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AbstractReturntotheacademictraditionisoneoftheemergingdevelopmenttrendsoftheeducation·-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Paperistostartfromthetraditionalhistoricalresearchmethodology,LiangQi—chao,“Chinese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asthecarrier,andexplorewaystoestablishandperfectanewmoderneducation—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Chinese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isrichanddeepintheoreticalcontent,includingthenewpeopletheory,socialdevelopmenttheoryandinterestandbeautytheory.Thenewpeopletheoryexplainsthepurposeofhistoricalresearch,andsocialdevelopmenttheoryexpoundsthegenerallawsofsocialdevelopment,andinterestandbeautytheorycontainsemotional,vitalityandfreedom,respectforlifeandlivingbeautyoftheidealpersonality.Itconcludesahistoricalresearchmethodology,asetofreferenceinclude:todefinetheconceptofhistoryfrombothconcreteandabstractlevel,andasacommanderofthemethodologyofhistoricalresearch;discussthepurposeofhistoricalresearchwiththeoperationandtheoreticaldirections;definethescopeofthestudyofhistory,andCanserveasausefulreference;determinethemainbodyofhistoricalresearchandliteracy,callserveasahistoricalresearcherandthetraininginstitutionstoimprovetheliteracybasedresearchers;withasystematicmodeofthinkingandtheprinciplesandtechniquesofacombinationofhistoricalresearchmethods,untilmodemscholarstouseandpromote.Chinesemodemeduction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hascharacteristicsdifferentfromthe“Chinese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includinghistoricalmaterialismasamethodology,dualisticmodeofthinking,thefive—dimensionalframeworkandsimplifyittothesteps.TheWesterneduction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differentfromtheabovetwofeaturesisthebeliefinscienceandhumanities,convergence-thedecentralizedmodeofthinking,two-dimensionalframeworkandstrictsteps.Bothworthyofaplacetoadhereandtoabsorb,weneedtodoistOcombinetheadvantagesofthesystemofthreemethodstoestablishamorecompleteeducation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Thepaperconcludeswithrecommendationsontheeducation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itrequirestocarryforwardthetheoryofthe‘‘Chinese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谢mstickanddifferentbeliefs,thehistoryeducationresearchshowsadiversity;integrationofthediverseeducationhistoryresearchpurposes,SOthatahierarchyfromgeneraltospecific;drawsontheadvantagesofthedifferentmodeofthinking,advocatingallopenmind;recommendationstothebasicconceptandscopeofthestudyisthebasisoftheeducation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recommendsthatliteracyofhistoricalresearcherscallbeapartoftheeducationhistoryresearchmethodology;learnsfromthewestbythe”foursteps”toresearchthehistoryofeducation,flexible,traditional,modern,specificresearchmethodsisrecommended.Keywords:educationhistoryresearch;themethodofhistoricalresearch;theproblemofeducation;science;systematicthinking第1章绪论1.1研究背景与意义自中华文明肇始,教育现象便己诞生,有意识的人们偶然间思及它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它,它会不会一直存在等问题,教育研究的嫩芽由此萌发。
读梁启超先生之《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梁启超先生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者:邓杰来源:《新生代·上半月》2018年第11期【摘要】: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尤以历史学界为甚。
作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泰斗,梁启超先生敢为天下先,率先提出“新史学”的观点,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史学界注入了一汪清泉。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梁启超其人其书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与其老师康有为一道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并称为“康梁”。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也倡导文化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同时,与他与当时其他的学界大饕相比,更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尤其是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
梁启超在1901年到1902年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舒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被誉为中国新史学第一人!二,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的一些体会(一)梁启超认为的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和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在文章里对应的是前两章内容,梁启超在文中提到“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
”显而易见,其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影响。
作者认为史的意义就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这里所谓的“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表明了梁启超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
梁启超在文中说:“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
准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
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
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
”说明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那些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要高明的多。
梁启超通过对旧目录家所称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体之四体的举例说明,分析了旧史学界的现象和问题,指出过去的史学界都拘泥于数种体裁之内,未能为史学界辟一新天地,是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浅谈史料的搜集与鉴别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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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
想要建设一部科学的中国史或进行史学研究,就要从史料的搜集、鉴别、整理开始。
但搜集史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史料并不是简单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而是分散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需要史学研究者耐心地去探求。
