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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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先生
——蔡元培人物评述他来自于封建王朝,却是民主革命的开拓者。
他出身于科举制度,却成为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在40多年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理念,把一所“官僚养习所”塑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而继承他理想道德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走向现代书写了开篇,他就是被毛主席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
一、当年古垒依然在,日光岩下忆英雄
晚清,既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既是风雨飘摇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跟蔡先生同时代的那些人,只要提起他,无不为先生的高洁伟大人格所感染,为先生兼容并包思想所动容,为先生为国家教育事业贡献所钦佩。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梁漱溟也深有感慨:“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
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
林语堂说他“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
冯友兰说他:“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
连国外著名学者杜威来中国访学时,见到北大欣欣向荣发展盛况时都曾发表感想:“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
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
古文有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说,芸芸众生这一世若是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便算功德圆满,而蔡先生在这三方面均有所为,则可称之为“完人”。
总结先生的一生,他在新教育、新文化领域内的功德最为突出:无数人才的培养,诸多学术改革措施的落实,学术自由风气的开通,科学研究基础的奠定……
那么,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又是如何创立卓著的学界巨功?就让我们跟着他生命的轨迹,且行且分析。
二、天降大任与是人,苦其心志劳筋骨
童年是一个充满奇幻又快乐的时代,尤其在蔡元培的家乡——浙江绍兴。
这里素以人文荟萃,国学隆盛著称,自古至今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足迹,真可谓俯拾即是,斑斑可考。
蔡元培生于这样一个人文气息浓郁的地方,六岁便入塾破蒙读书,所学无非《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之类,当时的他也和其他孩子一样,整天摇头晃脑,恨透了这枯燥无味的学习内容。
尽管如此,他的生活还算安定舒适,父亲是钱庄经理,为人宽厚,深为人颂。
母亲则是一个典型的相夫教子,贤良淑德的女子,这样的家庭不能不为人所羡慕。
但自在蔡元培11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从此寡妇携弱子,生活渐进窘迫,母亲又是一个极具个性的人,从不愿接受亲戚友人的资助,靠典当首饰衣物,克勤克俭度日。
即便如此,他对孩子的教育业从未放弃。
蔡元培也不负寡母所望,他师从王子庄,又幸得六叔教导,幼年时就有“炉壁借光,脚伸酒坛”的佳话。
在十年私塾,四年铸学斋,两年塾师生涯后,蔡元培奠定其一生的国学基础,终于在23岁那年,以一篇“怪八股”脱颖而出,考中举人。
后来,又在殿试中凭借其博学强记荣升进士,升格为翰林院编修,登上了科举仕途的顶点。
我常以为有些人之所以成为了“伟大的人”,有时候也绝非他的天资真的过人,而是自幼就懂得立志,发愤图强,将一件简单的事做到纯粹,他就离成功不远了。
三、儒生都无做官意,此后唯有读书声
就在清王朝的最高学府任职的这几年,他依旧发愤求进,阅读了大量宣传改良思想、近代科学以及世界历史与现状的书籍,为他打开了瞭望资本主义文明的窗户。
正在这时,中国发先的两件事给蔡元培的思想发展了催化剂,一是中日甲午之战,堂堂以老大自居的中国被日本给击败了。
二是,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变法的失败。
这样的冲击使蔡元培意识到列强宰割中国的步伐加紧了,也说明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认定要救中国,必须培育一大批新兴人才不可。
就在这国运垂危,前途茫茫之时,他扔下“满腹文章何所用?秋风起兮不如归!”的诗句,断然挂冠南下,回到家乡办了第一个新式学校——绍兴
中西学堂,担任校长,至此一生与教育结下良缘。
与此同时,清政府迫于社会各层的压力宣布举办所谓的“新政”。
盛怀宣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创办“南洋公学”去培养一批懂得洋务经济的人才。
蔡元培经人接受,受聘为南洋公学总教习。
在他到职后,让学生接触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立即有一股民主思想席卷这里。
这必然招惹顽固派的不满,终于在“墨水瓶风波”中,学生申请全体退学,也便有了此后的爱国学社。
但是,封建顽固势力在中国毕竟根深蒂固,最终在轰轰烈烈的“苏报案”中停办,蔡元培本人也在不惑之年留学海外。
不管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任何一个被民族公认为英雄的人总少不了对国家大局整体把观的慧眼。
蔡元培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并不是畏缩而不敢前进,而是他超前的理念时刻坚定他的信仰——不培养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任何变法终将破产。
