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

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

葛剑雄周筱赟

幼时上历史课，对唐太宗李世民印象最深，因为课本上和教师都对他赞扬有加，记得一个例子是说，由于唐太宗武功赫赫，但又善待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因此深受各族首领爱戴，被尊称为“天可汗”。以后自己读《旧唐书》，见贞观四年(六三O年)唐朝灭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知道事情果然如此，唐太宗自己在给西北的属国或部族首领下诏书时，也乐意同时使用皇帝和天可汗的名义。

在我近半个世纪的印象中，唐太宗一直是得到肯定的人物，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毛泽东有“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诗句，但实际上，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唐太宗也保持了正面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高层领导发表提倡节俭、接受群众批评、吸取历史教训、对外开放、团结少数民族等方面的意见后，经常可以看到报纸上发表的唐太宗故事，显然这位皇帝在一千多年前已经“率先垂范”，堪为今人楷模。

不过读史稍多后，也使我产生了困惑，这位天可汗生前做过另一件在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事：几次三番要看史官们为他自己记载的历史，并且亲自督促他们修改到他满意为止。这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完全不符，因为即使有九五之尊，皇帝也不能查阅史官们对他记载了什么。史官们对他日常活动和言论的记录应该随时密封，待他去世后才能正式整理成书，永久保存。唐太宗为什么要打破常规，亲自做这样完全可能给他留下不利影响的事呢?

不守古训，唐太宗欲查国史

贞观九年(六三五年)五月，当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渊去世。十月二十七日，这位唐朝开国的“高祖太武皇帝”被隆重安葬。就在葬礼举行前十天，唐太宗通知史官，他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

贞观十六年四月，唐太宗又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了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问：“那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答道：“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在旁边插话：“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

会记。”唐太宗又碰了一个钉子。不过就在两个月后，唐太宗忽然下令将十六年前被杀、并被追夺太子封号的长兄建成由“息隐王”恢复为皇太子，又将同时被杀的弟弟元吉由“海陵刺王”改为“巢刺王”，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冤魂在冥冥中传出了什么信息?

到了第二年四月，皇太子承乾因罪被废为庶人，太宗的叔父汉王元昌因参与阴谋而被杀。太宗当面答应立最受宠信的第四子魏王泰为太子，但又改变主意立第九子晋王治为皇太子。魏王泰被降封为东莱郡王，不久又改封为顺阳王，软禁在今湖北西北山区偏僻闭塞的均州郧乡。那几天间，太宗一度心力交瘁，哀叹“我给这三个儿子、一个弟弟搞成这样，想想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从座位上跌倒在地，还不等心腹大臣将他扶起，又拔出佩刀想自杀，被褚遂良夺下。这次变故使一向以英明自居的太宗受到很大打击，他亲自到太庙祭拜，为承乾的事向祖宗谢罪。

六月初一发生了日蚀，到七月间民间居然传出流言，皇上派恶鬼出来挖人心肝，用来祭天狗星。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太宗不得不派人到各地辟谣，抚慰百姓，一个多月后才平息下来。

这些事是否与宫廷的变故传入民间有关，已不得而知，但无疑促使太宗更关注史官给自己的记载，于是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提出了第三次要求：“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帝王想亲自阅读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成了呈上来。”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无过失，史官记载的自然尽善尽美，所以陛下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从此形成制度传下去，我恐怕到了玄孙、曾孙辈，难保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子，会文过饰非，那史官就免不了受刑罚惩处。这样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相信吗?这就是历来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太宗却坚持要看，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删改成《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上御览。

其实房玄龄等心中都明白，太宗最关心的是哪一部分，自然已在文字上下了功夫。但太宗看了“六月四日”的记载后还是嫌他们写得太隐晦：“当年周公杀了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时何必有劳你们特别隐讳呢?应该加以修改，删除不实之处，直截了当地把事实记下来。”有了这样明确的指示，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们自然只能体察圣心，将两朝《实录》中有关文字修改到唐太宗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中记述的“玄武门之变”。

兄弟相残，李世民先发制人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六月，突厥进犯，太子建成建议派其四弟齐王元吉率军北征，并征调秦王(世民)府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即程咬金)和秦叔宝等人随军出征，得到高祖李渊批准。一向嫉妒秦王军功和威望的建成，一直在找谋害他的机会，企图利用与秦王在昆明池饯行的机会，埋伏甲士将他刺杀，事成后即上奏称其暴卒，对尉迟敬德等秦王府骁将也准备一律活埋。秦王很快从他收买的太子下属、东宫率更丞王（左日右至）处得到了这一消息，连夜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商议对策。众人都劝秦王先发制人，而李世民不忍骨肉相残，还犹豫不决。幕僚们举了舜躲避受其恶兄象唆使的父亲瞽叟迫害的例子，终于说服他采取行动。

偏巧五六月间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六月初一、初三又再次出现，傅奕向高祖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闻奏大怒，认为这预示世民将谋反篡位，立即召世民责问。世民申辩说是建成、元吉二人想谋害他，并且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丑闻。李渊当即大吃一惊，决定第二天将兄弟三人一起召来当面“鞫问”。六月初四一大早，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于玄武门。建成、元吉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忽然发觉情况异常，当即掉转马头想逃回东宫。世民率人冲出，在后面追赶，元吉拉弓向世民放箭，因为惊慌失措，弓弦都未拉开，连射三箭不中。世民张弓还击，一箭射死建成。此时尉迟敬德率七十余名骑兵赶到，射中元吉坐骑，元吉坠马。世民的马也受了惊吓逃人树林，被树枝绊倒。元吉赶到，夺下弓箭勒住世民，尉迟敬德跃马怒叱，—箭射死元吉。此时东宫和齐王府二千余精兵闻讯赶到，猛攻玄武门，情势十分危急，尉迟敬德急持两人首级出示，宫府军见主人已被杀，立时溃散。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副武装，进宫去保卫高祖。谁知原定当天早上要亲自讯问这三兄弟以判定是非的高祖，居然兴致十足，正在后苑海池的游船上。见到手持长矛、一身甲胄的尉迟敬德闯到面前，高祖大吃一惊。敬德报告太子与齐王作乱，已被秦王杀掉，现在大臣们劝他将国事交给秦王处理。高祖答允得十分爽快：“好得很!这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立即亲笔写了敕书，命令诸军听从秦王号令。大局已定，秦王赶来与高祖见面，父子俩抱头痛哭。高祖随即颁发诏书，立秦王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十个儿子均以谋反罪处死。两个月后，高祖宣布退位，成为安享天年的太上皇。“玄武门之变”以秦王世民提前登上帝位而结束。

篡改史料，两唐书自相矛盾

可惜唐太宗毕竟“稍逊风骚”，对文治的一套还不内行，特别是没有从长远的战略高度重视历史的作用，既没有以钦定的《实录》为纲统一臣民的思想，又缺少“戈培尔”式的人物做好“玄武门之变”伟大意义的宣传和讲解工作，更没有彻底清查和销毁各类违背《实录》精神的论著和史料。尽管有唐一代，因为所有的皇帝都是太宗的子孙，没有人敢翻“玄武门之变的案”，但从宋朝开始，就不时有人揭露史料中的矛盾，质疑唐朝的官方记载了。时至今日，我们只要对史料稍作分析，也不难看出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