但探求也不能盲目地进行,需要有科学的方法,有科学的方法才可以有效率地完成史料的搜集、鉴别等工作。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著作中重点论述了如何进行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并由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给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是一位著述极为宏富的学者,广涉政治、经济、教育、哲学、佛学、历史、文学各领域,著述之富,范围之广,近代史上罕有人能与之比肩,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以一个近代人的眼光,兼采中西学者之长去研究和整理传统学问,对当时的学界有很大影响,时至今日,仍有启发意义。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中,梁启超最为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他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21年,梁启超将在南开大学的讲演稿整理之后,在《改造》第四卷第3-4号上先行发表一部分,次年一月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收入欲冰室合集·专集》之730《中国历史研究法》详尽论述了史料的范围、类别、搜集、鉴别等各个环节,通过对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刻剖析之后,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二、搜集史料梁启超认为史料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必须以精密科学的方法来搜集,否则就得不到史料,但得到的史料又有真鹰之分,必须经过严谨的辨别,才可以辨出真伪,这就需要适当的搜集与鉴别史料的方法。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葛喜生·鉴古野叟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
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
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
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
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
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
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
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
”(同上书,第177页)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
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
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
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
”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
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
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
”《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xx年xx月xx日CATALOGUE 目录•引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内涵及影响•梁启超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结论01引论研究背景与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探究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和变革研究目的全面了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梳理、理论分析、案例研究研究目的与方法研究内容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角度,分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研究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正文又分为多个章节进行详细阐述研究内容与结构02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以指导现实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
含义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特点,它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注重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和沟通。
特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含义与特点古代史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史记》的纪传体通史到《资治通鉴》的编年体通史,再到清人考据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完善。
近现代史学方法的转型和创新近现代中国史学方法发生了转型和创新,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强调科学精神和证据意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性史学方法则注重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现实意义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03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学者和政治家,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摘要:《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由20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改编而成。
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论述了史的目的及意义、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几种专史的做法等,充分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该著作不仅在当时对转型期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思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在西方思潮的大力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日渐解体,新的文化体系尚未确立。
中国学术界也进入了转型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力求改造传统文化使其能适应时代需要,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得以传承。
梁启超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形成了新的史学观并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积极践行者。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得到充分反映。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主要内容《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门课整理的讲稿。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是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梁先生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
前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等,偏重史学理论;后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目的、史学家的“四长”、两种专史的做法,偏重史学方法。
概括而言,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要分以下几部分:1. 史学的目的、意义与范围。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界定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①同时指出中国史研究的目的有: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推求其保存盛大原因,察其有无衰败之征;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调和冲突及其结果等。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见梁启超的史料观
遗址 遗迹
口述材料
文物
第一类 史料
文 字 记 录 之 外 的 史 料
一、什么是史料
第二大类: 在文字记录者” 第二大类:“在文字记录者” (1)旧史 )
重新评价旧史,突出史料价值; 重新评价旧史,突出史料价值;传记作用 为史之不足取者多,为史料之可取者广。 为史之不足取者多,为史料之可取者广。
(2)“关系史迹之文件” ) 关系史迹之文件”
三、怎样整理史料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具伪。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具伪。”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
●某书体例与时代不符的,可判为伪。 某书体例与时代不符的,可判为伪。
●“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 ●“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 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
三、怎样鉴别史料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1、正误的方法
反正法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接之法,则为举出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接之法, 一极有力之反证。 一极有力之反证。” 春申君黄歇与上海历史的关系。 春申君黄歇与上海历史的关系。
二、怎样搜集史料
3、搜集史料的精神
“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 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 认为史料者,吾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 认为史料者,吾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
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 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总 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 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
四、梁启超史料观综述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一、本文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我们将首先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和梁启超的历史研究观点,然后分析这些观点如何与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最后探讨这些启示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实践的意义。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批判性。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同时要具备系统的历史观,将历史事件置于宏观的历史进程中考察。
