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日本对外结盟初探

20世纪日本对外结盟初探
张景全
内容提要：日本在20世纪的70%时间内先后构筑起巨大的同盟网络。

日本与同盟者的同盟视野分别是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

日本结盟是在追随国际体系重心变迁的曲线。

在20世纪日本同盟外交的两个阶段中，其结盟轨迹是：与霸权国家结盟→与挑战霸权的国家结盟→与霸权国家结盟→，从长期来看日本的结盟对象恰恰是其将来或曾经所要针对的对象。

结盟在为日本获得长期地区性优势的同时也对日本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日本对外结盟的原因具有值得探讨的特殊性。

关键词：日本，同盟，外交
对外结盟是日本外交极具特色的现象，在一定意义上，20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之一可概括为百年结盟。

国内学者非常重视此项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是，笔者总揽前辈、同仁的研究，发现人们往往重视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多注意同盟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而以日本对外结盟整体为对象的综合研究寥寥无几，对其共性的、规律性的探讨尚有待深入，尤其当我们意识到日本的同盟外交跨越20世纪仍在运转的历史和现实，该课题的综合性分析就更显得迫切。

因此，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的个案研究基础上，采取纵向梳理、横向比较的方法，在20世纪的长时段中对日本的对外结盟进行总体探讨。

一结盟的时间及区域
任何同盟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对此，日本的同盟外交表现出自身的特点。

首先，从日本结盟的时间来看。

如果说同盟现象与国际关系的演进如影随形，那么对外结盟与日本20世纪的历程则相伴而行。

笔者把20世纪日本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概括为百年结盟，并把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加以整体把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对外结盟的时间之长，实属罕见。

在此，我们不妨做一计量分析。

在20世纪，日本先后参与了日英、日俄〔1〕、日德意、日美等四个同盟。

其中，日英同盟存在时间是1902年至1922年，计19年多。

在日英同盟存在的前提下，日本又与俄国在1916年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定和第四次日俄密约，组建起日俄同盟。

其存在时间很短，翌年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同盟终止。

严格意义上的日德意同盟存在时间是1940年至1945年，计4年多。

日美同盟开始于1952年生效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现在这一同盟仍在运转之中，其在20世纪的时间约47年。

于是，我们便可得出日本在20世纪100年内处于同盟状态的总的时间，计70余年，亦即日本在整个20世纪的70%以上的时间都处于同盟之中。

（见图1）
图1
其次，从日本结盟所覆盖的区域来看。

对于同盟而言，其实质在于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在安全和军事上进行共同的承诺，而“传统上，军事合作的范围比作用和任务的合作水平更有政治特点”。

〔2〕军事合作的范围可理解为两个层面，即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同盟覆盖的区域即属于前者，它不仅意味着同盟参与国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发生在该区域以内，也意味着对介入或将要介入以及处在该区域的他国起警示作用，因而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日英同盟针对的区域最初集中在东亚尤其是东北亚，第一次日英同盟适用的范围是中国和朝鲜。

然而，第二次日英同盟将范围由中国、朝鲜扩大到南亚印度。

第三次日英同盟在特别强调中国的同时，仍把东亚和南亚印度作为同盟的适用范围。

日俄同盟所针对的区域同日英同盟的区域相比，其范围小而具体。

1916年，使双方发展为同盟关系的第四次日俄密约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协约具体适用范围——中国：“缔约双方承认，保卫中国使之不受不论哪个对俄国或日本抱有敌意的第三国的政治上控制是它们中的这一方或另一方的根本利益所在”。

〔3〕尽管日俄同盟与日英同盟比较而言，其针对的区域范围相对较小，且时间短暂，但是我们应注意到，日俄、日英同盟在两个方面即时间和范围上都存在交叉，日本无疑在提升对交叉的区域——中国的关注，这也表明日本对日英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日德意同盟条约规定：三国“决定在致力于大东亚以及欧洲各区域方面互相援助和合作”，〔4〕即把欧洲和东亚作为同盟适用的区域，并在军事上作了区域性分工：日本负责东亚、德意负责欧洲。

