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对柳宗元《封建论》的批评

中国历史上围绕着“封建”与“郡县”之优劣利弊，自秦以降就多有讨论。至唐代，柳宗元著《封建论》，影响巨大。苏轼曾评论道：“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然而，有清一代，柳宗元的《封建论》却招致诸多批评，其间实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一、“柳子之论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

袁枚是柳氏《封建论》的批评者之一。袁枚并非认为封建可行于当世，他和柳宗元的分歧在于：柳宗元认为封建不仅势不可行，道也不宜行。袁枚则认为，封建是“道可行而势不可行”，故批评说：“柳子之论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那么，袁枚说的“道”究竟是什么？他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可见，“公天下之心”就是袁枚意识中的封建之“道”。他认为，封建虽然不可行于今日，但封建之“道”，亦即先王的“公天下之心”，仍然是可行于今日的。

有清一代，像袁枚这样从“公私之辨”的立场来批评柳氏《封建论》者颇有其人。在儒家话语中，公代表公平、正义与多数人的利益，私则代表非正义与少数人（或统治者个人）的利益。柳宗元说：汤、武之不革封建，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换言之，柳宗元认为，虽然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主观意图是为私，但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以，“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有学者评论说，夫之此论，颇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警句。批评柳氏《封建论》的清代人多以君主的动机与行为是否合乎儒家仁义、爱民的根本原则作为公、私的标准。如颜元就是从这一角度来批评柳宗元的。他主张“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谴责“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乐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县易制也，而甘于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祸，乱亡而不悔，可谓愚矣”。他说，“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万方以自私，敢于变百圣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遗生民气运世世无穷之大祸，祖龙之罪上通于天矣！”在颜元看来，郡县制是君主自私天下的器具，实行的结果则是生民社稷受祸，因此，“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为‘公天下自秦始’之论，是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可胜叹哉！”李福孙在驳柳宗元“秦之失在政不在制”之说时指出：“秦始以宇内自私，废封建，置郡县，使不得世其土地爵禄，而为一己之私，有守宰之任，骤更数易，繁冗难行，至于二世遂以灭亡。不特失在于政，亦其制之未善也”。“而柳子反以为公”，乃“一偏之见”。从君主“自私”的动机来否定郡县制的合法性，实际上亦是用儒家的内圣道德准则，来凸现对专制君主的批判。

二、“柳子之论……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力陈封建之害：周代实行封建制，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从而埋下“周之败端”。“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导致数年之间，叛乱四起，且“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他在论郡县制之合理时说，秦朝实行郡县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尽管“秦郡邑而促”，但咎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代诸侯国叛乱时，“有叛国而无叛郡”，后来由于实行了郡县制，地方得到有效治理，“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唐代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也是“有叛将而无叛州”，因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