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异辞录的史料价值黎俊祥

第9卷第1期

2012年1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an.2012Vol.9No.1

刘体智所著的《异辞录》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笔记作品。该著于民国初年刊行，为《辟园史学四种》之一，无署名，托名“辟园”。辟园为刘体仁之号，《中国丛书综录》据此认为《异辞录》为刘体仁所作。中华书局出版《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时将《异辞录》作为《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一种出版。刘笃龄据石印本和稿本予以点校。刘笃龄为刘体智之孙，据其详细考证，《辟园史学四种》当为刘体智所著，所谓辟园乃“避袁”之意，即与自己的政治态度相合，又能托兄之号以避祸。

[1]（前言）

《异辞录》的价值，刘笃龄先生在点校前言中有所涉及，对我们了解本著是极为有益的，但言之未尽。本文即在刘先生点校本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一下本著的史料价值，以便于今人对是书的认识和利用。

一、刘体智生平

刘体智（1879～1963），字晦之，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刘秉彰（1826～1905），字仲良，咸丰十年庚申恩科进士，同治元年入李鸿章淮军，同治十一年授江西布政使，光绪八年任浙江巡抚，光绪十二年任四川总督，在任8年，后因教案褫职。家居十载后逝世，死后追谥“文庄”。刘体智天资聪颖，秉承家学。《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廿三日记：“访刘世兄于庐州馆，仲良之子也，皆恂恂，小者佳。”翁氏自注云：“一行大，一行四。”[2]P 2946“行四”即刘体智。1896年体智进京娶大学士孙家鼐之女，此后十余年间常居北京。因与李鸿章、孙家鼐等清廷大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故而为作者积累了大量朝野掌故，成为体智撰写《异辞录》的重要素材。刘体智因父荫授户部郎中，任户部银行芜湖分行总办，驻芜湖。1919年中国实业银行成立，刘体智出任董事、上海分行经理，从此长年定居上海。1930年升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1935年去职。之后赋闲在家，专事文物收藏，勤于著述。1962年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次年病逝。

刘体智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收藏大家，他年轻时就与兄长刘体乾同治古籍版本及金石之学。藏甲骨28000余片，人称“罗振玉第二”。1937年，郭沫若著《殷契粹编》，选印了他所藏甲骨拓片1500余片。编有《远碧楼书目》32卷，收书有2400万部，8万余册，方志1000余种。新中国建立后，捐献给上海图书馆。著作有《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石文字》、《辟园史学四种》等。

二、史料价值与局限

《异辞录》分四卷，共363则。或记述故实，或评论人物，内容丰富、史实珍贵、评论公允。

（一）记载丰富

《异辞录》主要记载晚清时期的遗闻轶事，其中又多记人物，举凡封疆大吏、帝后枢臣、名士显宦无不涉及。所记人物包括慈禧、光绪、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刘秉彰、翁同龢、荣禄、奕劻、袁世凯、程学启、陈宝箴、胡雪岩、李慈铭等。是书以人记事，记录了晚清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洋务运动、马嘉里案、光绪初年三大案、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丁未政潮等。

举例来说，记载晚清著名商人胡光墉的有《胡光墉宜列货殖传之首》、《胡光墉办饷特旨封赏》、《胡光墉广设钱肆垄断丝茶》、《胡光墉破产》、《胡光墉遣去姬妾》、《刘秉彰清理胡光墉产业》、《追债情状》、《有僧索存款》、《商股出卖胡氏物》、《胡光墉母子相随踵末》等数则，这些材料将胡光墉盛极而衰的历程披露无遗。记录中法战争的有《张佩纶借舰》、《吴杰守镇海以终》、《刘秉彰昭雪吴杰原奏》、《薛福成描写捍海奇勋》、《都人讥词臣任军役联语》、《张之洞坐收成功》、《左宗棠彭玉麟耄昏》、《甲申都中对语》、《讥张佩纶三联》等则，涉及中法战争中的某些历史片段。记载戊戌变法的有《康有为两谒张佩纶》、《梁启超转移风气》、《康梁声名盛极而衰》、《康有为隐夺政权》、《康有为逃香港》、《李鸿章得康有为书》、《翁同龢不悦於维新異说》、《袁世凯报密》、《慈禧之苛酷》、《杨崇伊》、《谭嗣同之死》、《杨锐等得罪》、《李鸿章蔑视党案》、《张荫桓被逮前》、《伊藤去而政变毕》等则。这些丰富的记载是我们研究晚清史的重要参考，也多为学者所利用。