1960年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日美联合防卫的区域是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200海里范围内。

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日美联合防卫地区界定为“远东”。

80年代通过日美联合声明，把防卫区域扩展为以日本为中心的1000海里的“日本周边地区”。

1996年日美同盟关系调整，规定美军对日“周边事态”采取军事行动时，日军可到公海提供后勤支援。

日本政府声称：“日本周边地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将包括亚太甚至还可能包括印度洋、波斯湾地区”。

〔5〕20世纪末，日本在印度洋与美军进行军事合作，并在21世纪初直接派兵进驻伊拉克，其同盟所含区域得到了事实上的延展和注解。

关于日本对外结盟的时间和所含盖的区域问题，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日本在20世纪的70%时间内先后构筑起覆盖广阔区域的同盟网络，综而观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

在20世纪初期，日本通过日英、日俄同盟构筑起当时东亚最大的同盟网络，介入区域甚至突破东北亚延伸到南亚印度。

尽管20世纪初的英国、俄国也同某些其它亚洲国家建立了所谓的“同盟”，覆盖区域和持续时间也颇为可观，但这些却不属于真正的同盟。

因为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和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概念所分别阐释的: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6〕由此我们得出同盟主体应是主权国家的结论。

当时亚洲除日本外绝大多数国家正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权所剩无几或根本无主权可言，因此也就不能称其为同盟。

20世纪中期日本通过日德意同盟，第一次明确地把同盟区域覆盖了东北亚、东南亚等整个东亚。

20世纪中后期的日美同盟，从其实践上来看，所涉及的区域除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外，有所突破的趋势已相当明显。

可见20世纪日本的同盟历程表明，尽管日本结盟所覆盖的区域屡有变化，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大，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从西北太平洋向印度洋呈弧形展开。

其二，日本的同盟视野是地区性的，同盟者的同盟视野是全球性的，这一点可从同盟覆盖区域的分析中得出。

所谓同盟视野是指缔结同盟的主权国家所涉及的安全、军事、政治及经济关切的范围，它主要通过同盟条约中的同盟覆盖区域的形式体现。

日本依次的同盟国英国、俄国、德国以及美国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全球性强国，它们与日本结盟的目标区域都是其更广泛目标的一部分。

英国与日本结盟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全球利益，在欧亚大陆对抗俄国、尤其是平衡俄国在远东的优势，缓解远东的压力，使它能够“集中自己的军事资源以便加强英国的全球利益”；〔7〕俄国与日本结盟的主要考虑是，既为了在对抗德国中弥补自己在欧洲的劣势，又为了平衡美国在远东的优势；德国是与英、苏、法、美全球对抗，需要日本在远东的配合；美国与日本结盟则主要是为对抗和遏制冷战时和冷战后欧亚大陆势力，为其全球战略服务。

与之相比较，日本的同盟视野却是地区性的，具体表现在：日本在涉及同盟所覆盖区域时，多与同盟国就此问题展开争论，它更倾向于把同盟覆盖的区域限定在有利于自己的特定地区之内。

第二次日英同盟时，在是否把同盟覆盖的区域由东北亚扩展至同盟国关切的印度与英国一度争执。

在一战时，援引同盟条约积极
参加亚太战事，却拒绝派兵赴欧洲战场。

二战时，德国倾向于日本北进入侵苏联以夹击之，以求利于欧洲战场，但日本最后选择南进，全力进攻对其意义重大的东南亚。

二战后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在日美之间的争议中逐渐拓展同盟视野：日本由关注本土安全到关注周边事态，由强调专守防卫到强调集体自卫权，由为美军在“远东”的行动提供军事基地、设施和资金，到在东亚及印度洋区域逐步密切、提升与美军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因此，无论日本与哪一个国家结盟，无论表现出多么大的全球抱负，就实际而言其同盟视野的地区性在20世纪一直未有根本改变。

