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肯漏洞：税收制度可能损失效率和公平

奥肯漏洞：税收制度可能损失效率和公平

阿瑟·奥肯在他的“漏洞”实验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重视平等，那么当1美元从富人的桶里拿到穷人的桶里的时候，他们表示赞同。但是设想在再分配之桶上有一个漏洞，富人缴的税只有一部分实际到达了穷人的手中，那么以平等名义进行的再分配就是以损失经济效率为代价的。

因为政府对富人实施高税率进行再分配降低富人的工作和储蓄热情；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对穷人的安全保护，社会致力于消除贫困，所以穷人的工作热情就会下降。因此，国民收入的总规模会减少。

现代政府通过管制、财政、社会保障等工具来纠正市场失灵，比如：通过管制限制垄断、通过财政支出提供公共品和绩优品追求起点公平，通过社会保障税（费）收和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等等。政府的干预一方面有利于公平和效率，另一方面，当政府的干预过度或不当时，会引起效率损失，这样既无效率也无公平，政府就失灵了。

奥肯认为通过高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可以缩小贫富差别，可是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税收、转移支付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的原因：一是、税收降低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就是影响了效率；二是、转移支付可能鼓励“懒惰”，也损失了效率。奥肯漏洞还可能发生在管理过程中，即由于税收管理费用、征税成本带来的一系列成本问题，以及在支付过程中，由于挪用税费所带来的贪污问题的损失。

以公平为目标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安排一般是会采用累进税。累进所得税的主要作用是对收入不平等的时候调节，其理论基础是：一是市场不能提供过程的公平；二是社会福利目标。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强调税收的财政目标，他们主张税收的普遍性原则，这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纳税，平等性原则表明应实行比例税或按照比例纳税，反对累进税。但是这一假设的重要前提是任何市场过程是公平的。但是现实中这样的假设是不正确的。基于这样的认识，瓦格纳则提倡税收的社会福利目标。认为税收不仅是增加收入的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自由竞争所形成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改变，主张实行累进税，对低收入者实施税收豁免。基于市场过程的不公平实行所得的累进税是对市场的一种纠正，具有再分配的效果。但是如果边际所得的税率太高，以至于人们减少工作和投资的热情，那么这种税收制度就损害了效率。

拉弗曲线：（理论的）

拉弗曲线没有被历史证明，1982年D·福勒顿曾考察了几个有关工作努力程度对税率的反应，计量经济研究之后，做出了美国实际的拉弗曲线，最大的税收点：“似乎出现在远离过去几十年中经济所实行的税率的右边”，“这种考察所作出的预言是：减税将引起纳税收入几乎按照比例的减少”1。

1【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同时拉弗曲线也没有正确的政策指导。无论拉弗曲线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该曲线的一般性理论内涵，而在于其政策含义。针对20世纪的滞涨现象，供给学派在拉弗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减税政策。他们认为减税政策能给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同时也会抑制通货膨胀，在促进总产出的同时政府收入不受影响。但是，减税政策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政府的财政赤字巨大。

当税率设计不当或是征管不力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对高收入人群有利而对低收入人群不利的状况，累进税便具有累退的性质，这时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所得税设计有若干要素：免征额（维持生计的费用），起征点（同上），以及不同等级的税率。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产生的公平、效率的效应是不同的。比如，无免税额而且边际税率低对高收入有利；高起征点且高边际税率对低收入者有利。税收的征管不力通常是对高收入者有利的，因为低收入者往往只有工资而高收入者往往有多种收入来源，工资记录是比较完整的，纳税比较准确，而其他收入相对记录不完整、偷逃税也较容易。这种情况既无效率也无公平，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较为普遍，这是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社会保险税设计和征收管理不当也同时会引起公平和效率的损失，社会保险税直接的征税对象是工资，当税率过高时，可能导致资本排挤劳动引起较高的失业率，从而损失效率；当人们为了逃避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险税收而转入非正规部门或地下经济时，效率损失就发生了。李珍，刘志英：《拉弗曲线的深度分析——兼析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政策涵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一期：文章对拉弗曲线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证明拉弗曲线在解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时，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和局限性。文章认为，适当的个人所得说边际税率、起征点、超额累进税率的有效结合，再增加税收时并不会对效率造成巨大伤害。文章指出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经对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不利，主张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应该加重高收入者的税负，尽量不伤害中间阶层，减轻低收入者的税负。