梁启超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批判性,认为历史研究不仅要揭示历史的真相,还要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观点相契合。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注重实证研究,强调以事实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也注重历史事件的系统性,将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也关注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旨在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影响。
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梁启超历史研究观点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内涵和特点,同时也能够为现代教育历史研究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观点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更是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了其关于历史研究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现实,他认为历史研究不是简单地记述过去,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和理解,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析梁启超的史学观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析梁启超的史学观作者:黄莹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旬刊》 2014年第1期黄莹(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摘要:历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也是研究一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孕育出了众多的史学家,同时也形成了纷繁多样的史学研究观念。
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于中国旧有史学的评价以及改造史学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史学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1—0151—02收稿日期:2013—07—03作者简介:黄莹(1988—),女,辽宁大连人。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教育交流史。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
他不但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而且在学术方面也有非常大的成就,被誉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1]1921年,梁启超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后整理成书,便是《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
之后他又对原有的著述加以修补,使之更加完整完善。
在书中,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必须改革,通过讨论史书供何人来读、为何人所著,史学的范围及关注点等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观。
这些观点不但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也不断影响着后人对史学的研究,在如今很多相关史学的研究中也常见其身影。
二、梁启超对过去中国史学的评价梁启超于1890年春的北京会试失败后,在上海接触到了有关西学的书籍,这使他走出了传统学问的被动接受,首次接触到了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
[2]因此,梁启超的思想研究兼容了西方生理学与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人类之所以有史是因为人类“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制之智识与情感”。
[1]正因为人类有记忆力这种生理的可能性,因此,才能模仿并保存前辈遗留下来的智慧与情感。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文-历史论文
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文历史论文[摘要]梁启超是《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
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
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
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
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
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
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
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
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
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四、治史方法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的探讨
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的探讨近年来,很多学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浓厚得兴趣,须知那个课题在我国最早予以科学、系统地探讨得是梁启超先生,其筚路蓝缕得足迹,其敏锐得思想锋芒,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价值得东西.一梁启超在他本世纪初发表得闻名文章《新史学》中,就明确阐述了史学认识论得差不多概念及其结构关系:“凡学咨询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咨询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只是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讲》)在他后来得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史学认识论更成为探讨得核心咨询题.他注意到历史客体得特点,作为主体得研究对象,历史是人类“往而不返”得过去,任何活得事件都已永久不可能再现,“史学因此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得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沈.”(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历史证据得消逝途径甚多,或人为隐匿、篡改、蹂躏,或自然淹没、破损、散亡,使“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WwwCOm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找.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讲,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一般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不裁审定,不堪引用.”(同上)他进一步论述了史料得存在形式:(一)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二)文字记录者,如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等等.指出“史料可分为直截了当得史料与间接得史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间接得史料虽与历史事实之间或有距离,但假如史家“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这确实是讲,历史客体得存在是与主体相对得.因此他主张史家要革新观念,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掌握和开掘史料,广泛汲取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得研究成果,甚至从诗词小讲、神话故事之类“非事实中觅出事实”,讲“由此言之,史料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在学者之善用而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梁启超对历史认识得主体,即史家提出了一系列得要求.他把刘知几论史家“三长”和章学诚得“史德”讲合并,略调次第,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认为史家应该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长”.先史德,史家得第一道德莫过于忠实,对历史“应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确实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毫不偏私,务求公正.次史学,史家得学咨询既要专精,又要旁通,如此才能够在范围极其广博得历史领域中,攻下“炮台”.又次史识,史家得观看力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看得,我能够观看得出来,这需要下细密得功夫和掌握观看咨询题得正确方法.最后是史才,即作史得技术,要使文章写得讲究组织,富有文采,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那么史家主体是怎么样对客体发生认识得呢?梁氏虽没有用“实践”一词,却也表达了接近得意思.“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咨询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完全周密得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殊不知凡学咨询之用科学得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咨询.”他指出这是“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二令梁启超反复探讨不已得是关于史家主体意识与历史客观性咨询题,这同时涉及到史学得目得、任务、功能等理论.前已述及,他早就讲过史学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得结果,同时明确指出,历史认识得目得和任务是反映客观历史事实,“力求真是真非”.在他看来,求真,即科学精神,是新史学得灵魂.