其三，相比较而言，日本与世界霸权结盟的时间较长，而与挑战霸权的强国结盟的时间较短。

英国和美国分别是霸权国家，20世纪日本与这两个国家结盟的时间占其全部结盟时间的90%以上。

而俄国、德国则是挑战霸权的强国，尽管原因各异，但日本与它们结盟的时间则非常短暂。

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既为日本赢得了尾随霸权这个不令人羡慕的名声，也为日本处理与霸权的关系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结论。

正如日本国际政治学者猪口邦子在研究了霸权演变和美国霸权后所说：“发动霸权战争的挑战国不可能成为下一轮的霸权国，这是霸权循环的历史做出的最重要的结论。

……那些谨慎地觊觎着下一轮霸权国家宝座的国家，会绝对避免对美国露出武力的利齿，而是耐心地等待着跳出一个愚蠢的挑战国。

……在这种时刻，最怕出现判断错误或受人怂恿的国家。

最怕像以往的德国、日本那样错误领会历史的启示，又不懂霸权力学的国家，陷入判断错误与幻想的假设现实主义之中”。

〔8〕
二结盟的对象和针对对象
同盟是一个双边或多边结构，它有明确（公开或不公开）的共同目标，这就表明对一国同盟的研究还要注意它结盟的对象和结盟所针对的对象。

首先，就结盟的对象而言。

从表象来看日本结盟的对象国分别是英、俄、德、美等强国，但是若从国际体系演进、地缘政治变迁来看，人们就会发现另外的一些规律性。

19世纪的国际体系可称为英治下的体系，英国所在的欧洲是国际经济、政治的重心，当时的国际体系表现出明显的欧洲单一重心。

尽管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逐渐崛起，并在经济实力上令许多欧洲强国相形见绌，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军事力量以及美国新角色的定位等还需要时间，如美国在一战后未加入国联、回归孤立主义即为明证。

因此，20世纪前半叶的国际体系表现为由欧洲单一重心向欧美双重心转变的过渡期。

直至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美苏两极体制建立，欧美双重心的国际体系最终形成。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西欧、东亚重新崛起，欧美双重心的国际体系被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所取代。

有了对国际体系变迁的基本线索，结合地缘政治，我们就会注意到日本结盟对象国的依次变化：即由欧洲国家的英、俄、德到北美洲国家美国，日本结盟的曲线是在追随国际体系重心变迁的曲线。

其中两点值得进一步解释：即为什么日本与同英国一样同是欧洲国家的俄、德结盟，以及冷战结束前后日本一度松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后又强化日美同盟？对此，笔者认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其原因有其共性，即国际体系处于过渡期时，日本的同盟外交处于判断和选择的震动之中：日本一度与英国一样同是欧洲国家的俄、德结盟，无疑是与欧洲单一重心动摇向欧美双重心过渡的剧烈而持久的震荡有关；而日美同盟由冷战前后的松动到随之的紧密，则与国际体系由欧美双重心向一超多强过渡、美国一超地位很快确立有关。

关于同盟所针对的对象，在第一次日英同盟中并未公开载明，但它是明确的，即针对俄国。

而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的第六条则明确载明：“对于日本和俄国之间进行的战争，英国应继续保持严格中立，除非其他一个或几个国家参与反对日本的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将援助日本，并将共同作战，以及和日本相互协议缔结和平”〔9〕。

可见，第二次日英同盟的针对对象已公开化。

但在签订第三次日英同盟时，
英国方面力主不把美国列入同盟所针对的第三国。

第四次日俄密约中所提到了含糊的所谓“第三国”，日本学者认为：“从交涉过程及本野大使对石井外相建议写明‘第三国’是德国来看，首先可以认为是德国，但是，美国也在其考虑之中”。

