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玄英重玄学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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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重玄学略论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广泛吸收佛教思想精华,对玄之又玄的道遣有、遣无、遣其遣,将“有”、“无”、“非有非无”统统视为“执滞”,主张一切无所滞、无所执,一切任凭自然,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一种理论的产生必然有其产生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创新。
在重玄学产生之前,魏晋玄学家何晏、王弼等崇“无”,将老子之道理解为“无”,认为“无能生有”;稍后,玄学家裴wěi@①、郭象等又将老子之道理解为“有”,认为“无不能生有”,“万物独生而无所资借”;传入中国后的佛学三论宗的中道观则崇信“非有非无”,将老子之道解释为“有无双遣”。
这样一来,老学、道家、道教理论如果不再向前发展,就明显地落后于佛学。
东晋直至隋唐时期的佛道论争,也一再地反映出佛学在理论上屡次嘲讽道教理论贫乏,特别是抨击老子之“道”肤浅无内涵。
在这种情况下,重玄学应运而生。
“重玄之理”,肇源于郭象的《庄子注》,孙登将其运用于诠释《老子》,最后由成玄英在其《庄子疏》和《道德经义疏》中集成。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广泛吸收佛教思想精华,对玄之又玄的道遣有、遣无、遣其遣,将“有”、“无”、“非有非无”统统视为“执滞”,主张一切无所滞、无所执,一切任凭自然,极大地推动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一
唐初道教学者成玄英是公认的重玄学集大成者,其《道德经义疏》(注:本文所用版本为《蒙文通文集》第6卷,巴蜀书社2001年8月版。
)第1章中对老子“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段话的疏解,则是关于重玄思想的典型表述:玄者,深远之义,亦是不滞之名。
有无二心,徼妙两观,源乎一道,同出异名。
异名一道,谓之深远。
深远之玄,理归无滞。
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
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
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
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在第37章、79章疏中,成玄英对上述思想又有所补充:
前以无遣有,此则以有遣无,有无双离,一中道也。
……前以无名遣有,次以不欲遣无,有无既遣,不欲还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
此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行人虽舍有无,得非有非无,和二边为中一,而犹是前玄,未体于重玄理也。
……虽遣二边,未忘中一,故何可尽善也。
此外,成玄英还对“重玄”境界作过如下描述:
虽复三绝,未穷其妙,而三绝之外,道之根本,所谓重玄之域,众妙之门。
意亦难得而差言之也。
[4](《大宗师》疏)
仔细分析上述引文,不难看出:其一,成玄英的理解思路是将“重玄”解释为“双遣”。
这里所说的“双遣”是指遣“有无双执”或称“有无二偏”、遣“非有非无”或称“遣其遣”。
这种“双遣”实际上表达的是三重否定,亦即三重遣除:第一否定(遣)有,第二否定(遣)无,达到非有非无的“一玄”境界,也就是“一中道”;第三否定(遣)非有非无,达到非非有非无的“重玄”境界,即遣其遣,以至于无所遣,这就是“重玄之道”。
成玄英在《庄子·大宗师疏》中所说的“三绝”就是这种三重否定的另一表述方式:“一者绝有,二者绝无,三者(绝)非有非无,故谓之三绝也。
夫玄冥之境,虽妙未极,故至乎三绝,方造重玄也。
”这就是两晋隋唐重玄学思想的基本内涵,显然其“双遣”、“三绝”是达到“重玄”境界的一种方法论。
其二,所谓“重玄”是为解释道体而言的,即“至道”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更不是“非有非无”,而是“非非有非无”,也就是“自然”状态,亦即“重玄之域”、“重玄之理”、“重玄之道”。
可见,“重玄”又具有本体论意义,它所谋求解释的是一种世界本体意义的境界。
其观点与佛教三论宗有很大相似之处。
兴皇法朗之时,三论学者已将二谛说发展为三重,作出次第分别。
这三重二谛是:第一重,以有为俗谛,无为真谛。
这是针对毗昙师所说以事为俗、以理为真,但都是实有而言的。
第二重,有、无都是俗谛,非有、非无才是真谛。
这是针对成实师说一切法空而言的。
第三重,有、无是“二”,非有、非无是“不二”;“二”和“不二”都是俗谛,非二、非不二才是真谛。
这是针对一般大乘论师的有所得观念而言的。
吉藏在上述三重二谛说在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第四重,合称为三论宗的“四重二谛”说。
这第四重是,以前三重的二、不二、非二非不二这三种二谛为俗谛,而以忘言绝虑为真谛。
对于重玄学来说,三重否定法,无所谓是与非,无所谓滞与不滞,一切听任自然而无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受三论宗影响,因此其体道的最高境界也与三论宗有很大相似之处。
吉藏在四重二谛论中,指出最高的真理是所谓“言忘虑绝”,而“言忘虑绝”指的是超越空有、超越言语和思虑的境界,而重玄之道的最终归属是“自然”境界。
那么,这种“自然”境界与“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成玄英指出:次须法自然之妙理,所谓重玄之域也。