（二）史实珍贵

刘体智写作《异辞录》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种，一为自身亲历亲闻，一为作者之父日记及函牍。1896年刘体智进京与孙家鼐之女联姻之时，应李鸿章之邀，入李鸿章家塾，从毕德格学习英语。据刘笃龄介绍，作者“遂与李氏父子叔侄、门生故吏，朝夕谈燕，不拘形迹。廷臣徐桐、瞿鸿禨，亦于作者为父执姻长。作者婚后，馆于孙氏。板荡多事，孙李徐瞿诸人商讨大计，时或命作者传递口讯，往来奔走。是故作者虽仅五品微员，特于同光以后清廷若干举措，颇有所闻。作者之父，亲历戎行，

略论《异辞录》的史料价值

黎俊祥

（池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安徽池州247000）

摘

要：刘体智著《异辞录》是晚清史料笔记中较有价值的一部，作者独特的出身和经历为其写作提供了条件。

《异辞录》在提供史料方面的独特价值包括记载丰富、史实珍贵、评论公允。

关键词：刘体智；《异辞录》；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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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太平军、捻军。以后作者旅居京华，目击大事踵至。此书所记，按《四种》自序云：‘记今事悉取诸先公日记，类皆当日耳目所及，中朝士大夫所道。’并及所藏函牍等，闻见较切，或可补正史缺漏，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1]（前言）作者特殊的人生经历为作者写作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史料来源，也成就了本著独特的史料价值。故而，是著所记不少内容均可补正史之不足或纠正史之偏谬。

如关于作者之父刘秉彰，作者在《清史稿刘秉彰传失实》一则中就指出《清史稿·刘秉彰传》中有谬误或处理不当之处。一为：

德祥弹章两上，一由湖北巡抚谭继洵查复，上以“措施失当，任用非人，致招物议”，谕令吏部议处分。及部议落职，上以“宣力有年，平日办事尚属认真，特从宽典”，明见谕旨。国史立传，定兴为总裁，改云：“部议留任，上谕加重”，可谓奇谈。[1]P121二为：

《清史稿》列《文庄传》于丁文诚之后，以《吴武壮传》与诸淮将合为二卷，并不知武壮为文庄旧部，继为统军，故后文庄曾为请建祠，有案可稽者。[1]P122

又如文廷式在《知过轩随笔》中记载清政府招降黄金满之事曰：

“陈士杰办理黄金满一事，初则扬厉铺张，欲为事平保举之地。其地迁延不获，两奉严旨，俱无所出，乃以重贿得调山东。刘秉璋接其任，又不能获，乃执强以一抚了结。侍读盛昱劾其将为杨嗣昌。严旨督责，刘乃奏复，愿以身保其不反。迨九年冬，彭玉麟调赴广东。余观其人，乃一极庸猥之子耳。乃费一尚书巡抚竭力经营，而不能诛之，可笑也。”[3]P25-26

文廷式以局外人妄议招降之事，将招降之事讥为“可笑”，颇为不公。刘体智在卷二有《刘秉彰招降黄金满》一则，颇可见当时内幕。首先，作者说明了招降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一，“台匪黄金满，逸盗也。盗既逸出，天涯地角、海澨山陬，无不可以容身，虽欲缉获，无克期必得之理。”所以，抓捕黄金满会是个很艰难的过程。第二，“当时大乱初平，人心未静，不逞之徒辄假之为标帜，江浙两省每遇盗贼之案，均用影射”，说明黄金满所为之案多有冒名顶替的，黄非必杀之人。第三，刘秉彰“令梦兰入其穴招之来降，问以近日江浙两省事，均茫然不知所以。春荣引之入见，乃一委琐不堪之贼也。”可见黄金满并非有野心之人，招降是可行的。作者又详细记述了刘秉彰招降黄金满的过程，实际上指出了所谓的“彭刚直招降之功也”应为刘秉彰之功。作为刘秉彰之子及阅过刘秉彰日记、函牍之人，刘体智的记载是值得采信的。[1]P89-90

另中法战争浙江镇海招宝山炮台守将吴杰在镇海保卫战中功勋最著，却受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中伤，被闽浙总督卞宝第参革。后薛福成抗疏力争，刘秉彰复上奏为吴杰鸣冤。但《清史稿》在德宗本纪中却记载：“二月甲戌，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败法人于镇海口”[4]P279，实为大谬，刘体智对这一节有详细记述并摘引其父昭雪吴杰原奏折片[1]P96-99以为说明。