〔10〕可见第四次《日俄密约》和第三次《日英同盟》在针对的对象上存在着矛盾，结合日英、日俄两同盟在覆盖区域上的交叉，就会得出日本在日英同盟存在的基础上构建起日俄同盟的部分原因。

日德意同盟的针对对象亦未明确说明。

同盟条约规定：“三国并承诺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

〔11〕但是考虑到当时的交战双方以及未卷入战争的大国仅有苏联和美国，同盟的针对对象亦不言自明。

当美苏英法中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两个对立的同盟形成。

日美同盟的针对对象在不断调整的日美同盟条约中同样未公开写明，但其特点是：同盟的针对对象先是具体的，后是模糊的，其针对对象分布由东欧亚大陆的北部向南部推进。

冷战结束前，同盟针对的是在东亚地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结束后，同盟针对的是崛起的东亚地区性大国、亚洲地区性不稳定或潜在冲突地带。

如果以日本的结盟对象和结盟针对对象为线索，把日本对外结盟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发现，日本与德意结盟标志着日本同盟外交一个周期的结束和总决算，它是日本20世纪同盟外交两个阶段的分水岭。

其一，此时日本的结盟对象形成了一个周期性的轨迹。

诚如上文所述，笔者把日本的结盟对象分为霸权国家和挑战霸权的国家两类，其中英国、美国为霸权国家，俄国、德国为挑战霸权的国家。

19世纪直至20世纪初英国处于全球霸权位置，日本在20世纪初与之结盟。

此前，俄国、德国尽管不断挑战着英国的霸权，但从未尝试全面的军事对抗性挑战。

一战的爆发标志着德国对英国霸权的全面争夺，日本考虑到英国霸权衰落的缓慢性，在保持日英同盟的前提下与曾经挑战英国霸权的俄国建立了短暂的同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对英国霸权逐渐逝去的担心和自己的志向——注意与挑战霸权国家的协调，其结盟对象开始由与霸权国家结盟向与挑战霸权的国家结盟过渡。

一战结束后英国霸权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苏联、美国的实力使他们成为新霸权的候选国。

二战爆发标志着德国发起对传统霸权英国、新霸权候选国苏美的再次挑战。

此时，日本加入了日德同盟，与霸权挑战者站在了一起，把自己追求霸权的国家意志全面付诸实施。

二战后，尽管建立了美苏争霸的两极体制，但美国的霸权优势一直存在，冷战后这种霸权优势更为明显。

日本又与霸权国家美国站在了一起。

于是日本结盟的轨迹便显现出来：与霸权国家结盟→与挑战霸权的国家结盟→与霸权国家结盟→。

如果我们把“与霸权国家结盟”到再次“与霸权国家结盟”看作是一种规律，那么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同盟外交走完了这样的一个周期：与霸权国家结盟→与挑战霸权的国家结盟。

其二，此时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和同盟外交这两条线的演进完成了一个周期。

长期以来，日本在崛起过程中不断冲击原有的国际体系，试图建立起以日本为主导的地区国际体系，其具体国家对外战略就是从针对东北亚的“大陆政策”到囊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大东亚共荣圈”，藉以实现其战略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以武力扩张为基础的同盟外交。

而亦如上文所述，先后主导国际体系的是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以及后期的美国，从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的实际走向来看，日本与上述主导国际体系的国家的冲突在所难免。

虽然同盟外交应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但对日本而言两者在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性冲突，于是无论日本的同盟外交怎样服务于其国家对外战略，其结果都是最终走向两者的冲突。

例如，当日英同盟与日本在东亚大陆的利益由合作发展为冲突时，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官员便认为“将来日英同盟只不过是徒有虚名”，不能
为了徒有虚名的同盟而放弃日本的实际利益，应“把拥护大陆政策置于同盟更新之上”。