对此必须坚持到底,绝不动摇.然而围绕那个咨询题却把他引入了一个充满矛盾,几番波折得思辨历程.本来,历史认识得目得、任务同其欲发挥得功能是一致得.梁得《新史学》批判旧史“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正是为了把史学得研究对象转向“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让“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因此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以增强“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他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那个“界讲”时,专门强调“夫因此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有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在民族危机日迫,救国运动高涨得形势下,他大声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但是,当这一切实际做起来得时候,梁启超又感受到史学得学术目得与政治目得之间总有不合拍得地点,后者更紧急、更重要,压倒一切,而前者总要服从于后者.他自己有过这种经验,早年为了宣传维新变法,使国人容易同意西方得议会民主制度,他曾写过名为《古议院考》得文章,引用一些历史材料,讲议院在中国古代就曾有之.后来这篇牵强附会得作品遭到了严复得批判.他得老师康有为则走得更远,其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虽石破惊天,却借助孔子“托古改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梁启超对这种做法非常快便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讲“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孔子,是“煽思想界之奴性”;“摭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最易发生“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得流弊.在深深得反省之中,他又试图从旧学术传统上挖这种做法得依照,认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指出“我国人不管治何种学咨询,皆含有主观得作用,搀以他项目得,而绝不愿为纯客观得研究.……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得,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得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正是在如此得情况下,梁氏产生了“凡学咨询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得思想.他开始主张历史认识得目得、任务应与其社会作用保持一段距离,即“为历史而治历史”.他告诫学生:“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能够,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那么,历史认识本身是否还为客观主观“和合二观”得产物呢?他曾表现出“一面倒”得倾向,提倡“关于所叙述得史迹纯采客观得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同上)标榜“客观史学”.所以,凭他得聪慧,他可不能不明白这只是一种愿望:“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得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然而心之所趋,笔之所动,非常容易把信仰丧失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事实上,所谓“客观史学”,只是强调一种主观得追求和努力,强调历史认识应不断地朝客观真理得方向迈近.他讲.“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得历史.”“欲为纯客观得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尽管,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得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这话大致是正确得.总之,在我国,梁启超是最早对历史认识得主体性咨询题给予重视和研究得学者.他第一次从认识论得高度阐述主体意识,并确信其在历史认识中得积极作用,如理论指导,他明言:“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讲》):如主观能动性,他详论史家得知识结构及观看力于治史得关系,等等.同时,他又看到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得消极作用,指出史家最常犯得毛病:一、夸大;二、附会;三、武断.其认识又有“为因袭传统得思想所蔽”;“为自己得成见所蔽”(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专门是“著书者不管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得感情夹杂其间.”他现身讲法曰:“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如同梁启超晚年屡屡绝患政治,却终生“对政治不能释怀”,尽管他批判有用主义得时候,主张“为历史而治历史”,讲了“只当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咨询有用与无用”之类得话,但他绝不是那种能够割舍史学得社会政治功能得人.通过反复探讨,他把自己比较完整得思想表述为:“历史得目得在将过去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求得真事实”,始终是梁氏整个新史学理论体系得基石和精魂.他得取自西方,用以改造中国旧史得所谓“科学精神”集中体现于此,而其欲排除主观偏见,摈弃种种外在目得干扰得用意,亦正是为了“求真”,为了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得学咨询.“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则概括了历史认识得一种本质,即历史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历史得简单复写和固定摄照,而是与时俱进得人不断以当代得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过去得历史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估.这种观点恰与当时西方史学理论界兴起得思潮相吻合.“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是梁氏史学目得论得差不多主张.他得新史学与旧史学得区不也在于前者是“为今人”、“为生人”得,而后者是“为古人”、“为死人”得.他讲:“什么原因要看历史?盼望自己得点东西.什么原因要作历史?盼望读者得点益处.学咨询是拿来致用得,不单是为学咨询而学咨询而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这也是他对自己一度否定致用所做得纠正.他最后把“求真”与“致用”完全统一了起来:“吾人将许多死得事实组织好予以意义及价值使之活动,活动得结果,确实是供现代人应用.……必定要先有真事实才能讲到意义,有意义才能讲到价值,有意义及价值才可讲到活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换言之,只有真正科学得史学,才能发挥其应有得、巨大得社会功能.三梁启超十分注重史学认识得方法咨询题.与以往或同时代得其他中国学者相比较,他讲得史学方法已上升到方法论得高度.梁启超讲:“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明白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周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得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能够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梁启超《治国学得两条大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和严复一样,他也认为来自西方得科学方法,要紧是归纳法,他把归纳法得运用总结为如下得程序:“第一步,必先留心观看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专门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排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得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依照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讲,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七》)他认为科学方法得精神实质,或者讲归纳法得差不多原则“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梁启超认为:“凡科学上得重大发明,都由于善于观看.……在自然科学,求试验得结果;在历史方面,求关联得事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因此,他把观看事物,发觉咨询题当作归纳法得第一步.接下来得重要环节,他以为是比较研究,讲:“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合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能够跳活表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又讲:“凡天下事必比较而后见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他自己尤以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成果丰富.他还非常早就注意用统计方法治史,讲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得一个发明(即史表),后来他把这种方法进展为“用统计学得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绩”得所谓“历史统计学”.他指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太事件便算完结;最要得是看出全个社会得活动变化.全个社会得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往往有非常小得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它同类得全搜集起来,分不部居一研究,便能够发见出极新奇得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得原则.”(梁启超《历史统计学》,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下同))他与丁文江合作得研究项目“历史之人物地理分配表”,曾以新潮得统计学方法,引起当时国内学者得非常大兴趣.梁启超认为“求证”是归纳法得又一重要环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墨最多.作为范例,他详细叙述了自己如何考证“玄奘出游年代”得研究过程:首先,通过对多种史料得留心观看和比较,产生对“贞观三年出游”成讲得怀疑,提出“贞观元年首途留学”得假讲.其次,查到《新唐书》关于“贞观元年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得记载,成为《续高僧传》“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讲得“有力之正证”.