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角悲剧原因的相似性

《高兴》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角悲剧原因的相似性

这两本书中的主人公太过于理想化。在现实面前，过于理想化的孤勇几乎必然面对悲剧的结局——将美好的事物摔碎给人看才是悲剧，这两本书中主角的悲剧原因均是由于过度理想化，试图迅速打破阶级壁垒而不能所导致的。并且，我们至少从这两本书中可以窥见，跨越阶级的梦想的实现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强弱，而是因为听起来更令人绝望的原因——阶级固化。

标签：《高兴》《了不起的盖茨比》梦碎悲剧阶级壁垒

引言

《高兴》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分别是贾平凹先生和F·S·菲茨杰拉德的两部重要作品，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心怀梦想却双双梦碎。刘高兴和盖茨比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即阶级壁垒。本篇论文从二人的出身、性格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简略分析了二者的悲剧原因的相似。

《高兴》是贾平凹老师一部描写农民迁居入城的作品。此处之所以用“迁居入城”而非“进城谋生”，是因为主人公刘高兴入城的目的并非是简单的打工谋生，而是最终为了定居西安。刘高兴一直认为自己“活该要做西安人”[1]。丢下老家商州的房和田地，怀揣着“西安梦”进城，靠拾破烂为生。他凭着自己对西安的一腔热情，认为自己即使不算“原本的西安人”，不久之后也一定会成为西安人。在西安他遇到了在按摩店打工的孟夷纯并爱上了她，最终却落得同行的五富猝死、孟夷纯劳改，欲救出而不能的伤神结局。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人公盖茨比则是一个胸有“美国梦”的青年。他在战争期间爱上了名门闺秀黛西，却因军队转移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爱人。黛西转嫁他人，盖茨比为了赢回黛西而努力积累财富、试图跻身上层社会却以失败告终，被黛西丈夫情人的丈夫以一颗子弹终结了理想化的一生。

将女人具象化为“梦想”的表象是文学作品中的常见表现手法，而这种手法又在这两本书中毫不意外地重现给我们。孟夷纯是刘高兴“西安梦”的象征；黛西是盖茨比“美国梦”的投影。而“西安梦”与“美国梦”在现实中的意味实则是渴望得到阶级提升的幻梦。虽然从过程上来看，盖茨比是在一开始就将能够得到大家闺秀黛西作为梦想去奋斗；而刘高兴是先有西安梦模糊的轮廓、后来才将梦具象化成孟夷纯的形象，但他们的梦想归根结底都是同一指向：得到心爱的女人——即实现阶级提升。而究其结局，无论是盖茨比还是刘高兴，都没能最终得到（实现）自己寤寐思服的女人（梦想）。

刘高兴无论是于身体还是于心灵而论，都从未拥有过孟夷纯。身体上有时是他“不行”（虽然刘高兴自己认为这就算是“有了性生活”），有时是孟夷纯“不方便”；而于心靈上，孟夷纯也永远难以摆脱对韦达的依赖。每逢遇到到重大困难，孟夷纯的第一个反应永远是去找韦达，甚至连给刘高兴介绍工作也是求韦达帮

忙。刘高兴在书中自述：“我在孟夷纯的心中位置仍还不如韦达，我也真的不如韦达，尤其这关键时刻。”[2]

相同的是，盖茨比也至死都从未真正得到过黛西——或者说，盖茨比曾私密地拥有过黛西。两人曾多次在尼克以及盖茨比的家中私会，但这种以私通为手段达到的拥有方式纽带极其脆弱、维持时间则瞬若交睫。这样的所谓“拥有”纵使发生过十次百次，所得到的也仅仅是一触即碎的心理安慰。盖茨比只有在与黛西独处时才能虚幻地触摸到黛西（梦想）。而在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梦想的情况下、即使孤独而私密地得到了自己的梦想，这样的“得到”本身就是一场无痕美梦，既无法实体化，又不能为大众所认可。盖茨比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得到黛西）这一事上从未被公开认可过，而不被承认的“跨越阶级”绝非真正意义上的跨越阶级。所以盖茨比死后，黛西只是麻木地退回了自己的旧钱里——上层阶级并不会为想要跻身于自己行伍之中的失败者惋惜泪垂，他们本身就是封闭固化、不愿接受新来者的。

除了刘高兴和盖茨比自身的相似，他们二人的“情敌”也有着显著的相似性。无论是韦达还是汤姆，显然都是上层阶级中的一分子，是刘高兴和盖茨比奋力前行想成为的、却始终难以望其项背的那类人。他们拥有金钱、拥有地位，也自然而然地拥有孟夷纯和黛西。他们也许并非主观故意却又确凿无疑地占据着绝大部分公共资源，既乐于对比自己阶层低的人表示出友好，又急于和他们划清界限，决不允许低阶层的人有丝毫“僭越”。韦达在与刘高兴的言谈间：“ 一派和气又那么正经”[3]，而汤姆则认为自己的情妇“没有资格”直呼自己妻子的名字，并在后者不愿让步的情况下直接使用暴力，“伸出手一巴掌打破了威尔逊太太的鼻子。”

[4]

顺便一提，除了刘高兴和盖茨比，事实上在这两本书中，还有两个人的梦也破碎了。一个是《高兴》中的孟夷纯，另一个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被打破鼻子的威尔逊太太。孟夷纯不能嫁给韦达，威尔逊太太也无法做到将黛西从汤姆心中的妻子地位上拉下来取而代之。此二人的悲剧实则也是因为阶级壁垒，暂不详表。

