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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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和郭沫若全家合影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化方面是一个全才——
就文学来说,他几乎无所不能:他既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 又是现代中国历史剧创作的拓荒者和成功者;他的诗论和 剧论,领一代风骚,奠定了新文学浪漫主义理论的基础; 他与郁达夫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浪漫抒情小说模式; 他还是最早将弗洛伊德学说和意识流手法用于中国现代小 说之人; 他的文学翻译不仅作品丰富,且独创“神韵译”一派;他 的传记文学,字数之多、影响之大,又创新文坛之最;他 的文学批评,总以前卫的观念引导文坛新潮; 郭沫若以五四浪漫主义大军的领袖起步,终成为整个新文 学运动的“主将”和“向导”之一。
4、显示了彻底破坏和大胆创新的精神。
在“五四”时代氛围中,诗人反抗、叛逆的精神得到充分的 张扬,诗人对太阳、山河、海洋、生、死、火山、光明、黑 夜等一切具有破坏与创造力量的事物,都无比祟拜。 “我崇拜创造底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 拜炸弹,祟拜悲哀,崇拜破坏;/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 我!/我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这 些象征热、力、雄伟、祟高与生命的事物,都成为诗人否定 一切人为偶像,否定一切扼杀生机的旧传统的工具。 在《匪徒颂》中,诗人更是对历来备受污蔑的敢于反抗陈规 旧俗的革命者,对一切投身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 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予以热烈赞颂,向他们三 呼“万岁”。
一场漫天大火终于把旧世界化为灰烬,然而就在这惊天大火 中,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力渲染了大和 谐、大欢乐的景象; “光明”、 “新鲜”、 “华美”、“芬芳是对崭新世界的 颂词;“生动”、“自由”、“雄浑”、“悠久”,是对时 代精神的赞美。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 成就与影响最大的当推《屈 原》、《虎符》等6部历史剧。 这是郭沫若创作中继《女神》 之后的又一高峰。主旨:借 历史曲折地反映抗战现实和 战时人民的愿望。 其中其他创作还有诗集《战 声集》、《蜩螗集》,抒情 散文集《波》,杂文集《羽 书集》等。
史学研究方面则有《甲申三 百年祭》、《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等。
郭沫若文学创作受外国文学影响,对他影响较大的 有惠特曼泰戈尔的诗歌、日本“私小说”和德国 “狂飙突进”时期的文学作品;
就文艺思想看,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叔本华的唯意 志论、弗洛伊德学说以及欧洲浪漫主义和包括唯美 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在内的西方 前现代主义对他都有重要影响; 尤其是歌德的“主情主义”更对他有根深蒂固的影 响,他认为:“诗的本质专在抒情!”他说:“抒情的 文字惟最自然者为最深邃,因为情之为物最是神奇 不可思议的天机。” 但这些观念都有他自身天才的 融合与创造。
《天狗》中飞奔、狂叫、燃烧着的“我”,更是气吞山河: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这个狂放不羁的“自我”与天地并生,具有无法遏 制的激情和无穷的神奇力量;他们否定世间一切的 传统偶像,摧毁封建的精神枷锁,以期高张“本 我”,获得彻底解放;他们是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 创造精神的“新人”,是“五四”觉醒而奋起的一 代。 在这些诗作中,人的“自我”价值第一次得到了肯 定,人的创造力第一次得到了承认,人的本性第一 次得到了张扬,它显示了长期习惯于封建意识形态 泯灭个性价值的中华民族,已经获得了苏醒,开始 了漫长的自我解放的历程。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正 在上海的郭沫若亲睹了帝国主 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并把 他的感受融进了历史剧《聂嫈》 中。 这时期郭沫若的创作还有《瓶》 (爱情诗集)、《塔》(小说 戏剧集)、《落叶》(中篇小 说)、《橄榄》(小说散文 集)、《水平线下》(小说散 文集)等。
1926年3月,郭沫若南下至大革 命策源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 学长。7月,郭沫若参加了北伐 军。
《风凰涅磐》以凤凰和涅磐两种宗教或神话意 象化合而成,典型地体现了“死亡——再生” 模式——
诗的结构从“序曲”开始,依次展开“风歌”、 “凰歌”、“凤凰同歌”、“群乌歌”、“凤凰更 生歌”,既表现了凤凰在死亡过程中的悲壮意味, 又渲染了复生后的欢乐场景,具体而又生动地再现 了古典神话中“死而复生”的原型意象。 这种原型意象又具有鲜明的现实象征,它不仅仅是 凤凰的死亡与再生,同时也象征着中国的再生,这 种对新中国更生的欢呼,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 眷恋和愿意为之献身的赤诚。
郭沫若、安娜 及其子女们
“五四”高潮过后,郭沫若 也在幻灭中陷入苦闷彷徨 的境地,这段时间写成的 诗集《星空》(1923年出 版)便流露了作者浓重苦 闷彷徨的情绪。 1923年4月,郭沫若于九州 帝大医科毕业后回国,与 郁达夫、成仿吾等又陆续 创办了《创造周报》和 《创造》,使前期创造社 活动达到了鼎盛时期。
1927年3月31日,他写下了著名 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 石》,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 惨案的罪行及面目公诸国人。 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8年郭沫若创作完成了我国 第一部无产阶级革命诗集《恢 复》。
1928年2月,郭沫若在党 组织的安排下,携眷赴 日本,避居于千叶县, 一住就是十年。
3、具强烈的个性主义表现,具体表现为诗人对“自 我”的推崇与歌颂。
《女神》中不少篇什,就是“五四”个性解放的烈火中升 腾起来的“自我”的精魂。 他的诗中有:“梅花呀!梅花呀!/我赞美你!成赞美我自己! /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梅花树下的 醉歌》)这是赞美梅花即是赞美 “自我”。
2、强烈的爱国主义表现。
“五四”以后的祖国,在诗人心目中“就像一位很 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 样”。因此,他为“年青的女郎”“燃到了这般模 样”(《炉中煤》)。 他在“千载一时的展光”中,向“年青的祖 国”’“新生的同胞”,向扬子江、黄河、长城, 向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气减出了27个“晨 安”(《晨安》)。 这种爱国热忱是诗人呈献给“五四”运动的最美好 的诗情,也成为《女神》全书的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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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他以主要精力从事 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文 字的研究,此外,写了 自传《我的童年》、 《反正前后》、《创造 十年》、《北伐途次》 等,出版了历史小说集 《豕蹄》。
1937年抗战爆发后, 郭沫若别妇抛雏, 回国投入抗日救亡 运动。