再者,又发觉玄奘途中所遇西突厥可汗叶护,已在贞观二年被杀得材料,成为“贞观三年出游”讲不能立得“强有力之反证”,从而使“元年首途留学之假讲殆成铁案”.他告诉读者:“此咨询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得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他还提示人们:“夫学咨询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咨询题发生,有新咨询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大伙儿明白,梁氏在史学理论得一些差不多咨询题上曾因反复探究,出现过观点得摇摆,其中也关联到归纳法于历史研究中得运用咨询题.在《研究文化史得几个重要咨询题》一文中,他讲过如此得话:“归纳法最大得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得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什么原因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得史迹.这又什么原因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得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可不能从同,因此史家得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得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得属性,结果便将史得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梁启超《研究文化史得几个重要咨询题》)这段话得意思,能够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方面,求“不共相”确为历史认识得重要任务,也是历史考察方法得差不多特征.归纳法亦确非历史研究得唯一方法,它确有着局限性.因此,梁启超得考虑有值得确信得部分.另一方面,梁氏在这个地方以“专务求‘不共相’”排斥了他曾指出得“史家最大任务,是要研究人类社会得‘共相’和‘共业’.”(梁启超《历史统计学》)这是走了极端.他把归纳法在史学中得运用限制到整理史料为止,显然也是不准确得,这反映了他认识上得偏颇.需要指出,梁氏得这种摇摆往往并不代表其史学理论得主流思想.对此,应联系他得更多得著作和言论来全面地把握.综合分析,在梁启超史学方法论中占有突出得地位.他得各个时期得有关著作每每强调历史为“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不可只“知有一局部之史.”(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讲》)“历史为‘整个得’,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他提倡研究历史运用“排比法”和“联络法”,讲:“有许多历史上得情况,原来是一件件得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得排比起来,意义就非常大了;”“许多历史上得情况,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甚么结果,然而细细得把长时刻得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一章)他认为史家观看研究咨询题应该“由全部到局部”再“由局部到全部”.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一个人得活动如何前进、如何退化,能够使社会改观,一个人一群人特别得动作,能够令全局受其妨碍,发生变化.”(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第二章》)综合得基础在于分析.梁氏以其自创得语言讲明了这种研究方法得步骤.首先,“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他讲“史迹本为不可分得,不可断得,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治史者能够依照自己得需要,自由地从整体历史中分割出一块来作为研究对象,但要注意:“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能够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确是研究集团之后,应对“集团分子”,即各种史料进行整理,“搜辑宜求备,鉴不宜求真”,并努力使“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得,整个得.”梁氏称作“集团实体之把捉”.为此还必须做三方面得分析研究工作.一是“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因为“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二是“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人格者’,”“精研一史迹之心得基件”与“物得基件”,注意“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历史是人制造得,每一史迹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他或者他们应该是该史迹集团中得“立于主动地位者.”进而梁氏提出对历史得“人格者”进行心理分析得必要性:“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关于一个或数个“人格者”,“宜深注意于其个人得特性”,包括“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因为这“非惟妨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妨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关于“多数得人格者”,则要研究其民族、阶级、党派得意识.不管个人依然社会得心理,都有“正负两面”,对历史进程发生积极或消极得妨碍.同时必须看到历史得“心得基件”要受到“物得基件”得制约,“物者何?谓与心对待得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得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得心得抵抗力皆是也.”史家在分析“心”、“物”两种历史条件得时候,还要在“当时”,“此地”得观点上“量度”二者得“极限”,如此才能做出符合实际得推断.三是“观看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史家能够测知“因”,却不能测知“缘”,但有缘必有因,“一史迹之因缘果极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应该承认,梁启超得分析方法代表了当时高水平得史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史学思想述略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客观的、真实的,它不应该被当作任意加工的文学作品来看待。
他将历史看作是一个客观现实的反映,它应该以比较客观的方式来研究和呈现。
二、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与技巧
梁启超提倡历史研究应该注重方法和技巧,这些方法和技巧可以辅助历史学者发现和理解事实,从而更好地解释历史事件和人物。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该回到事实本身,采用客观、真实、科学的方法去探索历史。
三、重视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过程本身是有价值的,通过研究历史可以得到对人性、社会和现实的更深层次理解。
他同时还强调历史的意义,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础和经验,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借鉴。
四、追求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五、开创新的历史研究领域
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发展的先驱,他不断探索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为当代历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特别是他对民族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和探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
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论文关键词:历史事实史料客观研究法个性特征普遍规律论文摘要: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实质上就是以历史客观李实为墓石,以真实史料为中介,在认识上反复深化,从而揭示出历史事实的个性特征与普遍规律,并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的方法。
梁启超说:“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合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就是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进化的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提供出历史研究必须客观,要使用“客观研究法”。
客观研究法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也最明快、最有说服力地体现了他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
虽然梁启超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早已成为历史,但其方法的精华却早已融人后来的历史研究之中。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重温他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求真方法,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这不仅是重新认识作为历史人物的梁启超的需要,而且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也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一、历史事实之客观性与整体性历史的客观性表现在它的事实性、整体性。
历史的真实一方面是事实之真,另一方面则是本质的真实。
事实之真是从单个事实本身来说的,而本质之真则是从历史事实之间联系的角度和整体角度来说的。
自然界不用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客观的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是客观的,是过去、现在发生过的事实。
历史不是简单的各民族、人群或各个人的孤立活动史,或其活动的叠加史,而是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民族、人群或个人通过其文明的创造活动创造出来的、其间存在着相互的差异、联系和影响,并由于差异而相互补充,由于联系而相互作用,由于作用而相互影响,进而共同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人类社会历史整体。
历史的整体性以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和影响为纽带而表现出来。
历史的整体性与梁启超关于全民进化的历史观点相互说明而关联。
梁启超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各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
