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前后陈独秀农民观新探

大革命前后陈独秀农民观新探
摘要：陈独秀“轻视农民，忽视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作用；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拒绝刊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数十年来各种党史著作和学者论证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有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论据。

本文以陈独秀在大革命前后关于农民问题的有关论述为依据，结合时代背景，对陈独秀农民问题思想加以梳理，力图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以大革命前后为中心对陈独秀农民问题的认识展开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化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也有利于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发展。

关键词：大革命；陈独秀；农民观；毛泽东；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2-0035-04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09jk048）；陕西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晚年陈独秀民主思想嬗变及当代价值研究”（bj09-04）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陕西科技大学青年学术骨干计划支持（xsg2010018）。

作者简介：贾钢涛（1975-），男，湖北襄樊人，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青年骨干访问学者，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党建；李长真（1961-），男，河南平顶山人，陕西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统文
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在近现代中国，农民问题是无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绕不开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成立不久就十分关注的革命任务。

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彭湃、毛泽东等人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众所周知，陈独秀在党内对农民问题有“先见之明”，并认识到农民乃是国民革命“一种伟大的潜势力”。

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蓬勃开展，这已为历史所证实。

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存在对陈独秀农民观的三个误读：一是认定陈独秀否认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二是认为陈独秀打压农民运动，给农民运动泼冷水；三是坚称陈独秀拒绝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上述三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背叛了革命、走向右倾投降主义。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陈独秀轻视农民的伟大作用了吗？
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代表主导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被罢免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

随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或默许下，党内一些领导人开始连篇累牍地撰文批判陈独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论开始出现。

瞿秋白、蔡和森等人也参加到批判陈独秀的队伍中，尤其是蔡和森从苏联回到国内，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先后在公开报刊上发表多篇讨伐陈独秀的檄文。

蔡和森指出，“在他的革命势力的计算中始终没有农民，因为他看定了三个原因，农民难以加入革命。

”[1]
秀从来就轻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反对农民运动”这一罪名就与陈独秀如影随形，笃定是无可置疑的结论了。

事实究竟如何呢？
首先来看传统党史、中国近现代史论著对陈独秀轻视农民运动的论据。

论者主要依据陈独秀在1923年写的《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提出的：“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这几句话，粗看起来，不联系上下文，不难得出陈独秀认为“农民不易参加革命”这样的结论。

实际上，陈独秀这里只是客观论述农民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目的是为下面的论述展开铺陈。

紧接着，他详尽地论证农民有参加革命之可能，“外货入侵、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2]
一样，上篇在于提出问题，下篇着重解决问题，两者不可分离。

陈独秀的这段话，读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重心在后半段，人为地“腰斩”这段话，去掉陈独秀所要表达的核心要义，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陈独秀在北伐战争中的态度。

北伐伊始，农民运动的巨大声势给陈独秀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同时也给他思想上带来深刻的启发。

他在谈到北方革命军前途时说，北方革命军要想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先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以巩固其在陕、甘的政权”。

[3]
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1926年6月，陈独秀在他所起草的《中国
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已经“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了。

……并且在实际政治上现已发生很大的作用（如广东国民政府之胜利，河南国民二军之失败），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他接着强调，“照这种趋势看去，我们可以说，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上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

”
[4]207
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

现刻有工作者已有四十余县。

在此次战争中，农民实际参加战争极为猛烈，故农民在政治上已自然取得一种地位。

”[4]357
这一认识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

陈独秀对农民地位和农民运动重要性的认识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
产物，而是长期理论思考的结果。

不可否认，在青年时期，陈独秀曾经对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的农民运动持鄙夷的态度。

1918年他所写的《克林德碑》，通篇只有一个中心意思：义和团是中国传统的神权迷信的产物，“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5]作者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一览无遗，一度得到胡适的高度赞赏。

但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后，陈独秀对农民尤其是农民战争的认识有了一个重大转变。

如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不要漠视农民；对农村阶级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将地主从农民中划分出来；并且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些思路等等”。

[6]
1924年他发表了《我们对于义和团运动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文章直奔主题，揭示义和团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

[7]233
性，修正了自己以前对义和团运动认识的局限性，反驳了社会上对义和团的种种污蔑之词，鼓舞群众投入到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去。

在大革命时期，他又发表《红枪会与中国农民暴动》，并指出，“无论士大夫怎样诅咒农民暴动，而由陈涉一直到红枪会这两千年一贯的农民暴动历史，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7]89
农民的反抗意识，而且还积极引导农民加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来。

当北伐胜利进军、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时，他大声疾呼“革命旗帜下的军人”，在实际行动上，要“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办之剥削与垄断，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

[7]305
持农民运动的鲜明态度，这与他长期以来重视农民作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也有人指出，陈独秀的确在革命初期重视农民运动。

但在大革命后期、北伐即将胜利时，陈独秀拱手让出革命领导权，他们坚称这是陈独秀如何也摆脱不掉的罪名。

其实，这个问题要追溯到中共建立前后的组织隶属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建立伊始，带有浓厚的国际化特色而缺乏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包括陈独秀都要接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直接领导。

在国共合作尚默契、党内合作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显现时，似乎一片坦途。

其时，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尽管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上还不时有分歧，但都还能暂时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没有造成彼此反目的地步。