1938年3月“文协” 成立,他是主要领 导人之一。
4月,出任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第三厅厅长,负 责抗战的文化宣传 工作。
第八讲 郭沫若的文学 创作
(一)作家概述
郭沫若(1892-1978),1892年11 月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 原名郭开贞,1919年发表新诗时 用笔名“沫若”取家乡两条河 “沫水”、“若水”汇合之义, 后即以此为号。 常用的笔名还有麦克昂等。 4岁入私塾, 1906年春改进新式 学堂,先后在乐山高等小学、嘉 定中学、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 学等校读书。 在此期间,曾因参加学潮,三次 被校方“斥退”,初步显示了其 叛逆性格。
1914年考入日本东 京第一高等学校预 科,次年转入冈山 第六高等学校医科。
郭沫若1918年升入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医学部学习。
1919年初,郭沫若写了短篇小说 《牧羊哀话》,表达了“排日感 情”;
1919年底至1920年初,进入新诗创 作的“爆发期”,发表了《立在地 球边上放号》、《凤凰涅槃》、 《天狗》等著名诗篇。 1921年7月在东京筹建创造社。 1921年8月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 《女神》出版,确立了他在现代文 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开辟了 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
1948年底,郭沫若奔赴 解放区,第二年到达北 平。 1949年7月在第一次文代 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文 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 席。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 若长期担负国家科学、 文化、教育领域里的 领导工作。出版了诗 集《新华颂》、《潮 汐集》、《东风集》, 文学研究专著《李白 与杜甫》等,创作了 大型历史剧《蔡文 姬》、《武则天》等。 1978年6月12日,郭沫 若病逝于北京,终年 86岁。
因此,《女神》最强烈集中地体现了诗人呼唤新世 界诞生的热烈精神,诗人渴望的崭新世界就诞生于 凤凰涅磐的熊熊火光之中。
《凤凰涅磐》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充满彻底反叛 的精神和对光明新世界的热切向往——
诗人借凤凰集香木自焚而更生的神话,愤怒诅咒和否定“冷 酷如铁”、“腥秽如血”的旧世界,热烈向往华美芬芳的 “美丽新世界”; 风凰自焚,象征着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凤凰更生,象征着 新世界的诞生;
局限—— 他的文学追求“全” (早期还注重文学的“美”), 缺乏的是却是“深”;他冲动、热情,缺乏坚韧和 冷静;《女神》以后,他越来越追求文学的政治功 利性,同时其作品的审美力量也随之越来越弱。
张琼华
张琼华居住过的房子
(二)开一代诗风的《女神》 《女神》 初版于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 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 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
《女神》其成功在于“五四”时代精神与诗人 个性的高度融合统一,它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 的时代精神,格调雄浑豪放,唱出时代最强音。
《女神》其思想内容有: 1、是诗化的“五四”精神。
闻一多指出,郭沫若的诗不仅艺术上与旧诗词相去 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 —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 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
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只有彻底的破坏.才可能 有全新的创造。“光明之前有浑沌,创造之前有破 坏。” “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创造的 精神就是诗人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歌唱的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
《女神》最早的诗大约写于1916年, 该部分诗作主要受泰 戈尔影响,是一些清新恬淡的抒情小诗,它们写爱情、春 愁、离绪,写飞禽、新月、松原,还有归国印象和记游。 既有感伤颓丧的情绪(《死的诱惑》),也有青春期感情 的真实流露与生活写照(《霁月》、《日暮的婚筵》等), 这让人窥见了青年诗人渴望爱情,热爱自然,而又不免烦 闷寂寞的灵魂。 这小部分诗作郁积着诗人的忧伤疾愤,格调哀婉低沉。
他说:“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 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像力实 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 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中更借了诗歌的这 只芦笛。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 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 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 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
受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此时郭沫 若的思想处于转型期,在政治思想上, 他接受了唯物史观,并同情无政府主义。 在文艺思想上,郭沫若以浪漫主义为主, 同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推崇 自我,偏重主观,认为艺术是自我的表 现,强调艺术创作要有天才、灵感、激 情等等。 他力主艺术无目的论,认为文艺是艺术 家内心智慧的表现,是他们天才的自然 流露,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的;但又认 为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感情,并引导着 趋向同一的目标去行动,并希望艺术家 要有“一种救国救民的自觉”。 作为诗人心灵的写照,《前茅》(1928 年出版)就是作者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 鲜明记录。
《女神》大部分写于1919年和1920年两年间,它是 五四时代激荡的产物。
“五四”不久,郭沫若读到美国诗人惠持曼的《草 叶集》,觉得“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 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飘突进的精神十分合 拍”,“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 动荡了”,以至自己“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 暴风雨般的煽动”,“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部积, 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 几乎每天都诗兴大发,“差不多是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