〔12〕可见日本的同盟外交对国家对外战略的作用轨迹是：冲突→服务→冲突。

于是一个悖论便形成了：即从长期来看日本的结盟对象恰恰是其将来或曾经所要针对的对象，日英同盟的同盟者英国后来在二战中成为日德意同盟的针对对象之一，日俄同盟的同盟者俄国后来成为二战时日德意同盟和冷战时日美同盟的针对对象之一，日德意同盟的主要同盟者德国曾经是日英、日俄同盟的针对对象之一，而日美同盟的同盟者美国则曾经是日俄、日德意同盟的针对对象之一。

其三，日德意同盟之后的日美同盟与日本以前建立的同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日英同盟、日俄同盟和日德意同盟的建立与运行，日本同结盟对象相比，它一直是一个相对主动的、积极的构建者，尽管在日英同盟中英国与日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总的来看日本在同盟中仍不失为一个相对平等的参与者。

而日美同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是消极的、被动的，它与结盟对象国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同时，日本参与的前三个同盟其同盟关系是松散的，虽然在某些同盟条约的军事协调上有细节性规定，但与后来的日美同盟相比，其紧密性、制度化程度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通过对日本结盟对象和结盟针对对象的分析，笔者认为20世纪日本同盟外交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日英、日俄、日德意同盟为第一阶段，以日美同盟为第二阶段；日本的结盟轨迹是：与霸权国家结盟→与挑战霸权的国家结盟→与霸权国家结盟→；从长期来看日本的结盟对象恰恰是其将来或曾经所要针对的对象。

三结盟的影响
日本近百年的对外结盟历程，对日本自身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同盟外交为日本获得了长期的地区性优势，并助推日本的崛起与发展。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同盟与均势密不可分，例如摩根索就认为：“同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的势力均衡的一个函数”，〔13〕“在多国体系内，联盟必然具有平衡权力的功能”。

〔14〕然而事实是，日本通过同盟外交获得了一种长期的地区性优势。

20世纪以前所有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在东亚地区都不具有绝对的优势。

尽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传统大国中国，中日地位逆转，但是俄国和英国的势力早已伴随清帝国的衰败而迅速填补进来并称霸东亚。

于是，日本利用同盟外交，与霸权国家英国建立同盟，一方面强化了对衰败中的近邻中国的优势，另一方面击败了咄咄逼人的近邻强国俄国，在历史中第一次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地区性优势。

当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拓展东亚、德国在欧洲燃起战火之时，日本在该地区的优势既面临着挑战又存在着机遇。

山县有朋和井上馨鉴于这种形势，提出改变日本外交的基础，“以求不仅同英国，而且也同俄法两国结盟来预先作好应付战后国际竞争的部署，通过多边同盟来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

〔15〕曾与日英同盟并存的、短暂的日俄同盟就是这种同盟外交路线的实践。

尽管美国极力抗议，但由于日英同盟的存在，日本在一战后进一步获得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的殖民地。

例如，1917年初日本向英国提出，当日本向敌国政府就中国山东省及赤道以北德国诸岛提出要求时，期待英国政府的支持和保证。

〔16〕无疑，这强化了日本在东亚的优势。

正如英国人罗伯特·莫狄所说：“盖日本今已凭英日同盟之助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之一矣。

是故今日太平洋及世界其它各地真确之主宰，当为现在已成为或将成之三大海军。

此三大海军者，其一即为日本，余则为英美二国”。

〔17〕二战时期，在美苏英侧重欧洲的形势下，日本加入日德意同盟使其在20世纪前半期获得的东亚地区优势扩大到极限。

二战被盟国击败后，日本的地区性优势瞬间消失。

但是不久，日本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在美国的羽翼下，其在20世纪前半期储存的优势开始重新以另一种方式释放出来，不仅在战后东亚第一个实现经济腾飞，还最终在20世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奇迹与优势
的重新获得被称为“是近代史上最为重大而意想不到的变化之一”。