浅谈史学之改造--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12B11/2017视点 动态/学术前沿◆辽宁师范大学 金 鑫浅谈史学之改造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中国之新民。
他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启超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时讲授“中国文化史”一课的讲稿加以整理后,委托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
他在批判和改造传统旧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史学研究理论及方法。
中西结合,取其精华,从而形成了具有独到见解的新史学。
书中所反映的治史经验,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史学的变革与发展,并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史之改造的提出《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中提出:史者何?为现代一般人活动提供资鉴者也。
梁启超认为历史的目的即为现代一般人的活动提供资料和借鉴。
在大学教书时,遇到青年学子问“治国史宜读何书”,他总是思索许久而不能准确回答。
除却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瑞临《文献通考》)等经典外,恐无以应此问。
由此,梁启超开始反思史籍的各种问题。
首先,他认为在百学待治的今日,我国青年学子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读完浩瀚如海的旧史籍。
其次,即使有时间阅读中国旧史籍,读完之后又有什么收获呢?祖宗所作事业不可遍读,遍读之后也可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收获。
再次,旧史有其保密性,主要珍藏于秘府之中而不会公之于众,求之困难。
此外,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主要教育对象,普通百姓若想求得诸国历史,唯有等到改朝换代之时。
因此,针对这种忽略国民性的发展,带有强烈的封建专制性质的旧史学的弊端,梁启超提出了史之改造。
三、史之改造的方法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倡导者,对旧史学的批判是彻底的。
同时他也并非只停留在批判层面,还认识到中国史学如不加以改造,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逐于学问圈外。
因此,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通过对旧史学种种弊病的阐述,提出了改造的方法。
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
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思想家和重要的社会活动家,他对历史学的认识论作出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本文将对梁启超对史学认识论研究论文进行探讨。
梁启超早期是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历史学研究中,他对史学的认识论有着深刻的思考。
他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应当坚持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原则来研究历史,而不应该加入主观因素来解释历史事件。
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因为一些历史学家往往会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融入到历史事件中,从而导致历史的主观化。
而梁启超则倡导历史应该是客观与真实的存在,不受人们的主观想法所左右。
此外,梁启超还着重强调了历史的意义及其价值。
他认为,历史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的事件,还具有对今天和未来的指导意义。
历史可以为今日的决策提供指导,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当下的问题。
梁启超坚信历史对人们发展的影响,他也认为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改变自己,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
此外,梁启超还对史学方法做出了贡献。
他认为,史学研究应该注重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史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杜绝杜撰,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同时,他也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历史事件的背景和环境,包括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以期能够更充分地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的本质和真相。
梁启超的这些思考和贡献对于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强调客观、真实和准确的历史研究方法,反映了当时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另外,他深入挖掘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强调历史对于人类思想、伦理和文化的重要性,这种观点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来更好地认识过去、面对当下、展望未来。
总之,梁启超对史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他的思考一方面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防止历史的主观化;另一方面,强调了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呼吁人们重视历史学习和研究。
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
万平,谢加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成都)’##*+)摘要:梁启超既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位贯古通今的文化巨人。
在退出政坛以后,他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之中,对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学、伦理、文学、宗教、文献学等各方面均有所造诣。
在历史研究方面,他追源溯流,评说诸子百家,纵论清代学术及历史研究方法,厚积薄发,由博反约,触类旁通,见解精妙,不拘旧说,不守成见,博学多思,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关键词:梁启超;历史;研究;评价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中图分类号:’##" $ )+"!(!##!)#& $ ##!" $ #+梁启超天资聪颖,自幼即有“神童”之美誉,加上勤奋好学,少年时代便已打下坚实的基础。
拜师康有为以后,思想为之一变,学问更加精进,并且在学术研究领域初露才华。
戊戌时期,出于托古改制的需要,梁启超总是将学术研究与政治理论的阐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协助康有为编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著作时,梁启超既受到康有为思想观点的熏陶,又开始学到了学术研究的方法。
在其政论文章、演讲、著述中,随时可见睿智的思想光芒。
从’"(%年的“公车上书”开始,梁店超便以极大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身政治,变法维新,流亡海外,参政议政,可谓殚精竭虑。
在’(’*年底辞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职务以后,到他逝世的十年时间里,他又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
由于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梁启超本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加之他对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学、伦理、文学、宗教、文献学等各方面均有所造诣,使他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梁启超本来有个宏愿,完成一部中国通史的写作,但由于时间、精力不济,加之这种浩繁的大工程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故一直未能如愿,他的历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物传记撰写,二是思想学术历史研究。
在历史研究领域,真正代表梁启超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应是他的思想学术史研究。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言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秉钧,号百工,是近代中国的杰出政治家、学者和革命家。
他致力于推动和引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并对中国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提出了独特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审视中国过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以期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将介绍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包括他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应用,以及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
思路与方法多元视角梁启超的研究方法强调从多个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
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综合考虑。
因此,他研究历史时注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交织关系,以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影响。
比较分析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中国历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行对比。
通过比较研究,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从而发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规律和趋势。
他的比较研究涉及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对比,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献研究梁启超非常重视文献的研究。
