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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服务外包现状及发展
海外离岸服务外包在中国发展已将近10年，成为当代服务外包兴起的又一特征性表现。

本文所研究的服务外包是以离岸和近岸为主的国际服务外包，其业务形式有三种：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

一、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现状
（一）中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促成接包聚集地。

服务外包的驱动力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加价值。

我国及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具有低成本的相对优势，为外商服务业投资提供了广阔利润空间，使得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在近年得到了快速发展。

以印度、中国为首，包括菲律宾、孟加拉、斯里兰卡、越南在内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成为全球第一大离岸业务承接聚集区。

（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快速发展。

2013年9月我国实行“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拓展了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空间，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发展成效显著。

2014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25亿美元，同比增长25.2%，执行金额98.4亿美元，同比增长36.3%。

其中承接东南亚国家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53.8亿美元，同比增长58.3%。

2015年，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7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6%，执行金额121.5亿美元，同比增长23.4%。

其中承接东南亚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89.9亿美元，执行金额63.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0.6%和
17.3%；承接西亚北非国家的服务外包合同金额43.5亿美元，执行金额25.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3%和61.5%，发展势头良好。

二、当前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施行，我国开始拓展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的新领域。

由于我国服务外包行业本身发展不成熟，应对外界变化能力弱等因素，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上面临诸多难题。

（一）宏观环境问题。

其一，服务外包可能拉大发包国与接包国的贫困差距。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市场经济体仍是购买国际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国际服务外包的贸易利益分配受市场机制的支配，分配的不平等将进一步扩大外包双方国家竞争力及财富的差距。

我国作为承接外包业务的大国，在服务外包的价值链上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近年来人力成本急剧上升，依靠低成本竞争和扩张的产业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

其二，我国现有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主要来自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发展成熟，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较高，但新兴服务外包市场不少属于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我国对于开展这些国家的服务外包业务经验欠缺，风险较大。

同时，我国服务外包行业法规体系不健全，尚未建立行业协会，整个体系还不能为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二）行业及区域发展问题。

其一，我国对日本承接ITO业务数量衰减。

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以ITO为主导，日本软件外包中，60%以上的离岸业务由中国承接，
受日元持续贬值和中日政治大环境低迷的影响，两国经贸往来受到影响，2015年承接日本市场服务外包合同金额仅54.8亿美元，同比下降9.8%。

其二，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东西发展不均衡。

服务外包行业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发展薄弱。

2013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离岸合同签约金额分别为515.1亿美元和76.5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82.6%和10.2%，差距明显。

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481.3亿美元，执行金额394.1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55.1%和61%，其中江浙沪成为外包业务的主力军。

西部省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增速缓慢。

（三）企业面临问题。

其一，作为发包方，我国企业在进行国际投资时对于东道国的专业服务产生的外包需求普遍面临海外法律、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风险，同时中小企业组织规模小，国际竞争能力弱，承担风险能力低。

其二，作为接包方，企业在开拓新兴服务外包市场时，将面对不同国家习俗、语言、文化的挑战。

企业劳动力素质整体不高，技术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具有专业素质的高端人才，信息服务以及与语言、法律相关的专业服务外包存在较大人才缺口。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发展建议
（一）服务外包发展环境建设。

结合当前服务贸易现状，我国应立足传统服务贸易，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政府应制定适当的政策引导外资进入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领域。

通过紧密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使服务“走
出去”，同时做到稳定东部发达地带的良好发展势头。

1.相关政策支持。

“一带一路”战略中，与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能源工业、电子通讯等领域的合作将带动相关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发展，随着战略持续推进，以生产性服务特别是IT技术为依托的服务外包产业大有作为。

政府要在政策协调和安全服务等宏观环境方面发挥作用，为国内企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提供详实的外包市场经济环境、投资政策、市场信息等具体信息。

我国开展新兴国家服务外包业务经验不足，因此政府要做好风险预案，在政治、经济、外交及文化层面营造相对稳定的环境。

2.法治环境建设。

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建立服务外包企业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体系，促进产业发展，规范经营行为。

尽快制定完善服务外包和跨境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

3.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政府牵头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探索创新促进体系，更好发挥公共政策功能，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提高服务外包水平。

（二）行业建设及区域布局优化。

过去十年，我国对日承接I-TO业务的剧烈变化，反映了服务外包业务结构的危机，因此必须进行业务结构优化。

同时，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主要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东部地区，中西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较弱，“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改善这一东强西弱局面的机遇。

1.行业内结构优化。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商仍以日本为首，但整
个行业应控制好中日间业务开展的规模，规避中日关系带来的政治风险。

随着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稳步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地城市，从低端的、局部的生产经营中解脱出来，形成整体外包产业链。

以ITO 为主导的服务外包业务与数字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借助“互联网+”和跨境电商的基石，具体通过云技术、三维打印、物联网等智能设备和高级分析实现技术转型升级；BPO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潜力巨大，积极开展与欧洲地区BPO企业的合作；保持KPO业务在行业中的整体比重，实现长期稳定的项目合作，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延伸区域的经济交流。

2.行业具体措施。

建立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

设立具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全国性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强化企业责任意识。

制定专业人才、培训机构、质量控制等相关行业标准，不断规范产业发展，加强行业内相互监督，提高外包供应商的资信水平。

建设一批师资力量雄厚、符合产业发展实际需求的专业化服务外包培训机构，逐步形成服务外包人才供应链，保证服务外包市场的人才供给。

3.区域组织优化。

在中西部地区，加快建设一批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发挥引领作用。

通过开发区、科技园等园区模式推动产业初期发展和促进产业集聚。

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服务水平高、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支持一批专业化的中小型企业，形成互补协调的产业组织结构。

（三）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培养。

1.企业风险规避。

在承接服务外包业务时，企业应对自身实力
进行合理评估，建立风险控制体系，合理安排服务外包业务市场和规模，国内同质企业进行合作或兼并，避免恶性竞争；“走出去”的服务外包企业与当地企业合作，尽可能雇佣熟悉当地情况的员工，实现可持续合作与发展；积极研究国家信贷政策，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能够拥有稳固的资本实力，进行灵活处理。

2.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首先，企业要树立起全球化经营的战略目标，放眼长远利益，对于研发、创新等高端业务进行合理比重的投入。

其次，国内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通过干中学、干中创等途径逐步形成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更有效地发挥服务市场开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第三，加强服务外包各类人才培养培训，建立强大的人才储备体系，通过校企合作，将理论教育与实务相接轨，培养大量扎实的复合型人才；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着力引进和培养一批中高端人才和国际型人才。

此外，在开展离岸业务方面，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避免同质企业恶性竞争，提高整体服务实力，树立“中国服务”的品牌形象。

作者：王桢妍单位：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