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宣传实践及探究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宣传实践及探究
作者：赵殷陈娜
来源：《新闻爱好者》2022年第09期
【摘要】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党的宣传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创了“全党办报”和“全民办报”的宣传模式，为党的宣传思想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引导舆论的政治动员作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解放日报》;宣传实践;全党办报;政治动员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在出版发行的近7年时间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重要历史阶段。

其间，经历了一次在中国新闻事业史和党的宣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版，摸索出“全党办报”与“全民办报”結合的宣传模式，为党的宣传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解放日报》是基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最漫长、最痛苦、最关键阶段，为动员全国民众、促进国共合作、排除悲观情绪、加强思想引领的政治需求而创办的。

它的创刊起到了坚定立场、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引导舆论的思想宣传作用。

《解放日报》后来的改版，是基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的本质定位和现实需求，是改进报道内容选取、报道宣传视角、报道语言风格和报道表达效果而做出的及时而重大的调整，它突出强调的是党在办报中的领导地位及方向引领作用、党报在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论方面和在动员全国民众积极抗战保家卫国方面，所承担的集体宣传员角色和政治鼓动员角色。

一、宣传模式：“全党办报”与“全民办报”有机融合
宣传模式是一张报纸的宣传风格，它深刻影响其宣传内容、宣传语言以及受众群体的范围。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创办过程中逐渐摸索出“全党办报”和“全民办报”的宣传理念，并广泛实践与推广。

“全党办报”理念萌芽于《解放日报》改版初期，形成于改版一年十个月之后。

早在1942年9月22日它的社论《党与党报》中就论述了办好党报的两个条件：“第一，党报工作人员必须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第二，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

党的领导机关要看党报，给报纸以宣传方针，而且对于每一个新的重要的问题，都要随时指导党报如何进行宣传。

”这里面对“全党办报”理论的形成做了初步概括，动员全党参加报纸工作，强调党的领导人不能脱离报纸，不仅要看报，还要具备指导党报加强宣传的能力，甚至还能够在党报上发表观点引导舆论。

随着“动员全党参加报纸工作”办报思想的逐渐清晰和实践探索，1944年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首次公开提出“全党办报”一词，强调要把办报当成全党的一件大事，当成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

概而言之，党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也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因此需要全党来办，需要全民来办。

“全党办报”与“全民办报”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系统[2]，“全党办报”必然含有“全民办报”的思想理念，“全民办报”也是“全党办报”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个时期《解放日报》刊载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许多党内主要领导人撰写的的社论文章，其中有关整风的社论和文章就达120余篇，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全党办报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全党办报理念的一种倡导和引领。

毛泽东同志对“由谁办报”和“如何办报”有较为清晰而明确的论述。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毛泽东说，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充分地利用和办好报纸，要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3]党的工作与服务对象是群众，党报的受众与读者是群众，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离不开群众，党的政策执行与落实需要群众，由此更需要党报走“群众办报”路线，通过报纸宣传促进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了解、知晓，吸引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到党的建设工作中。

二、宣传技巧：“舆论战”与“阵地战”紧密配合
宣传技巧决定着报纸的传播效果，也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走向。

美国传播学大师拉斯韦尔认为，“宣传与战争总是相伴而生的”[4]。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在国内与共产党离心离德，采取“假抗日真反共”策略，战争的主要矛盾和舆论关注点转化为国共两党之间的内部阵地战和思想舆论战。

从1939年12月至1943年10月，国民党对共产党掀起多次舆论战，在国内制造了一轮又一轮的阵地战，对此共产党以《解放日报》为主阵地有针对性地展开了宣传攻势，为最终赢得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赢得了人心，凝聚了抗日力量。

面对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进行严正抗议，延安军民三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毛泽东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要采取“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由此拉开了“舆论战”与“阵地战”相互配合的序幕，而舆论战的主阵地就是《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在四个版面内容安排上，除第三版报道国际新闻外，其他三版均大量刊发针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相关文章、评论、文件等。