他深入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史料,包括政府文书、史书、家族档案等。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细致分析和比较,他能够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并对历史进行科学解释。
梁启超的文献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历史的资料库,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理论探索梁启超对中国历史有着独特的理论观点。
他关注中国历史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变革,并通过理论探索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动力和演变过程。
梁启超的理论研究不仅为中国历史的解释和理解提供了新的角度,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应用与影响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学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思路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并对学界的研究方向和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激发了学者们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和热情,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他的思想也引起了学界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议题和关键问题的深入思考,例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思想概要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思想概要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半个世纪以来重要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专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梁启超所持新史学观念入手,就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使用的史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特点,对全书的思想进行简要概括,并最终推导出近代史学家应如何做研究及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何如等重要结论。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新史学;研究方法正文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称“饮冰室主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
在列强的侵略和统治的腐化下,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随之而来的是思想上的改变和突破。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观念逐渐兴起,其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阐述,帮助近代史学突破了固有的“二病四弊”,最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的治史观念,为新史学指明了方向,关于本书的具体思想、研究特点及历史影响,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单叙述:一、梁启超的治史思想《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以说是梁启超抒发自身和社会期待的文字寄托。
梁启超在本书中曾经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中国的史学有着高度的民族自信,中国的历史资源是广泛而丰富的,但是就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来看,历史教育常为无价值之劳动奔波,因此,为了睹历史遗产之丰厚,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梁启超提出了一套新的治史思想。
从新史学观念角度来看,其治史思想主要在于一个“新”字:在史之意义上,梁启超主要针对史的研究范围进行了重新规划,他提出了史的范围应是活动之相,对史学的社会延续和总成绩进行了总体概括,明确了史的意义在于让过去的时代再现于今日;在史之改造上,他提出了“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
”的观念,坚持史学为人类所造、应以史为目的而非手段,应使用有说明、有推论的方式正确评估史料,塑造有组织、有体系的历史著述;在史料和史迹的研究上,他坚持用合理的方法采集和鉴别史料,在了解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并引入了因果规律的观念,符合其作为进化论的革命论者的思想。
益以新知——_重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益以新知—— 重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常利兵1921年秋天,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演讲,深入阐述了他对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史学观念及方法论问题的见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部在其讲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史学理论专著,对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不失学术价值。
在笔者看来,不断深入发掘和探究梁启超在这一经典之作中的史学思想和理论方法,对于进一步提升、建构和完善中国史学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也许有人认为,梁启超的进化史观早已不合时宜了,而笔者认为,这一历史观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反映出了梁启超面对所处时代和周遭问题时产生的深邃思考,彰显出了一代史学大师的思想造诣和理性关怀。
在此,谨以梁启超在书中关于“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一些补正内容加以说明。
首先,他对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效用提出了质疑,并加以修正。
梁启超指出,运用归纳法整理史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若想只用归纳法就知道“历史其物”则几乎不可能。
归纳法重在求“共相”,也就是“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
”梁启超认为,此方法运用到史学中,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而且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映,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又绝不“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务求“不共相”,否则便是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
其次,他对史学研究中的因果律也提出了批评。
治史的人为使“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发明“史中因果”,但是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的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
”不然就会落入“自乱法相”“进退失据”的境地。
在梁启超看来,历史现象中最多只能说是“互缘”,而不能说“因果”,即“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
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因此,做历史研究的人要能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若是只停留在寻求“共相”的因果律上,“那可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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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浅论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论文关键词:历史事实史料客观研究法个性特征普遍规律论文摘要: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实质上就是以历史客观李实为墓石,以真实史料为中介,在认识上反复深化,从而揭示出历史事实的个性特征与普遍规律,并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的方法。
梁启超说:“历史者,叙人群进化之现象合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就是说历史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进化的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提供出历史研究必须客观,要使用“客观研究法”。
客观研究法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也最明快、最有说服力地体现了他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倾向。
虽然梁启超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早已成为历史,但其方法的精华却早已融人后来的历史研究之中。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重温他的历史研究的客观求真方法,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这不仅是重新认识作为历史人物的梁启超的需要,而且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也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一、历史事实之客观性与整体性历史的客观性表现在它的事实性、整体性。
历史的真实一方面是事实之真,另一方面则是本质的真实。
事实之真是从单个事实本身来说的,而本质之真则是从历史事实之间联系的角度和整体角度来说的。
自然界不用说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客观的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是客观的,是过去、现在发生过的事实。
历史不是简单的各民族、人群或各个人的孤立活动史,或其活动的叠加史,而是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的民族、人群或个人通过其文明的创造活动创造出来的、其间存在着相互的差异、联系和影响,并由于差异而相互补充,由于联系而相互作用,由于作用而相互影响,进而共同构成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人类社会历史整体。