清末重臣奕劻的贪腐，晚清笔记中多有记载，《异辞录》中一则披露了奕劻用度来自于练兵处兵饷：“新军扩张至六镇，隶于练兵处，庆邸领之，一切贿赂之妙用悉具于此。六镇每月皆有截旷之饷，不下三四万，项城悉辇以献庆邸。”此后铁良、凤山为政时亦效袁世凯所为。故刘体智评论说“庆邸初无成见，始终为一利字而已”[1]P196，是恰当的。

袁世凯于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罢免，时论多认为是载沣为其兄复仇，《异辞录》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项城以戊戌之变，得罪先帝，惧祸之及，倡为立宪说，尊民权，重民意，俾无故不能诛大臣。杨杏城侍郎为之计曰：‘立宪官制各有责任，不能兼差，公为光杆总督，是未受立宪之益，而先受其损矣。’‘光杆’者，俗语他无依附之谓也。项城不听。既绌于官制之会，知其策不行，乃献交邻之策，阴以树外援。当是时，唐少川侍郎主交美，梁崧生侍郎主交德。唐侍郎聘于美，议加两国使臣之级为大使，不得要领而归。日本人忌之，有行反间于摄政王之左右者，曰：‘日本之至中国也，在三日之内；美之援中国也，在二十日以外。夫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谋臣失策，为不忠。’度支部尚书泽公，以武进盛侍郎为谋臣，袁、盛之仇固结不解，泽公亦不悦于项城所为，谗之曰：‘岁费益巨万，仅得大使之虚名，岂计之上者。’项城乃被逐于外。而远交之策不行。”[1]P218-219

这段文字首先提出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时期大力倡导君主立宪政体的原因是因为立宪政体“无故不能诛大臣”，是为了防止光绪亲政后可能面临的来自于光绪的报复，这一说有其合理性。而袁世凯被黜乃是因为其“交邻”之策，触忌于日本，并为盛宣怀、载泽所中伤，此说尚不见于其它记载，可备一说，亦从中可见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

此著中的许多记载颇能揭幽探秘，不再赘述。

（三）评论较为公允

是书记载人物、事件较为客观，执论比较公允。

本著关于李鸿章的记载有多处，涉及李鸿章一生的若干重大事件。作者之父刘秉彰曾为李鸿章部属，作者亦曾馆于李氏家塾，两家有世交之谊，但作者在记述李鸿章时毫不为之隐讳，能据实秉笔直书。如作者在卷一中还指出李鸿章虚报战功，奏疏中的文字有“铺张之处”。[1]P23记载甲午之战，作者指出战前李鸿章“过于自满”，奏疏中张大其辞“启上骄志”，李对敌我态势“未能尽知”，对朝廷主战意图未能抗争到底。[1]P124-125作者在记载甲午战败时又明确指出中国“然与彼时日本之军事、外交相较，亦百步五十步之间耳”，而中国之所以战败、割地求和全在于“中国之昏暗”，乃“上下离心离德，自取覆败”。[1]P137-138这些议论是中肯的。

又如肃顺、载垣等当辛酉政变之后被称为“三奸”，既被屠戮，名誉复遭诋毁。但刘体智虽在文中称其为“三奸”，仍旧指出“文宗用人，惟贤是尚，不分满汉，皆肃顺匡辅之功。秋狩热河，以军符予曾文正，实开中兴之业。不幸帝乃殂落，三奸夷灭，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1]P82，充分肯定了肃顺“匡辅之功”。

同样，作者以遗老自居，但对慈禧之苛酷也不讳言：

戊戌政变，追忆二妃之过，以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且与妃兄志锐为友，亦遭波及而加逮治，已近于苛。庚子西狩，崔监竟致珍妃于死地，尤嫌其酷。[1]P168

李慈铭为同光时期名士，其《越缦堂日记》尤为一时所重，但刘体智评点《日记》，指出其多种不足。如作者认为：“莼客记所读之书全无宗旨，嫌其太杂。经史子集，无一不有，读之未毕，随手札记，难免首尾不贯。”“丛书目录抄写多种，连篇累牍，视为珍秘。其至《缙绅录》亦删节记入，无复著书之体。”“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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