在国家危难时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抛却安逸的生活,走向了教育的舞台。
四、兴利除弊寻改革,兼容并包兴北大
到底是个博学多识、学贯中西的人才,在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的时刻,蔡元培奉命于危难之间,担任了北京大学的校长。
那时的北大,还是一所“官僚养习所”,学生都把学习当做“升官发财之阶梯”,上课时都要仆人去请,对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不屑一顾,反倒对孤陋寡闻但有官师敬重的很。
蔡先生一上任就锐意改变这种不良习气,申明其办学宗旨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
”他随后又改革领导体制,设立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又倡导教授治校的精神,开民主讨论之风气。
此外,他还扶植学生社团,但他也并不是一味的只倡导新学,而摒弃旧学,这也正印证课傅斯年的话“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在帮助《新潮》杂志创刊的同时,他也鼓励《国文》杂志的发行,这所有举动无不体现他的兼容并包之思想。
在一系列措施中,还包括改革学科,实行学分制,遵循学生的学习兴趣。
创办研究所,提倡研究,启迪新知。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度反对旧思想中的男女不平等,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在学校整顿之际,他也不忘教育救国的理念,正如他一直提倡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他在北大倡导平民教育,实行旁听生、选课生制度,形成“人人可以自由听讲的制度”。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北大课堂上的奇异场景,既有端坐于课桌上正式生,又有伫立于走廊里,窗户边的旁听生,大家都自由平等听课,没有等级差别的歧视。
蔡元培之所以强效的把北大改革成功,还得益于他广延积学,不拘一格任用了很多人才。
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
”北大正是齐聚了南来北往,国外国外一大批真才实学的学者,才有后来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这些大师中,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激进分子,又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旧思想的老学究;既有留学归来的李四光、王世杰等,又有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梁漱溟;文科有马叙伦、马寅初、沈尹默等人,理工科任命物理学家夏元瑮为理科学长,还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
哪怕在旧势力重重压力下蔡元培先生依旧坚持自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坚信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的教育救国理想。
在所有的改革发效之后,北大顿时焕然一新,时称:“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
”不仅在学术上取得如此大的成果,北大学生也在后来的五四文化运动中成为先锋力量,北大成为重要的舆论场地,为传播新思想,以力挽狂澜之势,救苦难中国于水火。
多少年过去了,先生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依旧被教育界称道,但是,我们的学术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自由了,我们的思想也狭隘到只容得下我们自己。
新课程改革以来就有著名的“钟王之争”闹的是南北皆知,我想两位都是名家,又何必非要争个谁对谁错?不管是黑方法白方法,能让学生充分发展的就是好方法!试想当时辜鸿铭和刘半农当时在北大思想迥异,也是针锋相对。
蔡先生的兼容之处就表现在这里,他把选择权交给了学生,崇新的师从刘半农,训古的就尾随辜鸿铭,北大就在这样的包容中百花齐放。
五、著书立传遗后人,精神不朽传中国
除了复兴北大之外,蔡元培还一声致力于美育,堪称“中国近代美育之父”。
认为美育是“扩充其知识,高尚其道德,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的中国社会从
蒙昧到文明的一剂良药。
同时,他还擅治伦理学、哲学、红学、民族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并著《中国伦理学史》、《石头记索隐》、《说民族学》等,还翻译了大量的国外作品,为中过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蔡元培先生的一生,是闪烁着理性人文主义光辉的一生,是追索学术自由和兼收并蓄的人生楷模和光辉典范。
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穿越百年,一直萦绕在万千学人的魂梦里,我们在缅怀这位胸襟宽广的一代伟人和学者时,不妨也要反思一下今天的高等教育。
今日的北大早就没有那时轰轰烈烈,她之所以被我们奉为高等学府大多是看在昨日的辉煌,蔡先生的雕像虽立在北大,但其思想却沉在了未名湖底。
今日的大学已不复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而渐有“升官发财之阶梯”的倒退,社会大风气像是一个无形的指挥棒,把整个大学的作用导向工作、考证、国考等实利。
今日的学生也没有那时学子慷慨的青春激情,曾记得国家危难之秋那些大学生不顾生命的挽救祖国山河,但是今天的学生很少有“为祖国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了,平时浑浑噩噩,考试时则狂背讲义,鲜有勤苦治学,专心钻研的精神。
也不知曾经听说过,民国时期代代都有英雄,而今天几代也没有一个。
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似乎真正的“人”也少了,我们只能遥望先生的背影,缅怀高呼:“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