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

（一）挤出储蓄论

在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中，很容易推导出社会保障具有资本替代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人们有对社会给他们的生活提供应有的保障的信心，那么人们就会减少预防生活困难而提前进行资产积累的需要，因而减少了“私人储蓄”，就养老社会保险制度而言，人们既然可以重制度中获得养老金收益，他们就有可能减少为退休期消费而在工作时期积累资产，从而减少私人储蓄。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税收（矫正性税收除外）不但会造成一个与税收等额的负担，而且会扭曲个体的选择从而造成超额负担，这尚不包括税收的行政、奉行和稽查成本（不严格的统称为交易成本）。没有超额负担的定额税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然而《钻石乃政府之挚友——对仅因其价值而为人所喜好的商品征税不会造成税收负担》一文论述，至少有一类

这样的商品，对它们征税非但不会造成超额负担，而且根本不会造成任何负担（此处我们对交易成本忽略不计）！这说明的道理是：只要你认识到有些商品为人们说需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固有的消费功用，而在于其价值。对这类商品征税无疑会提高其价格，但是消费者可以减少消费量以维持其总价值不变，因而不会蒙受任何效用上的损失。因此，对这类商品征税不会有任何负担，更不用说超额负担了。比如说钻石：钻石的价格变动对其自身价值和其他所有商品的消费量没有影响，因而对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也没有影响，因此最优的政策是对钻石性商品课以任意高的税收，因为这种税收既不会造成负担也不会造成超额负担。2

价值判断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作用

价值判断是相对于事实判断而言的，事实判断是一种描述性的，而价值判断是评价性的或者指示性的。事实判断客观描述一个事实，所以它非真即假。价值判断不可能像事实判断一样有真假之别，因此我们不能想讨论一个事实判断那样对一个价值判断加以证明或反驳。对于有些问题。在事实判断看来，通常掺杂了个人的价值观点以及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考虑。例如，有学者（Klappholz ，1964，p.103）指出，利用同样的统计资料，左翼经济学家往往会“推出”累进税并没有反激励作用的结论，而右翼经济学家的结论却往往与之相反。

实证性的福祉经济学确实存在，但是，如果要应用福祉经济学来作出明确的政策建议或者政策决定，则必然涉及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要么是外部给定的，要么是应用经济学家作出的）

哈森伊（Harsanyi ，1997）指出，社会福利评价的终极尺度应当是人们的知情偏好，而不是实际偏好或者快乐。但是黄有光认为：哈森伊用知情偏好来取代实际偏好的努力是不彻底的，如果将他的逻辑贯彻到底，我们将发现快乐才是最根本的。，理由是，纯粹对于他人福利的关怀心理会导致主体的知情偏好与快乐发生分歧，在此种情况下，使用前者进行社会评价就会造成重复计算。罗默（Roemer,1996）认为：哈森伊的结论与效用主义无关，他们的理论依据是VNM （冯·诺依曼——摩根斯坦，V on Meumann-Morgenstern ）效用指数并不是定义社会福利函数所需的主观且人际可比的基数效应指数。

哈森伊认为：知情偏好是“在他掌握并充分利用了所有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他本应持有的假象偏好”(Harsanyi ，1997,p.133)。此外，知情偏好还有一个条件，即“我们的偏好应该是真实而非虚假的偏好”（p.134）,其中虚假偏好有很多种，包括强迫行为以及自我欺骗。 建立一个模型：

假设社会上只有两个人：甲和乙

假设相关的社会会福利函数是效用主义式的：社会最大化目标是个体数值的无权总加。首先要假设个体的效用与福利的基数可量且人际可比的（人际比较的必要性由Sen （1970）证得；Kemp 与Ng （1976）和Parks （1976）分别证明了基数效用的必要性，换言之，他们证明了，即使在给定个体偏好的条件下，序数效用对于进行社会评价也是不充分的）

甲的效用函数为：11u w =，即只关怀自己，其最大化目标是其自身福利。

乙的效用函数为：2210.5u w w =+，即关心自身的福利，也同时关心甲的福利。

相关的社会会福利函数是效用主义式的：基数社会福利函数（SWF ）定义为所有社会成员效用的无权加总。即i u u =

∑

2 《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黄有光著 唐翔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