但当北伐胜利推进、到达长江流域后，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越俎代庖、直接插手中国革命、瞎指挥的毛病就显露无遗了。

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要“组织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

[8]
循的基本底线。

受此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必须提交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讨论、通过、公布，然后方能执行。

显然，提出过激的议案以及要求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就不可能成为当时共产国际以及受它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的政策选项。

为了保持党的独立性和保护农民运动的成果，陈独秀煞费苦心，在党内会议多次强调“必须使党在农民中的发展，能成为一切农民运动发展的核心，才能巩固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的党，要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地位，应在每个最低级的农会内，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

”[4]215
此，脱离历史环境、以后来历史发展来苛责陈独秀，就不只是简单地不近情理的了。

上述论述，已充分表明了陈独秀坚持农民运动中要取得“党的领导权”的思想，尽管他只是使用了“指导权、指导地位、核心”这样的表述。

就此论之，“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
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

”[9]207
史实的。

二、陈独秀打压农民运动了吗?
过去党史著作或教材，一谈到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活动，总是不忘写上一句，陈独秀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有“过火行为”的论断，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

更有甚者，联系陈独秀对农民所谓的“一贯的”立场和观点，说他从来就没有认识到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巨大作用。

这些说法，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既然陈独秀认识到农民革命的伟力，又支持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为何面对湖南农民运动，又有认为他们的行为属“过火行为”这样的措辞呢？
首先，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并在一些地区得到强力推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极“左”口号，极容易调动广大贫苦农民的阶级意识和狂热激情。

从实践上看，由于缺乏判断所谓土豪劣绅的具体标准，地主、富农和一般自耕农、小土地出租者的界限不清，以至于“有些地方‘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

”不难想象，在农村中小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和“劣绅”的界限是模糊的。

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过火倾向比较突出，“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致就地处决，驱除出境，强迫剪发……”。

[10]
的无序状态，导致各种纠纷不断，国共两党基层党部疲于应付。

现有研究已表明，当时湖南农民运动确实有打击面扩大的情况。

那种
只注重发动群众起来，而不注重引导、教育农民，势必造成“群众主义”主导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本质上只会使群众运动迷失方向，最后陷入失败。

其次，当时湖南农民协会推行的禁止谷米出境，违背了经济规律，也损伤了广大中农的合法权益。

由于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影响到商品流通的正常运行，人为地切断城乡联系，虽然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但是，由此也使广大有少许余粮的自耕农，不能变卖粮食换回日常必需品，给广大农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更有甚者，如禁止用谷来煮酒或熬糖，限制每家喂猪的数量，禁止或限制喂养鸡、鸭等，就有点“矫枉过正”了。

[11]
再次，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群众，为革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农民运动不能等同于简单的“劫富济贫”，否则会走向农业乌托邦的迷宫。

任何行动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制度和规范，农民运动也不例外。

农民行动的“过火”与否，当然不取决于反动军官的“叫嚣”，不取决于地主豪绅“反扑”，也不取决于农民自身的主观认定，而应有它自身合乎规律的行动逻辑。

就当时而言，应当以是否符合大多数农民利益，是否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是否有利于团结最广大群众为判断“过火”的根本尺度。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

遗憾的是，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对农民和农村的工作还不熟悉，缺乏正确的农民问题理论的指导，以至于斗争中扩大了打击面，给党领导的农民
运动蒙上阴影。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以其远见卓识洞察了其中的问题，指出了农民运动存在的“过火”现象，这不是为农民运动泼冷水，相反，正是告诫党的一些干部要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针对革命目标与农民诉求之关联采取妥当的对策，而不是一味地纵容或无视农民做无组织无纪律的暴动和平分私产行为。

陈独秀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将自己关于农民运动的意见通过正常的渠道上报到
共产国际，由于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加之驻华代表之间内部意见分歧严重，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陈独秀只得屡屡屈从。

维经斯基后来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12]
数党员所理解，反倒给人以口实，认为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大革命失败后更是被“左”倾领导者一再误读，无限上纲上线，直至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党的历史上，向上级组织或领导如实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动辄被扣上帽子，打几板子，陈独秀堪称第一人。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较长，加之深受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影响，在党领导革命过程中，长期以来“宁‘左’勿右”大行其道，后来彭德怀等人的遭遇与此并非无关。

三、陈独秀拒绝刊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因新考
从1927年1月4日到1927年2月5日，毛泽东历时32天，先后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个县的“农运”，
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众所周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一著作。

这篇著作先后在《向导》、汉口《民国日报》、《战士》和《湖南民报》上发表。

[9]2141927年3月5日出版的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第35、36两期合刊上。

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1期转载了其中的第一、二部分，后未能转载第三部分，即“十四件大事”。

4月初，瞿秋白署名《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之作序并由汉口长江书店发行单行本。

据与瞿秋白一起长期工作的杨牧之回忆，“在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寄到中央后，陈独秀、彭述之却不准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

”
[13]
该文剩下的部分。

史学界谈到这一问题时，据此认为陈独秀等人“压制了真理的声音”。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现有史料来看，说陈独秀等人拒绝全文转载《报告》，缺乏足够证据。

坚持认为陈独秀等人压制观点的人唯一依据源自于瞿秋白的一句话。

瞿说，“独秀、述之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

”[14]
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还是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乃至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提到《报告》时，均强调这是“毛泽东为了回应党内外关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虽然在文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