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与嬗变_当代婆媳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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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1卷第5期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

Vol．31No．52010年10月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Oct．2010

复制与嬗变：当代婆媳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易伍林

（安庆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33）

摘

要：从孝道、权威、利益和血缘四个方面来探讨当代婆媳关系。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孝道对当代婆

媳关系仍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婆婆权威虽然受到挑战和削弱，但媳妇并不轻易挑战其权威；利益纠纷是婆媳关系的一种常态，关键是要对冲突进行预防、控制和疏导；而丈夫与孩子可以充当婆媳沟通的桥梁。与传统婆媳关系相比，当代婆媳更注重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相对而言，媳妇处于强势地位。

关键词：当代婆媳关系；孝道；权威；利益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

（2010）05－0094－03————————————————

收稿日期：2010－05－17

作者简介：易伍林（1975－），男，江西彭泽人，安庆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

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应是家庭关系中最难相处，也是最微妙的一种关系。对婆媳关系的解读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功能论者刻意淡化婆媳冲突，编织出婆媳和谐共处、其乐融融的美丽图景，突出传统孝道对婆媳关系的积极作用；冲突论者却刻意放大婆媳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展示在公众面前，对影响婆媳关系的不合理因素大加鞭挞。这两种解读虽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现实生活中也都能够找到其生活“原型”

，但总体来看，笔者认为当代婆媳关系应介于两者之间。换言之，当代婆媳关系既有继承了传统婆媳关系的某些合理内核，同时又有所变迁。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本文从孝道、权威、利益和血缘四个研究变量来探讨当代婆媳关系。

一、传统孝道对当代婆媳关系仍具有

较强的规范作用

“中国古代极为重视父母养育之恩，最重孝道，‘百行孝当先’。而孝亲是不分父母的，在一定程度上孝母更重于孝父，更为人们所敬佩和提

倡。”[1]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对婆媳关系

的规训与引导：对符合孝道精神的婆媳关系给予大书特书，并刻意淡化婆媳冲突，编织出婆媳和谐共荣的美丽图景，书写媳妇隐忍屈从的美德。

这种在宗法与小农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孝道文化具有较强的审美特征。然而，在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

“中国人的自尊心开始受到挑战，导致人们学会用进化论与进步的观念来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结果在革命、改革与技术进步的线性

模式中，中国文化被分割成先进与落后两类……”

[2]

作为一种落后文化的象征，孝道受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如陈独秀认为，孝道将“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

，“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3]经过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解构，孝道在学校教育中逐渐丧失了其合法性。

但孝道在中国毕竟传承了几千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却有着极强的认同。近年来的国学复兴，孔子学院在国外扎根，也为国人重新认识和理解孝道提供了新的契机。

整体而言，“尊敬老人，赡养父母 仍是中国普通百姓对孝道的基本共识。

“孝”在人们选择配偶及评价子女等方面具有“一票否决”的功效。对媳妇而言，在家庭内如何演绎孝道仍是一个重大课题。

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孝道”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未能发生根本改变，家庭养老仍占主导的状况下，“孝道”文化对婆媳关系的规范作用仍将长期存在。

二、当代婆婆权威已受到挑战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一个事业组织，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4]换句话说，孝道从人伦关系层面规范了婆婆在媳妇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这种权威具有单向性和继承性。正所谓“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但在中国当代社会，这种权威越来越受到挑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家庭的重心已由血缘关系向姻缘关系转移，又从姻缘关系向自我需求转移”[5]。即家庭结构关系正由“伦理本位”[6]向夫妻本位转变。

与传统社会婆媳在人格上始终不平等相反，在当代社会，随着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加深，媳妇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其次，当代媳妇们对新事物所具有的敏锐性和接受能力，以及通过网络、电视等现代媒介获取或选择信息的能力都是当代婆婆所无法比拟的。这使得媳妇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也随之增加，追求人格平等的趋势也日趋明显。因此，婆婆也会做相应调整，甚至不得不降低权威预期。

整体而言，家庭关系融洽仍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所向往的。正所谓“家和万事兴”。但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成员们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和竞争压力与日俱增，将家庭由“港湾”变成“战场”显然是一种不智的选择。作为理性行动者，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媳妇们也往往不会轻易地去挑战婆婆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还会给婆婆“面子”，维护婆婆的权威，而婆婆也会做出某种善意回应，从而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对媳妇而言，如何保全婆婆的“面子”已远远超出了技术性范畴。媳妇处理婆媳关系的经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媳妇从小获得的经验，尤其是亲生母亲处理婆媳关系的方式方法，而处理的效果直接影响她对婆婆权威的预期。二是她非常关注朋辈群体处理婆媳关系的经验，从众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避免招致社会舆论的谴责，减轻自身的社会压力。

经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布迪厄式的“共谋”下，婆媳双方都都不愿意将矛盾激化，相互妥协是婆媳双方对待纠纷的共同策略。这一方面维护了婆婆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家庭的和谐。

三、利益关系：婆媳关系的本质

在儒家所强调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下，家庭成员之间很忌讳言利，但这不表明家庭成员间不重利，不想利。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家庭的内部（各家庭之间），“财产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7]。因此，婆媳之间也往往绕不过一个“利”字。某种程度上，婆媳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只是这种利益关系在中国传统家庭和当代家庭中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

尽管儒家文化提倡和鼓励累世而居，以人丁兴旺、数代同堂为荣耀，但“分家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现象，成为了一种制度文化”[8]。分家前，传统家庭里父母一般都牢牢掌握着家庭的财产大权。婆媳冲突集中表现在对经济控制权的争夺上，媳妇积极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分家过程中，婆媳冲突主要集中在财产划分公平与否。分家后，婆媳冲突主要表现在对同一个男人的情感争夺及赡养义务的分担上。

与传统婆媳相比，当代婆媳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经济与养老。中国当代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空前增大，使得女性有机会将自我实现的空间由家庭延伸至家庭以外。由于教育、技能和年龄等方面的优势，当代媳妇接受信息和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远远超过当代婆婆，因而有效地提升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这在农村家庭中表现最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当代家庭呈现小型化趋势，家庭重心下移。与之相应的是，选择与父母分居的子女越来越多。按理来说，媳妇经济地位提升，以及空间距离增大，婆媳发生利益冲突的几率就应大大减少。而现实却不尽然，关键原因在于近年来城镇建房和购房成本过高，大多数子女往往都需要父母给予经济帮助。子女家庭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往往就会造成婆媳冲突。

作为当代婆媳冲突的焦点之一，养老原本属于子女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如今却被变成了一个问题。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深受传统孝道约束的中国家庭内部关系发生了异化。利益交换原则成为协调当代婆媳关系的重要规范。如婆婆照看孙子，媳妇承诺养老。由于未能遵循平等原则，养老问题经常成为当代婆媳矛盾的关键所在。尽管这种利益冲突有时也很激烈，但大多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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