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画的影响和作用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绘画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完备的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化史料，汉译佛经和著述自东汉末以来逐代增加。藏文《大藏经》版本甚多，前后刻印多次。据德格版统计，该书共收佛教典籍4569种，除佛教经律论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工艺、文法、诗歌、美术、逻辑等多方面著述，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佛学和古代其他有关学科的重要文献。

佛教本身存在着丰富的哲学内容，但由于它产生于印度，故而其哲学内容有着明显的印度哲学色彩。作为现今中国传统哲学组成部分的佛教哲学，在与中国固有的哲学交流或渗透的过程中，大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明三个阶段。当印度佛教哲学成为中国的佛教哲学时，西学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击，从而使佛教哲学有了在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中的新发展。

佛教在哲学上与中国固有哲学的渗透与融合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首先出现了玄学与佛教哲学中空论的渗透。玄学是魏晋时期中国哲学中的一种新派别，它从无的本体论展开哲学的探索。佛教哲学中的空，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佛教理论家与玄学的无互相比附，出现了佛学空论与玄学无论相互渗透的现象。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神不灭论与神灭论的争论。佛教界坚持神不灭论表明，佛学已经被中国哲学中的鬼神概念所影响，佛学迈出了中国化实质性的第一步。隋唐时期经济的繁荣，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到达了顶峰。中国各大佛教宗派的建立，在佛学义理上以华严宗所创的华严哲学体系为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高峰；在佛教的实践上以禅宗所创的禅学体系为中国佛教实践哲学发展的高峰。佛教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自我选择，为中国固有哲学出现高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固有哲学发展的顶峰是宋明理学的出现，理学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构成。华严哲学对程朱理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禅宗哲学对陆王心学的创建，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时期是儒释道三种哲学的合流，这种格局的出现是中国固有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哲学起了推动与催化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的顶峰也就预示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开始。中国传统哲学完全走向顶峰时，西学已经开始冲击着中国。中国近代社会的不幸遭遇，迫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自觉地从哲学理论上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在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时，佛学作为倡导革命的积极因素被利用起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以佛教哲学作为改良立宪的理论工具。章太炎革命派以佛教哲学唤醒民众起来建立民主的共和国。从这时起，佛教哲学已经和西方哲学相接触，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把西方哲学和佛教哲学比附、融通，使佛教哲学渗进了西方哲学的因素。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中国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现代儒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儒学中的不少哲学家从唯识学和禅学中再次吸取有用部分，建立他们的哲学体系。梁鮄溟融西方生命哲学和唯识学于一炉，创立了本体意义上的“意欲论”。熊十力在融通中国、西方、印度三种哲学后，改造了唯识学创立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发挥禅宗人生哲学的“极高明而道中

庸”的原则，创立了“境界论”①。

中国佛教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不同于隋唐时佛教宗派的哲学，而是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找出路、建构哲学体系的形式出现，有着明显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对待外来哲学的态度，基本上走了从一种不太了解到关注直至最后消融而以回应的发展趋势。佛教哲学在中国的命运，正是遵循了这种发展趋势。促使中国固有哲学正眼看待佛教哲学的原因在于，由于当时社会的战乱使人们在儒学找不到答案时，不得不在佛学中找出路。这段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有四百余年，虽有短暂的十余年统一，但战乱是其间的主要大事。战火导致王朝政权交替频繁。身居上层的王臣贵族，由于时局凶险，地位和身命难保朝夕。而身受压迫的平民百姓，则是无衣无食，深受兵燹之祸。人们不禁要问，这无穷的战祸由何而起，这无边的苦难又从何开始，哪儿是尽头，哪儿才是一个安身之地。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的儒家、道家所不能回答的。人们在东传的印度文化思潮——佛教中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出路。②这样，佛教哲学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只是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不在现实中实现的道路。佛教哲学因此而获得了中国化的群众基础。同时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也由此开始。隋唐出现的封建经济的繁荣，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厚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哲学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这样，佛教哲学与儒家哲学相对峙，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哲学鼎立的局面。宋明时期的理学，正是为了挽救儒家哲学仅占一席之地的局面，也就完成了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回应。佛教哲学的传入及中国化，暴露了儒家哲学对宇宙自然哲学思索的不足。理学正是为了弥补儒家哲学的这一不足，把佛教哲学所把持的这一哲学阵地夺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