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西政治思想对比

中西政治思想对比

遵循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的思路，道德修养达到圣人境界的人应该去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成为君王便为圣王。圣王在道德上绝无瑕疵，故人民不必担心他会以权谋私，他道德上的完善已决定他会全心全意地为百姓谋福利，他会始终不渝地推行仁政爱民如子。圣王具有无穷智慧，所以决不至于犯决策上的错误，所以臣民跟着他决不会有错。圣王执政自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所以人们不必像近代西方人那样总想着对君王的权力进行限制。现实中可能并不是圣王执政，但中国人对清明政治和太平天下的希冀总依附于对出现圣王的希冀。再加上传统儒学一向相信“垒之人可以为禹”，即对人可通过修身而成为圣人笃信不移，所以即使在从未出现过什么圣王，也未想到要以权力制衡的办法去建立一种较为公平的社会制度。可见，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几千年“人治”的思想文化根源。

西方人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实践。休漠说:“我们既然不能改变或改正我们天性中任何重要的性质，所以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只是改变我们的外在条件和状况，使遵守正义法则成为我们的最切近的利益，而破坏正义法则成为我们的最辽远的利益”。由人的道德和理智的不完善性可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权力是危险的!因为权力总是某个或某些具体个人的权力，而个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认知上都是有局限性的，他很容易滥用自己的权力。于是，孟德斯鸿说:“我们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经验:凡是有权力的人，总要滥用权力，非碰到限度不止”。那么该如何避免或尽可能减少权力的滥用呢?在洛克、休漠、孟德斯鸿等人看来，“为了使人们不致滥用权力，必须作出妥善安排，以权力牵掣权力”。现代西方思想家特别强调承认人的认知上的局限性对于政治思维的重要性。如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所指出的，“从对个人知识的局限性的认识，以及从任何个人或一小群人都无法知道为某些其他人所熟知的事情这一事实中”，可得出一个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结论:“需要对所有的强权或专制给以严格的限制”。既然任何个人识见都不完全，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拥有所有他人所具有的知识，那么以制度限制掌握权力的人，以制度迫使他们倾听他人意见，且当他们一意孤行时，以制度为依据去罢免他们，就是极为合理且非常必要的社会要求了。即便掌握权力的人道德上毫无瑕疵，也不应让他握有无限的权力。这就是西方近代以来分权制的思想前提。

“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这也不错。问题是如何能保证最有德行者居于政治上至高之位。解决这一问题要靠确立起一套政治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西方人是循着这一思路解决间题的，但不能说西方的选举制度一定能把最有德行的人选拔到最高的领导地位，选举通常也只能选拔出较好的，不见得能选出最好的。中国传统政治却更糟，本来有几人能达到圣人境界就很难说得清，更令人沮丧的是，道德高尚的人几乎不可能居君王之位。能成为君王的倒是刘邦、曹操一类阴险狡诈、善弄权术的人。这就使儒家对中国政治的指导具有极大欺骗性。历代政权实质上都是通过武力角逐而确立的，谁控制最强大的武力。谁就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统治者多打着儒学倡导的“仁政”旗号，实施的却是“申韩之术”，此即所谓“外儒内法”。然而中国法家的一套与西方法制又完全不同。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认为权力总是危险的，故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总是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要求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限制，对统治者严加防范，以防个人权利受到任意侵犯，在实践中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那又是另一回事。但中国法家思想家明确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要求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严加防范，以图长治久安。如著名法家人物商鞍曾说:“……国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即千万别把老百姓想得好了，应当毫不放松地榨取他们，如果他们犯上作乱就毫不留情地镇压他们。所以，中国法家思想与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法制思想完全不同，它正好在政治实践中与儒家互为表里，是为“人治”服务的。中国

政治就在这种内儒外法的政治操作中恶性循环，有德者根本无法居于君王之位。原因仍在于内圣外王之道遮蔽了中国传统思想家政治思维的视野，使他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多作制度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