Security Police

2018年9月Sept.2018第18卷第3期

Vol.18No.3

翻供在刑事诉讼中较为常见，在诉讼各个阶段中都可能出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先前所作的供述的否认。从诉讼进程来说，翻供分为庭前翻供和庭审翻供。从形式来说，翻供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惩罚，出于畏罪、侥幸心理而否认自己之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或因替人顶罪而更改之前所作的无罪、罪轻的供述；或因自身记忆混乱更改部分供述或者因遭受刑讯逼供而翻供。作为当事人，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的供述更具直接性，只要其供述内容真实、客观，就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予以使用。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就会影响诉讼进程。翻供内容有真有假，据实翻供有利于推动案件办理进程，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以实现司法公正，恶意翻供则会增加司法成本。从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本文简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翻供，相反翻供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体现，只要供述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便可以作为言辞证据来

使用。[1]翻供，并非都是犯罪嫌疑人恶意为之，有的翻供

源于供述人记忆模糊。司法机关应当理性看待翻供，这于维护司法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翻供对司法的影响（一）积极影响

1.有利于还原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司法正义。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翻供可能是据实翻供，即之前所供述的内容并不符实。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在审查犯罪嫌疑人翻供内容的真伪时，将搜集到的案件其他证据与供述内容进行比较，进一步了解案情、补充侦查，以及时纠正侦查、审判阶段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做到实事求是、有错必纠。2.有利于提升侦查人员素质。在侦办案件过程中，侦查人员为完成工作任务、保证破案率，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能会出现刑讯逼供等违法操作。通过对翻供的审查可以及时纠正错误，规范侦查人员的行为，培养其法治思维习惯。侦查人员在应对恶意翻供时，通过运用案件相关的线索、证据，在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斗智斗勇过程中，可以磨炼侦查人员的思维辨析能力，有利于提升侦查人员侦查素质。

3.有利于诉讼制度的完善。翻供的频繁出现能让相关研究人员重视“翻供”，分析翻供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

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从制度

犯罪嫌疑人的翻供原因及对策

刘黎明1

俞青青2

（1.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

646099；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要：翻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原因多种多样，其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和监督

制度的缺失、刑讯逼供是普遍原因。从唯物辩证法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司法工作人员应当理性看待翻供所带来的影响。既看到其积极有利的一面，如维护司法公正、提升侦查人员的素质；又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如阻碍诉讼进程、损害公安机关形象。根据翻供产生的不同原因，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如严禁刑讯逼供、转变侦查观念、提高办案质量，完善讯问监督等相关法律制度，以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犯罪嫌疑人；翻供；刑讯逼供；侦查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405（2018）03-0009-04

作者简介：刘黎明（1967-），男，四川开江人，四川警察学院侦查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专业技术二级警监，主要研究方向为侦查

学、刑事诉讼法学。

俞青青（1995-），女，四川富顺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8级警务专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8-08-04

【侦查研究】

层面减少翻供的发生。

（二）消极影响

1.降低诉讼效率，影响诉讼进程。翻供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推翻了之前所作供述，原先构建的证据体系被打破，需要重新收集证据来佐证，这使侦查周期延长，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诉讼效率。

2.不能对犯罪进行有力打击。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仍然青睐口供并依靠口供来完善相关证据。在诉讼阶段后期，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推翻了先前所作的有罪供述，原口供就失去了证明价值，无法作为断案的依据，而此时再追寻其他有力证据就可能错过最佳取证时机，因而犯罪行为人就可能逃避了法律的惩罚或惩罚过轻，不能对犯罪进行有力打击，惩罚犯罪的目的没有实现。

3.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应然具有维护公平正义、惩恶扬善的良好形象。但翻供频繁发生，冤假错案不断发现，会让广大民众对公安机关的正义形象产生质疑，民众可能不再信任公安机关，隔阂一旦产生，公安机关就会逐渐丧失群众基础，公安工作也难于正常开展。

二、翻供的原因

（一）外界因素的影响

1.由刑讯逼供引发的翻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在审讯过程中，刑讯逼供是一种极端手段，侦查人员依法讯问的对象只是嫌疑人，而不一定是真正的作案人。一旦嫌疑人遭受刑讯逼供，无法自愿供述，那么口供中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犯罪嫌疑人一旦脱离了被逼供、诱供的环境，可以自由进行表述时，就会推翻之前所作的不实供述。无辜者尤为突出。例如云南卢荣新奸杀案。2012年9月10日，云南省某县一名村妇被人杀害，警方在犯罪现场获取的一把锄头上提取到卢荣新的DNA，这把锄头是被害人当天干农活时使用的，因此警方锁定卢荣新为犯罪作案人，并采取车轮战术进行审讯，不让他休息，不让他喝水，长达50多个小时的逼供让卢荣新签下了有罪供述的笔录。一审判决后，卢荣新立即翻供，提出上诉。根据审判程序，卢荣新的上诉案件被转送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警方审讯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卢荣新做过8次供述，只有一次有罪供述。这次有罪供述的录像资料只有图像，没有声音，警方解释是设备出了故障。此外，卢荣新被讯问的时间长达50多个小时，都是在公安局办案中心完成的而不是看守所，这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揭露真相，检察院重新展开调查，对被害人的下身

提取物重新作了鉴定，发现了新的DNA样本，经比对，该样本属于卢荣新同村男青年洪树华。2017年1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证明卢荣新有罪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撤销原判，宣判卢荣新无罪。

2.亲友、律师的诱导。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行为举止都会受到周围社会关系的影响，犯罪嫌疑人在供述时也会考虑惩罚后果对自己家人产生的影响。亲友的劝说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犯罪嫌疑人坦白罪行，推动办案的进程；如果亲友劝说犯罪嫌疑人少说或者不说，则会干扰诉讼活动、阻碍案件办理进程。另一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行使辩护权，也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代为行使辩护权，维护其正当权利。《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一些职业道德不良的律师，与犯罪行为人会见时，可能会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在职务犯罪中，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律师能为其提供帮助，这类犯罪主体面临着权利、自由、地位的丧失，有较强的求生欲望，对律师有依赖感，两者只要形成同盟关系就不易被打破。在这种情形下，受少数无职业道德的律师影响，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保护的需要，就会推翻之前所作供述。

3.监管不当引起的翻供。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犯罪嫌疑人也会想尽办法将惩罚降到最低，寻找机会串供、翻供。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并没有与外界完全隔绝，亲友或律师可以为其提供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在共同犯罪中，若监管力度不足，同案犯之间可能会交流信息，串供、翻供的几率大大增加；加之在押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交流”，更会促使他们推翻以前的供述。

（二）犯罪嫌疑人的自身因素

1.受畏罪、侥幸心理支配而翻供。畏罪心理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害怕罪行暴露后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产生的逃避心理。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大多有较强的恐惧心理，加上并不了解公安机关对案件的掌握情况，在“坦白从宽”的感召之下，一般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当他冷静下来之后，出于对法律制裁的畏惧，就会对之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感到后悔，因而翻供，以期待逃避惩罚。此外，心理学研究表明，侥幸心理是人的本能意识，一些存在投机心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与侦查人员周旋中，如果得知关键证据并没有被发现，或者缺少人证，证据链并不完整，于是就翻供。有些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有靠山，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利或他人的庇护来逃避惩罚。总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所以翻供，从心理学角度看，畏罪、侥幸心理是重要因素。

2.替人顶罪而翻供。替人顶罪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