道是迹,自然是本。
以本收之迹,故义言法也。
[5](第25章)
自然者,重玄之极道也。
[5](第23章)
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成玄英在《庄子·则阳》疏中曾明确作过区分:
虚道妙理,本自无名,据其功用,强名为道,名于理未足也。
……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将此有名比于无名之理。
……今以有名之道比无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浅斯异,故不及远也。
又在《庄子·德充符》疏中说:
虚通之道,为之相貌,自然之理,遗其形质。
且形之将貌,盖亦不殊,道与自然,互其文耳。
正因为“道”尚不足以名“虚通妙理”,才进一步有了“重玄”的体道方法,才有了“重玄之道”,这个“重玄之道”方能体现“自然之妙理”。
可见,“虚通之道”与“自然之理”是有区别的,虚通之道是有名之“迹”,自然之理是无名之“本”。
“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
大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从道生,物即是末。
”[5](第52章)。
这种将道“遗其形质”的自然是无名之“本”,是一种逍遥无待、坦荡无涯的极致。
二
在“一者绝有,二者绝无,三者非有非无”这样三绝兼忘的基础上“方造重玄”(《大宗师》疏),本质上是“率其天道之性,忘于人道之情,因合乎自然之理”(《庚桑楚》疏)的过程。
由于人性自然,若因循天赋的内在属性,即可回归本然的纯粹清明。
因而说,“睹无为之妙理,见自然之正性,二仪非有,万物尽空,翻有入无,故称为友矣”(《在宥》疏)。
一个人的“睹”与“见”是从绝有到绝无、再到非有非无的过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同时必须强调的是,“睹”与“见”始终以无为之妙理与自然之正性为中心而展开,只有把握了无为妙理与自然正性,才能有无不舍,这即是“玄通合变之士,冥真契理之人”。
其之所以如此,是“能唯物与我,无不尽忘,而万物归之,故无不有也。
斯乃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也”(《刻意》疏)。
由此可见,三绝兼忘的过程,体现了顿悟与渐修是对立的统一,但对人生的觉悟而言,在终极结果却必须是顿而非渐,这是因为理一不可分。
可就修学而言,当然是渐进提高的过程,不存在天生的觉悟者。
只有在保障修学的地位下,才能巩固和突出终极解脱的绝对意义。
成玄英的三绝兼忘论,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方法论的价值。
于此,他受到了以道生为代表的涅学的广泛影响。
竺道生在对“小顿悟”批判的基础上,提倡的“大顿悟”发展起来的。
他认为,在“七住”内不可能顿悟,只有至“十住”时最后一念“金刚道心”,才能顿悟成佛。
这里,他否
定了顿悟的阶段性,但继承了“理不可分”的理论依据。
就是说,“至理”、“法身”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所以觉悟也应该一次性地全体领取。
成佛的道路虽然遥远,但是通过长期的修习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把人生的束缚全部解脱,就会获得认识上的解悟。
道生一方面主张“寂鉴微妙,不容阶级”,另一方面又认为“积学无限,何为自绝”。
‘不容阶级”是顿悟,“积学无惭’是渐悟(包括渐修)。
在他看来,积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通向顿悟的桥梁;同时,顿悟若没有积学,也断然不行。
这也就是说,顿悟离不开渐悟,顿悟必须依赖渐悟。
由以上分析得出,在修行方法上,成玄英的三绝兼忘论受竺道生顿悟成佛的方法和步骤的影响很大,既强调顿悟与渐修是对立的统一,又更加突出了终极解脱的绝对意义。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成玄英三绝兼忘的哲学意义有两方面。
就其本身哲学内容而言,,成玄英三绝兼忘的哲学意义在于,它超越知性对某一具体对象的专注,知性直接的成果是知识,而坐忘是真理。
在天人无分的状态下,呈现为人的心灵的满足和快乐,行为的无往不适。
人生在世背离了本性的纯洁,故需去除妨碍心灵清明的各种尘累。
破遣的成立在于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生理欲望、社会价值观念、有限的知识等无可避免地使恬静的本性受到耽染。
而由知性的发展成熟,才能使人逐步摆脱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遮蔽,重返原初的清明:
夫不能恬静,则何以生彼真知,何能致兹恬静?是故恬由于知,所以能静;知资于静,所以获真知。
故知之与恬,交相养也。
斯则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岂关他哉!(《缮性》疏)
恬静是心灵之本然,如果没有这种本然的恬静,真理性的认识不能存在。
如果不是这种真理性的认识,当然不能实现对自我的确认。
从后天的认识过程看,对本然的确认来自知性的成长与对知性的超越。
由于知性的成长以至超越知性,是以自我本然的恬静为基础,因此能够获得真知,真知即是对真性的发现与证实。
所以说,真知与本性的恬静,是互动的整体。
这是因为,中和之道就表现于人的心灵,自然之理不是外在于我的存在,与我的本性同一,能否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与别的东西无关。
成玄英三绝兼忘的哲学还有其更深远的意义。
一是它进一步奠定了道教重玄学向内丹学演变发展的研究思路, 同时也是魏晋玄学向宋明理学发展的重要路标和向导。
二是其内容从佛学与道教哲学的相互关系的对照把握。
成玄英在创建其思想体系时,将佛学中的大量精华取为己用,这样的博大胸襟与思维方法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