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浙商》记者徐王婴

一位温州商人对记者说，“到北京出差，几乎所有的酒店，一看你的身份证是温州的，住宿费自动打对折。”

今天，无论是到北京、上海，抑或是香港、纽约，随着一个个“浙江村”、“浙江市场”的兴建，随着浙江游客在海外和国内的京城、大上海等地大把大把地花钱，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和社会精英，浙江商人开始成为这些城市最受欢迎的人群之一，并成为中国财富的一个符号。

浙江人，因浙商群体的崛起而感到了荣耀。

某种程度上，浙商的崛起或者说引人关注与排行榜有莫大的关系。2000年福布斯“中国50首富”排行榜，浙江有9位企业家荣登榜上；2001年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浙江有17位；2002年又有11 位，2003年的《福布斯》榜中又有13人上榜，而在胡润的富人榜中17位浙江人登上中国内地百富榜，在“《新财富》400富人”中（以企业所在地计算），人数最多的依然是浙商，占了62名。

与此同时，2003年全国工商联按照年营业收入总额“炮制”了2002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500强的名单。浙江民企共入围185家，占总数的37％。其中，前十位中，浙江企业有其四，前100强中，浙江占了34席。而这“500强”的排名，浙江早在1999年就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而最令人刮目的还在于浙商庞大的群体阵容。截止到2002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24.73万户，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浙江，这个陆地面积仅为全国陆地面积1.06%的资源小省，其GDP水平位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已经多年稳居第一。

一串串令人眩目的数字掀起了浙商的盖头。浙商，被人们惊呼为“中国财富制造商”与“东方犹太人”。

然而，如果以为浙商是中国开天辟地最为响亮的商帮，那就是孤陋寡闻而且颇有夜郎自大的意味了。

浙商正在崛起，就像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精神且健康地成长着。但在浙商之前，早已有晋商、徽商、因各自辉煌500年的商帮历史而彪炳史册了。

A>翻开历史的画卷——

画面一：晋商，创造“海内最富”的奇迹

翻开中国近代史，你会吃惊于晋商的辉煌历史。

“二百年前，当美国还是一片荒凉的的大陆时，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水陆码头，甚至远至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朝鲜的平壤、日本的东京及南洋各地。他们凭的是艰辛，凭的是智慧，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信义，以及先进的实用的管理方法，把经理人——大掌柜制度-——及财务总监——大掌柜制度发展得日臻成熟，他们用完善的股权分配制度维系着商号的健康发展。”

阅读这样的文字，你的惊讶一定不会输于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是余秋雨在领略了晋商文化之后的感慨。“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大作家对晋商的惊叹显然要比人们对浙商的称赞更加“浓墨重彩”。

那么，晋商到底成于何时，又从何时起淡出中国的经济大舞台？

据载，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晋唐时期甚至更远到春秋战国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太谷县也被誉为“中国华尔街”。

地处中国内陆的山西，一个资源并不充沛的省份，在母亲河的滋润下，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让西方人也大为惊讶的“中国华尔街”的奇观！

但明清时崛起的晋商，最终却随着突如其来的战乱在清末民初时在战火中黯淡了身影，光环褪尽。

画面二：徽商，书写“无徽不成镇”的传说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古徽州大地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令诗仙李太白为之流连忘返。

北临黄山、东靠天目山、南接千岛湖的安徽歙县，是徽商的发源地。

与敦煌学、藏学等并驾齐驱的三大地域文化显学之一的“徽学”，就植根于这快土地。

在歙县附近，至今拥有两处世界文化遗址——黄山和花山谜窟，还有当年乾隆皇帝御书的“锦绣江南第一乡”——歙县棠樾牌坊群。

透过至今还保留完好的数千栋古朴清雅的古民居，百余座古祠堂和气势雄伟的牌坊群，是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盆景、徽墨歙砚深厚的文化底蕴。汲取着这厚重的文化营养，徽商纵横驰骋于中国商界50 0年，创造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辉煌。

据载，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 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徽商不仅以盐典茶木等行业著称，而且也插手海上贸易，边陲海疆，乃至海上，无不留下其踪迹，称雄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中下游及淮河两岸，控制着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纵穿南北的大运河商道。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当时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资8100英磅的数额了，清代扬州从事盐业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之巨（而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国库存银只有7000万两）。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然而，就好比天生就是为了对应北国的晋商，几乎与晋商同时兴起，同时享誉全国的徽商，偕同着晋商没落的节拍，在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渐趋衰落。

B>解读通用的密码——

没有理由盲目地认为晋商、徽商都从辉煌而没落了，浙商就一定高明很多。或者，以为晋商、徽商不过尔尔。两个内陆、偏僻的省份，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农耕制度的土壤上酝酿出市场经济与商业文化的嫩芽，这不能说不是奇迹。而他们双双纵横驰骋于海内外500年，创造出“富可敌国”的财富。其内在的精神、文化的底蕴、经营的理念等一定可以成为今日浙商得以承继的历史血脉。

是的，浙商的发展，是对历史的承继，不但承继了过去浙商的精髓，更是得到了晋商、徽商成功的要义。

共性一：穷则思变的创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