面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有力反击，连续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多篇社论质问和驳斥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叛国投敌的行为，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荒谬言论，谴责国民党剥削人民的独裁统治，宣传国民党官员、战士反对内战的正义呼声，传播百姓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强烈呼声，营造支持共产党、鼓励团结抗战的国际舆论氛围，协同综合性副刊加强舆论引导。

这些舆论火力集中，“弹无虚发”，富有战斗力，强有力地支援了军事上的阵地战，两者互为促进，相得益彰。

面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所采取的军事与宣传的双重进攻，其对根据地（解放区）采取军事封锁、经济封锁、政治封锁和信息封锁，企图把延安打造成一个信息孤岛，完全控制国内舆论阵地，让国内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行动、听不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声音，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应该加强对国民党剿共之心的戒备与提防，吸取前两次反共高潮的经验与教训，把宣传思想上的舆论武器与前线的“阵地战”配合形成“舆论战”，作为另一支抗战的有生力量。

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谈道，我们有文武两条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

[5]这里的“文化的军队”就是指宣传的力量，指与“阵地战”形成互动的“舆论战”。

三、宣传路径：“典型塑造”与“政治动员”形成联动
典型报道是指对某个领域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突出报道，是新闻宣传中的一种报道方式。

周海燕认为，“典型报道并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类型的新闻生产结果，在它的背后，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动员方式”[6]。

陈力丹认为，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7]。

《解放日报》对个人典型的报道开了党报典型人物报道的先河，是首家围绕以平民百姓为对象，展开大规模、系列专访的党报。

对典型人物报道的宣传目的是希望通过宣传典型人物的事迹来达到政治动员，影响、促进、启发群众以此为榜样积极参与、投入相关工作的建设中。

这类典型人物报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平民英雄的人物特写，一种是行业精英的事迹宣传。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新闻，这则新闻开启了《解放日报》对于吴满有的系列报道，也开了《解放日报》对典型人物报道的先河，启发了党报通过塑造典型以达到政治动员的宣传路径。

吴满有是靠种地、砍柴、给人家做工来维持生活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宣传并树立这样一个“模范春耕英雄”人物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他的事迹感染、启发更多的民众投入到战争前线与边区生产建设当中。

这就是典型人物报道的意义所在，朱德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发言中指出，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亚于20万石救国公粮（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总数）。

随后，《解放日报》借势发表了系列关于吴
满有的报道，将吴满有塑造为典型的抗战中的模范公民，甚至一度将他符号化和政治化，成为边区劳动模范的代言，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边区人民生产生活的热情与斗志。

此后，《解放日报》的典型塑造开始向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进行扩展，如植棉织布、水利建设、农业畜牧、工业建设等，以反映边区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赵占魁就是工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模范的一个代表，毛泽东听闻赵占魁的事迹后指示：“要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8]1942年《解放日报》第二版和第四版发表了张铁夫和穆青采写的人物报道《人民在谈说着赵占魁》和《赵占魁同志》，着力塑造他的“天下第一好人形象”，展现他在平凡岗位上的坚持与执着。

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彰
显了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任劳任怨、急公好义、认真负责、大公无私的精神，其报道的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9]。

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西北局奖励王震、习仲勋、罗章和任成玉等22位生产英雄，毛泽东同志一一为受奖同志题词，题词内容如“有创造精神”“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以身作则”和“为群众谋福利”等，并在同版发表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

四、宣传重点：“国内战事”与“生产建设”占据头版
头版头条是党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通常刊发的是整期报纸中最为重要的新闻资讯，关注度极高，同时也代表着报刊的宣传定位与传播方向。

研究者陈强认为，“头版头条是党报塑造报纸影响力和特色的关键，是办报水平的重要体现”[10]。

然而，创刊初期的《解放日报》在这样最重要、最显著、最醒目的位置上却较多地关注国际新闻。

据统计，1941年前半年头版头条的国际新闻达到181篇，而国内新闻只有4篇，严重失衡并偏离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的创刊初衷、偏离了中共宣传思想的指导与定位，党中央领导多次指出、群众在反馈意见时也多次提及此问题，半年后的改版终于将《解放日报》的头版拉回到正轨，其内容更加突出了党性、党的工作任务和目标。