《高兴》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表述：“到了饭店，不仅是韦达，还有四五个人，韦达就介绍了这些都是大老板，又介绍了我们是拾破烂的，将要到他的公司干活。韦达的那些朋友对我们并没有歧视，这从他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出，韦达交结的都是有品位的人。他们当然在夸奖韦达，说韦达还有这样的朋友，而且还请吃饭，如果有媒体的人在就好了，应该宣传宣传。于是一个人就讲笑话，说某一个领导也是体察下情的，到山区去扶贫，给了一个老农一床棉被，问老农的一日生活安排，老农听不懂，旁边的乡政府干部解释说，一日就是一天，一天就是一日。老农说，噢，一天一日我还行，一日一天不行了。他们就哈哈大笑。五富没听清，见他们笑他也笑，但我没笑。”[5]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以韦达为代表的上层阶级虽然对刘高兴“没有歧视”，但仍然认为与自己与刘高兴的交往“也是体察下情”。在他们的意识里，下层阶级应该是无知而麻木的，既分不清“一日”与“一天”的差别，又听不出旁人对自己“同类”的嘲讽。刘高兴听明白了其中联系，所以他“没有笑”。何其悲哀，想解救孟夷纯的初衷使他在被羞辱时并不能站起来一走了

之，而只能是在羞辱中如坐针毡后去“上个厕所”。而盖茨比的客人们在尽情享用免费盛宴的同时，却仍未给予盖茨比相应的尊重和接纳。他们甚至鄙薄武断地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他“可能杀过一个人”；他们对盖茨比毫不关心也并无情分可言。在盖茨比死后还有人仍不知情，前来赴宴“大概是最后的一位客人，刚从天涯海角归来，还不知道宴早已收场了”。[6]

刘高兴被韦达请吃饭，盖茨比请别人来自己家里花天酒地，两人在经济实力上相差甚远。如果说刘高兴在经济上与上层阶级不匹配所以不被上层阶级接受认可，那么为什么盖茨比有了匹配上层阶级的经济实力却仍然无法冲破屏障以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呢？至少从这两本书中可以窥见，跨越阶级之途筚路蓝缕难见终点并不完全因为经济实力上的欠缺，而是因为听起来更令人绝望的原因——阶级固化。这种固化的坚实程度甚至被阿尔布莱希特·冯·卢克称为“重新封建化，决不允许过界”[7]。其难以攻破、坚韧其顽固可见一斑。韦达能够简单地用钱维持与孟夷纯的关系，而黛西最终还是选择了汤姆。有社会地位的人想要维持社会地位只要有钱就够了，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却并不能用钱换来社会地位。因而刘高兴与盖茨比二人无论虽然在财富数量上万分悬殊，在实现梦想方面却是无差别的，即都未能实现梦想。阶级壁垒的坚固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实力是否雄厚，而更多取决于你属于“新钱”还是“旧钱”。

黛西生活在钱里，连声音里都“满是钱的响声”。但不是有钱就行——钱也分新旧，黛西爱的只是旧钱。旧钱代表着家族显赫、地位崇高（即固有的高等地位、高层阶级）；而新钱仅仅是钱，是不被“上流社会”接受的暴发户。盖茨比细致入微试图地伪装成“旧钱”，却仍被汤姆全盘揭穿，毫无悬念地一败涂地。新钱似乎永远无法战胜旧钱，并几乎永远被旧钱所轻视——地位越高，越是鄙夷在自己之后來到同样地位的人。金钱稀缺时比金钱，而有钱人渐渐多起来时就比谁阔得早。因为“阔得早”代表比别人更早地占有更多有利资源，这些有利资源能使子子孙孙从小受益，而子孙得到优越条件的年龄越小，就代表着更有学识、更有见地，而日后继续光耀——或者至少是不负门楣的可能就越大。这些从小的教化并不容易在成人后再次进行补足，想提高阶级的后来者如果愿假以时日、拉长战线、几代人慢慢努力，那么这样的梦想也许说仍有盼头，但以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方式蚕食如岩石般坚硬的壁垒的耐心究竟还是很难得，所以多数试图打破阶级壁垒的人是指望于从自己这一代就卓见成效，也都是这样以卵击石的方式轻易破碎的。显而易见，刘高兴和盖茨比的梦想就是这种破碎方式的牺牲品。

两位主角都是极其理想化的，并没有因为触碰到了阶级坚壁就轻易放弃。盖茨比努力伪装家世、学历，试图跻身“旧钱”之中，刘高兴则不厌其烦地重复“我本就该是个西安人”；从表面看来，二者似乎都稳重自信，但从内心深处，二者其实都埋藏着对自己出身阶层的深深自卑以及想要打破固化的阶级壁垒、提升自身阶级的殷切渴盼。

刘高兴喜欢反复申明：“我确实贵哩”。整本书中，共提到了26次“农民”这个词，其中有12次都是由刘高兴自己或是旁人口中说出：“刘高兴不像是个农民”。然而这样的重申本质上就是欲盖弥彰，就如人画一只虎，如果神韵皆备则不必刻意标注“此非猫”；只有画得类猫时才有必要反复对人强调“此为虎”。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