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启超的善变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

在戊戌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嚎乱。

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

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

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

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

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保皇.革命.保皇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极力宣传维新理论。

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虽然悲愤但并不消沉,仍然孜孜不倦地求索救国之路。

《尊皇论一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中,他驳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种救国言论:一是冀望于慈禧、荣禄,二是冀望于各省督抚,三是民间的革命军。

尤其对于第三种方式,他更加反对:“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

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

今中国尚孩提也,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

他认为,“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日尊皇而已。

”到了夏秋,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孙中山交往甚密,逐渐有了赞成革命的倾向,并商榷两党合作的问题。

同时,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力争革命共和。

但对于革命,康有为、徐勤、麦孟华等都是极力反对的。

一方面是革命党人对他的吸引,另一面则意味着对师友的背叛。

梁启超陷人了进退维谷的两难中。

但是,从保皇到革命,梁启超姿态的转变只经历了短短几个月。

在这几年里,梁启超时常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

到了1903年,他赴美归来后,言论大变,完全放弃了曾主张的“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的论调,重新回到保皇立场。

梁启超这一次彻底变换了他的姿态。

但剧烈的变动更显示出他不变的思维。

当时,革命排满的论调正蓬勃不可抑制,他相当于与舆论唱反调。

他自己也深知这点:“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

《新大陆游记》记述了梁启超游历美国的见闻和感想。

在日本的最初几年里,他因为撰文抨击清廷而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此时扮演的是社会前沿阵地引领者的角色。

但几年之后,他却要与舆论作战,被舆论抨击。

这种姿态的转变似乎暗合了“激进一保守”、“前沿一落伍”的二元对立划分。

然而实际上,这种简单的二元划分贬损了梁启超思考的深度。

民主共和是一样好东西,梁启超对之赞叹有加。

但他同时又异常冷静。

通过亲临实地的考察,经过细致的分析对比,他认识到中国当时的情况不适合实行民主共和。

他的思考建立在充分考虑国情、民情的基础上,从革命到返回保皇,并非倒退,而是显示出他独立、睿智的思考。

他姿态的转变仍然贯穿着其思维的不变:时刻关注着中国的问题。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

梁启超虽然不赞成民主共和政体,
但是,他作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面对已然形成的历史事实时,是决不会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指手画脚、横加干涉。

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民主共和仅是国体,倘能在这种国体中推行立宪政体,才是自己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的。

为了应对国内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并转告国内的立宪党人。

自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出卖改良派而官运亨通以来,他们之间积怨日深,一直没有化解。

梁启超曾制定“以倒袁为先”的方针,揭露和挞伐袁世凯。

如今,清王朝已成日薄西山之势,袁世凯却手握军政大权,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实力派。

梁启超和立宪党人要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就应该修正“仇袁”方针,由“仇袁”变为“和袁”,其目的正如他所说,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而袁世凯更想利用梁启超的声望,装点自己的政治门面。

为此,他甚至谦恭地往海外去信,希望梁启超早日归国。

最后,他们终于握手言和了。

梁启超和革命党虽曾有过短暂的合作,然而,更多的则是无休无止的论战。

由于辛亥革命已经胜利了,那种视革命为“腹心之患”的心态,也应该尽早地调整过来。

于是,梁启超有意向革命党传递信息说:“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现政府则一而已。

”明确指令国内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罢战言和。

其实,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立宪派,如汤化龙、张春等已和革命党携手合作,响应起义。

孙中山等十分欢迎梁启超转变政治态度。

章太炎、黄兴等也都表示欢迎他早早回国。

汪精卫还以后学的身份给他写信,对过去论战冒犯之处表示歉意,“今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当为共和政治做出贡献。

尽管梁启超一直想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革命会如此迅猛地波及全国,对清王朝的所有希冀也就化为了泡影。

然而,他依然坚持认为,处此震荡多变的时期,清政府这个“附骨之疽”还不能马上切除,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逼迫清政府“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使其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梁启超极力推崇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并解释说,此时的君主仅仅是一个象征,“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多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

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

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

梁启超的“和袁、慰革”的方针,得到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认同和响应。

可是,他的“逼满服汉”的“虚君共和制”却遭到各方的激烈反对。

尽管梁启超一再解释说,“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也难以为革命党所采纳。

在关涉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问题上,梁启超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斗,其目的是永远地结束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的存在,也是革命党人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当梁启超游说于章太炎时,章太炎说:“今大势已初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嚣嚣”,现今尚言保留清帝之事,“亦愚者之见”。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梁启超的“虚君共和”的设想,已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于是,他才心甘情愿地拥护民主共和。

国内的立宪党人和各方政治势力都翘首以盼梁启超早早归国。

善变之因
梁启超的多变,实由多方面原因所决定。

有的出自个人气质,有的又出自外界环境,有时出于激情的驱使,有时又出于理智的分析,有时出于勇气,有时又出于软弱,有时是本身意愿变,有时是不得不变,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因而,其多变的原因就显得十分复杂。

而更为复杂的是,在这种种原因之间,又存在着错综的联系。

因事异时迁,造成他转变的一些主要原因会有所不同,但通常其变化都不是出自单一的原因,而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在梁启超身上始终存在的爱国心和改良观的矛盾,则是造成他多变的最深刻的原因。

第一、梁启超的“善变”是因为他在历史巨变时期，在复杂的政治领域，随时都能发现每一种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都有符合东方或西方文化本质的道理，而不像只接受某一种主张的人，只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

