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问题

从事初二的历史教学，难免有许多难点问题需要解决。鉴于初二学生的认识水平有限，当然也为了为她们进入高中的历史学习打好基础，很有必要对一些概念作一个基本的解释。我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问题谈自己粗浅的观点。

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所有重大失误、错误和不足，从根本上，都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造的，而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其自身是无法克服的。那么，如何理解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的形成原因，教材及教参均无深入涉及。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如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等优良品质。但从本质上看，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缺陷。作为小生产者，狭隘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使农民目光短浅，自由散漫，心胸比较狭窄，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较强，这就不容易形成长久坚强的内部团结；作为小私有者，农民阶级私有观念比较强，这正是历史上农民领袖往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的思想根源；此外，再加上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对农民阶级的侵蚀影响，农民队伍中不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存在是比较普遍的。总之，可以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包括为：封闭保守而缺乏创新意识；自给自足而缺乏合作精神；与世无争而缺乏竞争意识；安于现状而缺乏民主意识；重视体验而缺乏理论指导；追求平均而缺乏进取精神等。

原因一：社会环境因素

（一）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导致其局限性的根源

1、从生产过程来看，封闭保守，缺乏合作。我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农民阶级所代表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对外界的需求和交流较少，且任何一个劳动力都可以独立完成劳动过程，对分工协作的需求也很少，这就造成中国农民阶级的封闭、保守、落后的本性，从而也就缺乏合作精神。这种观念植根于商品交换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尤其是地主庄园经济的现实土壤。在各个朝代，都有一批名门望族、豪强地主经营庄园，这些庄园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系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是王朝的赋税来源，与王朝的盛衰兴亡息息相关，而家庭小手工业和家庭小农业的紧密结合，自给自足，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征。王朝的经济职能，也在于维持全国范围内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因此自给自足的经济，必然产生自给自足的观念。

2、从产品分配方式上看，追求平均，缺乏进取。实现农民阶级自给自足的先决条件就是具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而一旦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就会导致阶级矛盾逐渐尖锐，最后激化为农民阶级的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参加起义的主要目的只是要求获得土地，而不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明末李自成起义所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就是很好的佐证。广大中下家庭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维系最低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农民阶级在节俭的基础上，实行消费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经济观念，虽然可使贫困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和睦，增强向心力，并且平均主义最容易实的。但是，这平均主义往往是一种消极的平均主义。它有时表现为对比自己贫穷的人的同情，如捐献财物后心情舒畅，除了高尚精神，心中常有一种发现了有人不如自己以后的平衡性满足；有时则表现出为对富者的敌对，希望拉低之使其与自己持平，以求心理安慰，甚至采取杀富济贫的非常手段，古代农民义军提出的最高要求不是“富”而是“均”。其实“均贫富”的结果即使实现了，也只能是“均贫”，因为总的财富没有增加，不可能都富，仍然是消极平均主义心态。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是二千年来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它只是农民阶级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3、在生活价值取向上，与世无争，满足现状。小农家庭勤俭与贫困相伴，久而久之已经没有了求富的冲动，习惯于目前的贫困生活，为了消除苦恼，便自我安慰，安于现状，不去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便形成知足常乐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小农家庭的这种观念源于生产力极

为低下，大多数人只能维系半饥半饱状态，习惯成自然，承认和满足现状，不失为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著名史学家家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称：“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动，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世坟墓安于斯。故彼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维望时间之维延。绝不想人生有无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彼之所想象而蕲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农民世世代代在一个地方，男耕女织，靠天吃饭，但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4、从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的来源看，重经验，轻理论。小农家庭凭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按部就班地生产生活，没有，也用不着高深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农民通过播种、耕耘、收获，以及饲养牲畜、抗旱防洪等，借以取得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生命，其主要不是靠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用科学去战胜自然，而是靠生产经验的积累。诸如怎样平整土地，怎样播种种籽，如何掌握农时，如何抗旱排涝，等等，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知识，都是农民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经验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所在。“我过得桥比你走得路多”，“我吃得盐比你吃得米多”等俗语，就是明显重视亲身体验的体现。

5、从对劳动力的需求来看，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在古代劳动技术极为简单的情况下，劳动者几乎不需要专门训练（全面重视人的素质和技能的训练是近现代的事情），从简单的辅助性劳动开始，逐步掌握各种农活，年复一年，很快便成为技术全面的“庄稼把式”。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极差，人的寿命短，伤残多，为了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就必然用早婚早育、早婚多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尽快增加人口数量。《居延汉简》记载，汉代以七岁到十五岁为使男使女，即七岁便可参加劳动；七岁到十四岁纳口赋，十五至五十六纳算赋。唐代规定更为具体，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在民间，一般农家子弟六七岁参加放牧之类的辅助劳动，十六七岁后便是壮劳动力，直到六十多岁仍可做些农活，农民的一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岁月都在劳动。就一个小农家庭来说，壮劳动力越多，辅助劳动力和靠赡养生活的老弱人口越少，其经济状况也就越好。这个直观的经济效益规律也促使每一个家庭尽可能快地加快人口更新的速度。维持生产和生活的内在动力，高死亡率的外在压力，使得早婚多育成为必然。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多子——多劳动力、多收入——所以才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也由此产生。

（二）、政治因素——怕乱求稳思想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必然产物。

首先，农民阶级逆来顺受，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聚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既得利益，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它的生产和再生产。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代表自己，一定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国明清时期，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尽管意味着对农民政治压迫的加深，但清政府作为统一的政权，继续承担着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功能，而任何社会革命和动荡都会对农民阶级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冲击。对农民来讲，政治上反对的是阶级压迫而不是专制政体。因而，农民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甚至会抵制革命。这种只求均衡，不求变革的心态，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谐，以及创造一时的繁荣，却同时又有碍于中国的进步、变革，是中国进步变革的一大障碍。

其次，广大农民阶级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太平。在中国历史上，对外用兵、朋党之争、宦官夺权、地方割据、农民造反，等等，各种各样的动乱，不时侵扰着国家的安宁，使战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自己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难免有战乱。但战乱之多，之频繁，以及规模之大，当首推中国。这些动乱、战争，常常导致社会大破坏，使生灵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