《解放日报》改版后，从稿件数量、文字篇幅、宣传内容上都明显体现出党的宣传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巨大转变，头版内容更加侧重于国内消息的报道，围绕边区建设，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建设以及战争发展形势展开宣传，国际新闻的报道位置也由改版前的头版头条换至头版最下方。

据统计，1942年4月的30期（4月1日-4月30日）内容中，头版头条内容均为国内新闻，其中报道国内战事4条，报道边区政治经济建设、生产春耕、开荒征粮、生产运动等报道22条，报道以赵占魁、田二鸿、张秋凤等典型人物为代表的学习运动4条。

与创刊初期第1个月（1941年5月16日-6月15日）头版头条新闻类别数量相比，国际新闻由96.6%降至0，国内新闻由3.4%提升至100%。

从宣传内容和宣传重点来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契合了创刊时的初心和使命，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趋向步调一致和高度统一，国内的宣传内容特别是政治、经济、生产、军事、文化等内容得到了重视和强化。

“大生产运动”是延安时期中共在边区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生产方式落后、土地贫瘠，群众生活陷入困难之中。

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给八路军发放经费给养，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严峻的形势逼迫着中共要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于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解放日报》紧跟党的路线政策，加强大生产运动相关内容的报道与宣传，延安县柳林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就是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

《解放日报》通过系列报道为读者描摹出了主人公具有高度劳动精神的鲜活画像，介绍了他的感恩革命、勤奋能干、自力更生、獻身边区的高贵品质，充分体现了榜样的力量、宣传的作用，对边区生产建设的促进与发展进行了强有力的舆论引导与民众启发。

五、宣传语言：“言之有物”与“新鲜活泼”改变文风
《解放日报》作为党报创刊典范，其语言风格、写作模式是党报与百姓交流的重要语言和载体。

宣传内容贴近群众，但写作风格及文字语言不够生动、鲜活，依然会影响报纸的阅读量，拉大党报与群众的距离。

《解放日报》在改版期间认识到创刊初期存在的宣传语言风格和写作范式化问题，及时进行了反思与调整。

1942年8月4日头版发表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明确指出“文字风格不仅要写得好，还要写得生动活泼，能够吸引读者”，强调报纸的每个工作者、每个通讯员、每个投稿者都要注意研究如何建立生动有趣的文风，并把“建立新的文风”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三风”（即学风、党风、文风）之一。

三、宣传路径：“典型塑造”与“政治动员”形成联动
典型报道是指对某个领域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突出报道，是新闻宣传中的一种报道方式。

周海燕认为，“典型报道并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类型的新闻生产结果，在它的背后，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动员方式”[6]。

陈力丹认为，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7]。

《解放日报》对个人典型的报道开了党报典型人物报道的先河，是首家围绕以平民百姓为对象，展开大规模、系列专访的党报。

对典型人物报道的宣传目的是希望通过宣传典型人物的事迹来达到政治动员，影响、促进、启发群众以此为榜样积极参与、投入相关工作的建设中。

这类典型人物报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平民英雄的人物特写，一种是行业精英的事迹宣传。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新闻，这则新闻开启了《解放日报》对于吴满有的系列报道，也开了《解放日报》对典型人物报道的先河，启发了党报通过塑造典型以达到政治动员的宣传路径。

吴满有是靠种地、砍柴、给人家做工来维持生活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宣传并树立这样一个“模范春耕英雄”人物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他的事迹感染、启发更多的民众投入到战争前线与边区生产建设当中。

这就是典型人物报道的意义所在，朱德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发言中指出，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亚于20万石救国公粮（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总数）。

随后，《解放日报》借势发表了系列关于吴满有的报道，将吴满有塑造为典型的抗战中的模范公民，甚至一度将他符号化和政治化，成为边区劳动模范的代言，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边区人民生产生活的热情与斗志。