因此，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行为，都是应该被批判打倒的。

梁启超则在不同的政治流派中，都深刻地看到各自的合理性，即便在袁世凯
身上也一样。

因此，梁启超的“善变”不是因为政治投机，而是因为他把每一种合理性都当成可能的终极价值。

这也成为梁启超的遗憾。

在巨变的时代，他没有能够把他所认识到的、丰富的合理性，变成一个纲举目张的思想体系。

近代政治思想“快速多变”的发展规律,决定了梁启超思想的“善变”。

近代中国八十年,尖锐的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

正因斗争的需要,时间的迫切,使思想界常以饥不择食的心态,搬用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救民的思想武器。

这样思想史的发展就带有“快速多变”的特性。

由于这个特性,一方面使得整个思想体系杂乱,肤浅和贫乏；另一方面也使思想家个人观点多变、实用和起伏。

梁启超正是这些思想家的突出代表。

第二、对现实认识的偏差,由此出现的主观随意性,是造成其善变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以1903年那次最为显著的变化为例。

1903年12月,梁启超由美国返回日本。

这次所谓“新大陆之游”使他看到什么?又想些什么?其一,这次游历使梁亲眼看到了美国的繁荣,感受到了共和政体的进步。

尤其是美国公民所具有的独立、完整人格为梁所叹服。

他由此而想到国内同胞,相比之下“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据此他断定中国现在还无条件实行共和；其二、这次游历也使梁耳闻目睹了美国繁荣、进步的另一面:两党竞选的黑幕、朝野上下的争斗,劳资关系的对立及社会公德的低下等等。

这样先进的体制竟然有如此多的弊端。

他想到的只有一点:如果“自惭形秽”的中国采用其政体,则是“无异于自杀其国”。

于是,为了祖国他只有忍痛与共和长别。

以上就是梁启超看到和想到的。

显然主观认识的偏差是造成这次锐变的决定性因素。

忧国忧民,是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

梁启超作为一个爱国者,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在为中国的出路而苦思,这无疑值得称颂。

他既看到美国共和社会进步的一面,又对其弊端有觉察,表现出一个思想家的卓识。

作为改革主义者,他不像孙中山那样,主张以“平均地权”等办法来消除这些弊端,而是由此产生了对民主、共和政体的恐惧,觉得除了抛弃别无他法。

这种对西方文明既倾慕又失望的矛盾心理,非梁独有,严复如此,章太炎亦如此。

他们除了倒退的确没有找到其他办法。

在梁启超的眼里,中国人民具有难以克服的四大缺点,同先进的西方文明难以划上等号。

他既不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对民族未来又缺乏自信心。

这是造成其悲剧的症结所在。

第三,改良派和革命派复杂的关系,也是梁启超善变的重要因素。

改良派同革命派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翼,并非水火不容的敌人。

它们在反抗强敌、救亡图存、传播西学以得发展资本主义等方面有着共同点；但由于经济地位、文化层次等的不同,二者之间又有差异。

表现在相互关系上,其阵营有时彼此不分,有时则彻底决裂,径渭分明,表现在改良派第二号人物梁启超身上,不能不时而改良,时而革命,周旋于孙、康之间。

最后,只能埋头于教育及学术研究。

第四,分析梁思想之善变,离不升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哲学观。

他有句名言,即“境者心造也”,即把客观存在当作自我感觉的产物。

从这点出发,他认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这就根本否定了思维对存在,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这样梁的政治思想不能不常常脱离现实,甚至违背现实。

面对剧烈变动的近代社会,他却是随心所欲的解释,其政治观点也就难免“流质易变”了。

思想家的观点不可能一成不变,像梁如此善变,也属罕见。

他自己承认“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识变化流转几次许”,并以“太无成见”作为其“生性之弱点”。

我以为,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息想家的观点应随形势之变而变,使其观点贴近现实,便之可行。

而不能所谓愤以不变应万变，只求心理上平衡。

戊戌变法后,梁相信是“舆论界骄子”一呼百应的神奇力量,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在改良和革命间徘徊。

今天看来,他对国民现状的忧虑绝非杞人忧天,他对革命筑疑问也并非毫无道理。

问题在于梁启超没有掌握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想正确认清形势,找到中国真正的出路,是不可能韵。

当时的中国已是舍革命无他途,历史选择孙中山并非偶然,而梁仍死守改良,最后只能退回书斋。

总结
1920年3月,梁启超回到国内后开始检讨一生的政治经历,保过光绪、傍过袁世凯、帮过段祺瑞,可是,为什么竟一事无成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旧势力来改造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

虽然我自信投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

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他认为以前所走的路径之所以是条死胡同,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

”所以,归国后,梁启超便把着眼点放在民众的身上,凡文章、演说都竭力鼓吹国民运动的观点,认为只有呼吁国民行动起来,投身到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去,“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最为重要的是要塑造“现代青年”。

他伤感地说,今日“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

他呼唤青年:“醒醒吧!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

”“眼界放远些啊!力量放韧些啊!那么世界就没有一件可悲的事。

”梁启超晚年极为赞扬五四运动,称其在“民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外国人由此才“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乎”,也由此“引起中国青年的自觉心。

这是中国外交的国民运动的巨大成就”。

他几乎“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一生的善变多变,为的是不变的宗旨救国救民。

可是,事与愿违,倾其心力的奋斗和求索,还是没有把祖国和人民从衰败和贫困中解救,他为此而忧心忡忡、自怨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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