〔18〕可见，日本所获得的长期地区性优势同日本的同盟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盟外交也助推着日本的崛起与发展。

从“日英同盟”是“帝国外交核心”、“日英同盟真髓论”〔19〕到日美“是命运共同体”，〔20〕由于20世纪日本与霸权国家结盟的时间占其全部结盟时间的90%以上，可见日本把同霸权国家结盟视为其国家崛起、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柱。

以日英同盟为例，如果说“日本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对中国的重大胜利，给西方列强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证据：改组取得了成功”。

〔21〕那么，“1902年英日同盟的签订，确认了日本迅速攀升的大国地位”，〔22〕标志着日本真正崛起。

日美同盟同样如此，日本视日美同盟为日本外交的基轴，竭力维护之，因为它关乎日本国家的重新崛起、安全和发展。

对此连美国人也有充分的认识：“作为东道国日本的支持是美国所有盟友中最慷慨的，虽然这一‘慷慨’符合日本国家自己的利益”。

〔23〕
其次，同盟外交对日本也产生了负面作用，严重影响了地区安全。

正如同盟是一个中性词汇一样，结盟并不仅仅带来优势与收益。

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两国或更多国家结成同盟将加剧其他国家的反对，使战争的危险增长。

〔24〕从历史上看，加入同盟的国家更有可能卷入战争。

〔25〕在日本崛起过程中，它因日英同盟的支撑发动了日俄战争，其崛起是非和平崛起。

同样，它援引日英同盟的条款对德宣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德意同盟的建立及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均表明崛起后的日本试图借同盟这种策略以武力称霸，但遭到惨败。

可见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同盟外交助长了其对外扩张的欲望，在为其国家发展拓展空间的同时为其所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从而最终为自己酿造了苦酒。

日美同盟建立后，在日美同盟间的不均衡状态下，日本更加视同盟为国家重新崛起、安全与发展的基轴，全力发展经济，既使本国重新崛起，又为东亚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参照。

但正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奥斯古德所指出的：同盟是“一个潜在的战争共同体”，〔26〕日美同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重新调整，向更紧密的军事同盟迈进，日本同盟的历程以及有名无实的非战和平宪法都预示着不确定的21世纪日本的走势。

另外，从长期来看，由于日本结盟的对象主要为本地区以外的国家，事实证明无论日本还是这些非本地区盟国，尽管它们有共同的利益，但这种结盟决定双方并不是从东亚本身固有的问题出发制定对该地区的战略，这对一直处于巨大变动中的东亚格局曾经产生并必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结盟的原因
结盟是国际关系演进中的一种常态，但是在世界史中日本如此持久的对外结盟历程却值得人们去思索。

以往学者多倾向于从日本实力相对较弱以及国际环境的作用等角度考虑，这无疑有助于该问题的解析。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同样的实力和同样的环境往往出现不同的对外政策。

笔者在前辈同仁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即日本对外结盟有那些特殊的原因？以下若干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对它的探讨。

首先，日本处于地缘和国际体系的双重边缘位置。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国际系统的结构对于选择安全和生存战略是重要的”。

〔27〕日本是一个地处西北太平洋之中的狭长岛国，自然景致优美但自然灾害频繁，孕育了日本的传统危机意识。

日本西邻欧亚大陆，东望太平洋和北美大陆，因此从地缘位置来看，日本处在亚洲和北美的边缘。

同时，日本长期以来处于变动的国际体系之中：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到以欧美为核心的维斯特法利亚体系，其外交定位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摇摆与“欧”“亚”之间，因此从国际体系位置来看，日本在一定意义上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

地缘和国际体系的双重边缘位置，使日本存在的传统危机意识滋生出“孤儿意识”，存在担心被抛弃的意识。

于是，日本往往会选择对外结盟，通过寻找同盟者以摆脱孤儿意识和担心被抛弃意识。

然而，由于日本的结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