此后，《解放日报》的典型塑造开始向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进行扩展，如植棉织布、水利建设、农业畜牧、工业建设等，以反映边区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赵占魁就是工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模范的一个代表，毛泽东听闻赵占魁的事迹后指示：“要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8]1942年《解放日报》第二版和第四版发表了张铁夫和穆青采写的人物报道《人民在谈说着赵占魁》和《赵占魁同志》，着力塑造他的“天下第一好人形象”，展现他在平凡岗位上的坚持与执着。

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彰显了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任劳任怨、急公好义、认真负责、大公无私的精神，其报道的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9]。

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西北局奖励王震、习仲勋、罗章和任成玉等22位生产英雄，毛泽东同志一一为受奖同志题词，题词内容
如“有创造精神”“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以身作则”和“为群众谋福利”等，并在同版发表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

四、宣传重点：“国内战事”与“生产建设”占据头版
头版头条是党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通常刊发的是整期报纸中最为重要的新闻资讯，关注度极高，同时也代表着报刊的宣传定位与传播方向。

研究者陈强认为，“头版头条是党报塑造报纸影响力和特色的关键，是办报水平的重要体现”[10]。

然而，创刊初期的《解放日报》在这样最重要、最显著、最醒目的位置上却较多地关注国际新闻。

据统计，1941年前半年头版头条的国际新闻达到181篇，而国内新闻只有4篇，严重失衡并偏离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的创刊初衷、偏离了中共宣传思想的指导与定位，党中央领导多次指出、群众在反馈意见时也多次提及此问题，半年后的改版终于将《解放日报》的头版拉回到正轨，其内容更加突出了党性、党的工作任务和目标。

《解放日报》改版后，从稿件数量、文字篇幅、宣传内容上都明显体现出党的宣传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巨大转变，头版内容更加侧重于国内消息的报道，围绕边区建设，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建设以及战争发展形势展开宣传，国际新闻的报道位置也由改版前的头版头条换至头版最下方。

据统计，1942年4月的30期（4月1日-4月30日）内容中，头版头条内容均为国内新闻，其中报道国内战事4条，报道边区政治经济建设、生产春耕、开荒征粮、生产运动等报道22条，报道以赵占魁、田二鸿、张秋凤等典型人物为代表的学习运动4条。

与创刊初期第1个月（1941年5月16日-6月15日）头版头条新闻类别数量相比，国际新闻由96.6%降至0，国内新闻由3.4%提升至100%。

从宣传内容和宣传重点来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契合了创刊时的初心和使命，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趋向步调一致和高度统一，国内的宣传内容特别是政治、经济、生产、军事、文化等内容得到了重视和强化。

“大生产运动”是延安时期中共在边区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生产方式落后、土地貧瘠，群众生活陷入困难之中。

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给八路军发放经费给养，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严峻的形势逼迫着中共要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于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解放日报》紧跟党的路线政策，加强大生产运动相关内容的报道与宣传，延安县柳林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就是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

《解放日报》通过系列报道为读者描摹出了主人公具有高度劳动精神的鲜活画像，介绍了他的感恩革命、勤奋能干、自力更生、献身边区的高贵品质，充分体现了榜样的力量、宣传的作用，对边区生产建设的促进与发展进行了强有力的舆论引导与民众启发。

五、宣传语言：“言之有物”与“新鲜活泼”改变文风
《解放日报》作为党报创刊典范，其语言风格、写作模式是党报与百姓交流的重要语言和载体。

宣传内容贴近群众，但写作风格及文字语言不够生动、鲜活，依然会影响报纸的阅读
量，拉大党报与群众的距离。

《解放日报》在改版期间认识到创刊初期存在的宣传语言风格和写作范式化问题，及时进行了反思与调整。

1942年8月4日头版发表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明确指出“文字风格不仅要写得好，还要写得生动活泼，能够吸引读者”，强调报纸的每个工作者、每个通讯员、每个投稿者都要注意研究如何建立生动有趣的文风，并把“建立新的文风”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三风”（即学风、党风、文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