历史的整体性以历史事件的互相联系和影响为纽带而表现出来。
历史的整体性与梁启超关于全民进化的历史观点相互说明而关联。
梁启超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各民族的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
;人类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
不独各国的历史是“整个的”,而且全人类的历史也是“整个的”,世界历史则是各国人民在创造文化、文明过程的总和。
历史事件如果离开了人类历史的整体,就不成其为历史事件。
“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必于其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为前事之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
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
不独历史事件不能分割看,就是人类在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意志等也不能分割看,而应当当作一个整体看,不仅把思想意志当作一整体看,而且要把历史客观事实与历史思想意志当作一个整体看:“史绩有以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绩每度之发生,恒在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之一贯目的。
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在其背后。
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真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枝枝节节求也。
梁启超说,数百年或数千年的史实是一个整体,其间各时代发生的史实是组成这个整体的细胞。
将这些细胞各个分离对整体就没有意义,将所有的细胞综合起来就内在地潜藏着整体的生命灵魂。
“社会是继续有机体,个人是此有机体的一个细胞。
吾人不论如何活动,对于全盘历史,整个社会,总受相当束缚。
”个人的活动作为一个细胞,不仅受到它自身的条件的限制,而且受到其它个人活动的影响,其它个人的存在构成个人活动这个细胞的生存条件。
个人的活动虽然对于他自己来说首先是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全部内容,但这种活动却是受制于整个社会历史条件的活动,并且只有当它以整体人类社会历史为条件时,当它是构成历史有机整体的一个细胞时,它才真正具有历史的意味。
二、史料之“汇集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历史的客观事实主要以史料的形式表现出来,史料是研究历史必经的中介环节。
历史事实本身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研究不能够以直接的历史活动或事件为研究对象,而只能以记载历史活动或历史事件的文字材料和历史活动留下来的遗迹即史料为直接的研究对象。
史料是历史事实的模本,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
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一方面存在于经过鉴别的史料之中,另一方面存在于历史事实和史料的整体联系之中。
历史研究的本质对象是直接的历史活动,但现实的历史研究却要通过中间环节——史料来实现。
史料作为人们研究历史的中间环节,本身就是人们对历史事物的反映,或历史事件的部分遗留物,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或需要经过认识才具有意义的事物。
认识的本性决定了史料不可能与认识的本质对象——历史事件直接同一,只能与认识对象的历史事件无限趋近。
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相反的情况经常出现,或是认识的错误,或是认识本身的不全面性与片面性,或是认识者的故意颠倒黑白,或是历史事件的遗物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假象,使得历史研究中对史料的搜集与鉴别成为一种前提性的条件。
要求得历史的事实的真相,必须搜集和鉴别史料。
梁启超说,史料有难以保存、易于失散和易陷假伪的特征:第一,难以保存。
思想、行为、事实能够留下痕迹的本来就不是思想、行为、事实的全部,而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并且在这很少的一部分痕迹并非都有史料的价值。
第二,易于散失。
由于人们的谨慎态度,对有价值的史料常常需要有证据才认可,如果一时找不到证据,则有价值的史料就可能被埋没,因而有价值的史料很容易丧失;对有价值史料有用的证据,也因多种原因而极容易失散。
失散的原因有:有意隐匿,如清代之自改《实录》;有意蹂躏,如秦之焚书;或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遂为所淹没,如唐修《晋书》,《晋书》成而旧史十八家俱废;或经丧乱,史籍沦没,如牛弘所论史书之五种厄运;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亡。
第三,易陷假伪。
历史在记录和流传中,由于受人们的主观上的想当然、记忆的混乱或思考问题的立场等的影响会产生讹误,使史料渐渐走了样,最后成为虚伪的东西。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古之风,人们或托古以自重,或在秦焚书之后伪献遗书以售眩邀宠,导致假史料的出现;官收记载每经朝廷有意纂改;道德卑劣者有意作伪;史文大多经过事后的增饰而失其真实等。
针对史料的上述特征,梁启超提出“汇集宜求备,鉴别宜求真”的搜集和鉴别史料的总原则。
“汇集求备”符合历史事实的整体关联性的要求;“鉴别求真”则符合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原则。
“汇集求备”,就是不仅要像过去史家从旧史记载中搜求史料,而且要按照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以“过去人类思想、行为、事实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流至今日者”均为史料,同时充分吸收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鉴别求真”,就是要在全面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将所搜集到的史料联系起来,对它们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择善而从,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
三、信史之“画我须是我”“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整体性表现在史料上就是史料的完备性和真实性,搜集史料追求全面,鉴别史料追求真实,最后落实在对历史的忠实叙述上。
要忠实地叙述历史,首先是研究者应当有一个忠实的叙述历史的主观态度,其次要知道怎样才能够忠实地叙述历史,把这两种结合起来,就能作出梁启超所说的“良史”、“信史”来,为现实生活提供资鉴。
历史研究的主观态度方面,梁启超称之为史德。
史德就是指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事实应持的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态度。
章学诚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
刘欲说“是非不谬于圣人”。
梁启超说,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忠实公正。
史家的思想感情可以寄寓于史学论著之中,但不能以主观代客观,甚至歪曲历史事实。
“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
问题有大小,研究一切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
大固当真,小亦当真。
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
梁启超认为,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
所谓客观,就是指所研究的事物;所谓主观,就是指能研究这个事物之心灵,即人的思维能力把主观与客观结合在一起,然后才可能有科学或严肃学问的出现。
历史研究也有它的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历史研究的客体方面,是过去、现在历史事实;历史研究的主体方面,是历史研究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
研究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在主观上是否公正的态度问题。
正确的态度应是对一切历史问题,不论大小都以求真的忠实心来对待。
史德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是忠实公正,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则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
所谓蔽,指受错误的观念的影响而不能明了辨察事物的真相,或受浅显观念的影响而不能对事物作进一步深人的研究。
认识是一个无限深化的过程,是一个主观无限接近客观的过程,因此在研究中应当不要被已有的认识所束缚。
这已有的认识可能来自于他人、传统或权威,也可能来自于自己以前的研究、自己的主观倾向或习惯等。
他人的认识、传统的信念、权威的说教、自己以前的研究、主观倾向或习惯等都可能是正确的,也都可能是错误的。
对于错误的认识,我们固然不能为其所束缚,即使是对于正确的认识,我们也不能为其所束缚;错误或谬误的东西是真理之母,可以通过研究使其向真理转化;正确的认识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再深化的。
“不以人蔽己”即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
对前人的说法,既要充分尊重其价值,又不盲从,对则从之,不全则补充之,遇有必要修正的,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也要加以修正;“不以己蔽己”,即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要严于解剖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勇于在研究工作中不断探索前进。
“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的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
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
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原来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
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
历史事实是客观而不可改变的存在,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次比一次、一代比一代更深刻、更全面,历史研究者们追求不断接近客观历史的认识结果,然而这对研究者本人来说却是一个较为痛苦的感情过程。
虽然如此,历史研究还是应当不受学术目的以外的事情的牵制,不受主观好恶和恻隐之心的影响,做到不自欺、不欺人,严格解剖史实,以极忠实而公正的笔调描述历史,才是正确的态度。
历史研究中的客观公正性,要求在具体的行文叙述中揭示出历史事实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或个性,也就是在历史研究中揭示出历史客观事实的本质之真来。
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当如医者之解剖,奏刀旁素,而所谓恻隐之念扰我心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