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美国〕海登•怀特

学术领域反思自身的一个方法是回顾自己的历史。然而很难获得关于学术领域的客观历史，因为如果历史学家本人是这个学术领域的实践者，他自己就带有偏见，很容易偏袒学术领域中某一个或某一些分支；如果他不属于那个学术领域中的实践者，他不可能具有辨别学术领域发展中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事件的能力。也许有人会认为历史专业不存在这些矛盾，但是历史专业确实也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不光由于上述的原因。为了要书写任何学术领域甚至科学的历史，一个人必须准备就这个学科提出在该学科实践中一般不被考虑到的问题。一个人必须试图观察支撑某种论断的假定的背后和下面，诘疑为什么这种论断被设计出来解决问題，这就是元历史(metahistory)企图要做的事情◊元历史提出诸如下面的问题:什么是一个具体历史意识的结构？同别的阐释方法相比较，什么是历史阐释的认识论的地位？什么是历史表述的可行模式，什么是历史表述的基础？历史阐述具有什么样的权威，它对已掌握的一般关于现实的知识、特别是对人文科学有什么贡献？

在过去的25年中，哲学家们已经卓有成效地讨论了许多以上的问题，并界定了历史同别的学科、特别是同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历史学家也提到了这些问題，他们检验自己在这个绘制过去和判定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的学科中的成就。但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文学理论家也只偶尔注意到了它，即历史叙事的地位。此处的历史叙事是指叙事作为语言人工品，用来构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试验和观察所控制的结构模式和工序。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没有注意到历史表述的临时和偶然的性质，他们曾经注意到历史表述可以由于新的证据或对问题的更成熟的看法而被无限地修正。—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在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

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性的。文学理论家也并不是#宇没有研究过历史叙述的结构。但是一般说来，人们不愿意把历史事件看作是语言虚构，这种语言虚构的内容需要被寻找出来。

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它们与科学领域的叙述不同。很明显，提倡神话和历史意识会触犯一些历史学家和使一些文学理论家感到不安，这些人对文学的概念预先确定历史和虚构或者事实和幻想是完全对立的。诺思鲁普•福莱（Northrophrye)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神话的对立面，对一个历史学家说他的书是神话一定会使他感觉受到了污辱。”但是福莱本人却认为，“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划达到一种

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他甚至谈到了不同类型的历史神话：“对上帝之城的朝圣或无产阶级社会的探讨”的传奇神话I“关于进化或革命的喜剧神话在各宾（Gibbon)和斯班格勒（Spengler)著作中关于颓败灭亡”的悲剧神话；关干“重复或偶然灾难”的讽喻神话。但是福莱似乎认为这些神话只是在所谓“诗歌谬误”的牺牲品身上才起作用，他的看法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斯班格勒、汤因比和萨特的观点一样——这些历史学家对人类思维“构筑”的能力感到着迷，因而使他们对“已经发掘出来的”数据丧失了责任感。福莱说，“一个历史学家搜集事实，进行推论，除了他自己从事实中观察到的或真诚相信自己观察到的信息形式之外，他试图避免提供任何其他的解释形式。”历史学家不同诗人那样从一个“统一模式”开始工作，而是朝着“统一一模式”的方向而工作；因此自然而然的结论便是历史学家同别的话语文体作家一样，“应该受到他的话语中的真理性或是他的外部模式的语言重构的恰当性的裁决评判，”所谓外部模式是前人的行动或是历史学家自己对这些行动的思考。作为自从古希腊时期以来激发了历史写作的理想，福莱的话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理想假定神话和历史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的观点是古老的然而又是成问題的。历

史与神话对立的观点对福莱的目的很有用处，因为它允许福莱在“神话”和“历史”概念之间的空间置放特殊的“虚构”。

读过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书的人都会记得福莱主张小说组成原型神话结构升华的一部分。这些原型神话结构已经在语言人工品的内部被改头换面成为人工品的潜在意思了。福莱认为所有小说的含义、它们的主题内容，都是由从古典和犹太基督教文学的本体上分衍出来的“前类型情节结构”或者“神话”所组成的。按照这种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具体的故事会体现原型神话或前类型情节结构，其实故事仅仅是说明某个原型神话或前类型情节结构的一个例子。当我们识别出故事的主题（福莱把狄安娜翻译为主题），把故事当作一个“寓言或作为例证的解说性寓言”时，我们就找到了故事的论点了。福莱坚持认为：“每一个文学作品都具有虚构面和主題面”，但是当我们从“虚构的投射”转到公开地说出主题，写作便倾向于“直接论述或是直接推论，不再成为文学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福莱认为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虚构成分——或神话情节结构——在历史中明显地存在时，它不再是历史而变成杂交的文类，成为历史和诗歌燊备去后的产物。然而我却认为，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从时间顺序表中得出故事是由于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编织情节”（emplotment)的运作。我所称的“编织情节”是指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间福莱所说的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

已故的R.G•柯林伍德（Collingwood)认为一个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他提议历史学家的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之中，这些“事实”在其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要借用柯林伍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constructive imagination)，这种想象力帮

助历史学家——如同想象力帮助精明能干的侦探一样——利用现有的事实和提出正确的问题来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建构的想象力同康德所提出的前想象力（apriori imagination)的功能是一样的。例如当我们同时看不见一个茶几的正反两面时，我们看到茶几的一面就可以肯定它有两面，因为“一面”的概念起码包含了“另一面”。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具有观察人类情境中可能发生的不同类型的模式的敏感性，他们以这种敏感来对待所获得的事实。柯林伍德把历史学家的这种敏感性称为对事实中存在的“故事”或对被埋藏在“明显的”故事里面或下面的“真正的”故事的嗅觉。他得出结论，当历史学家成功地发现历史事实中隐含的故事时，他们便为历史事实提供了可行的解释。

柯林伍德没有认识到，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髙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例如，没有历史事件本身是内在悲剧性的；这点只能从有组织的事件系列语境中的某一个特殊角度才能被观察到。因为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来是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喜剧性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从某个阶级立场来看似乎是悲剧性事件，但另一个阶级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滑稽戏。如果我们把历史事件当作故事的潜在成分，历史事件则在价值判断上是中立的。无论它们最终在故事里是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我们姑且使用福莱的范畴——这全取决于历史学家把历史事件按照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起来的作法。同样的历史系列可以是悲剧性或喜剧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历史学家把历史记录组织成读者可以识别出来的不同种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