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走进

“六走进”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社会实践课题：走近农村——农村的原来和现在

实践小组活动时间：2014年2月8日

组长：谭泽翔

实践小组成员：于秉江，杨帆，金泰，李蕾，蒋冠群，陈辉，王金鑫，蒋若然

调查报告：

教育：“一穷二白”；是农民仅次于生活费的第二大开支；制度不健全，义务教育并不完全免费，，农民“被迫”（法律规定）接受“昂贵”的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对农民来说基本属于奢侈品，各级教育乱收费现象严重；与城市教育相比不论从教师资源、教学资源、教育环境还是学生就学机会、升学机会等方面农村出身的学生绝对处于最弱势地位；对一些贫困农民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小；没有较好的人文环境，老师体罚学生盛行；但一般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有着更丰富健康的童年生活

耕地：耕地面积仅占1%；近些年由于建设对大量耕地的侵占，使原本就少的耕地面积还在减少；加上人为砍伐森林、破坏草原，加速了部分耕地的贫瘠化、劣质化和沙漠化；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使一些耕地荒废；

交通：交通不便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主要为公路；公路质量低劣，安全隐患大；融资难，资金缺乏使得大部分修路和养护费用依靠农民自筹资金；

投资环境：农村信息不畅，农民对发展高效产业门路少，找不到理想投资项目，以致农民生产出现盲目性；农户生产受局限，土地二轮承包田快小且分散，不能连片开发利用；农业生产不确定因素多，既有市场风险又有自然风险，生产周期长；农户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筹措资金渠道少

自然环境：生存环境恶化，饮用水不卫生、城市垃圾转移乡下、污染企业迁往农村；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土地退化、草场退化、森林枯竭、湿地消失、水土流失荒漠化；农民保护环境意识淡漠；但有些偏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等仍保持原始状态

储蓄：农民储蓄意识较强但很多无钱可储，即便有钱储蓄基本上也对储蓄种类不甚了解；农村储蓄中包括活期、零整、定期以及少量的专项储蓄在内不过十来种，不能适应农村居民生活、生产中多种蓄币心理；融资形式多样、金融资产多元分流农村储蓄（如民间借贷、各种债券、股票发行、房地产投资、农村各项集资等）；

医疗：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差；占人口总数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医疗资源，近90%的农民完全自费医疗；农民人均收入低，保健意识不强，保健需求能力差，因病致贫、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现状在一些地区普遍存在；普遍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基本以地方财政和农民投入较大金额为前提，报销程序太复杂，报销比例太低；

社保：占全国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社保之处仅占全国保障经费的11%，年人均保障费与城市相比相差30倍，仅15元；覆盖面上看，农村只有2.4%且仍然以国家救济和乡村集体办福利事业为重点、以家庭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了改革

试点外其他保险项目基本没有。近年，政府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3年农村贫困群众中有191.5万户，396.8万人享受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另410万户729.5万人享受农村定期救济，但这些仅在试点地区且标准远比城市的低。

住房：由于农村居民主要群体是农民，农民取得住房的方式主要是在通过申请的宅基地上自建为主，调查资料显示，自建住房所占比重为97.08%，其他来各类来源均比重较小。

现阶段国家对农村的政策：“新土改”：意外的落差

部分专家学者和媒体对地权改革的预期与实际结果有这么大的落差，实属意料之外

当第一次看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时候，一位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三农”学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又看了一遍。

是的，会前乃至开会期间仍被媒体热议的“新土改”并未在公报中出现。甚至，公报中只有一处提及土地政策，还是强调“稳定”，其表述是“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也是决议起草人之一，在会议结束后表示，三中全会之后的全国土地政策将大致维持现有格局。他还指出，之前外界舆论对土地政策方面的突破“过于关注”。

确实，此前对土地产权改革或变通的土地产权改革就要破壳而出的舆论是如此密集，以至于一些反对人士甚至认为连表示反对也没用了。用京城一位著名的“三农”学者的话说，“木已成舟”。

“这真是一个大大的落差。”上述学者说。

他随即给朋友们发了封邮件，“又看了一下全会公报，中央在土地问题上还是慎重的。之前某些人试图通过大量的私有化发言来制造舆论，是不成功的。”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9月30日视察小岗村时的一番讲话，早已经为三中全会土地制度定了基调。

当时他说，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不少人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形式流转”这句话中，感觉到了土地财产权乃至产权变动的迹象，并期待政策能在允许农地抵押、买卖和继承上有所突破，即进行新的土地制度改革。这种解读成为言论热点。

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些老话。“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这句话在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就已经出现。当时后面还写了一句话，“任何时候不能动摇，必须长期稳定，并且不断地完善发展”。其中“不能动摇”和胡锦涛这次也是第一次提到的“永久不变”意思相当，都是强调稳定。至于鼓励土地流转，这个政策已经实行了15年了。

部分专家学者和媒体对地权改革的预期与实际结果有这么大的落差，实属意料之外。可见现在对于农村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如何推进，各方的分歧很大，博弈激烈。

土地改革亮点：打破政府征地垄断权

《决定》对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缩小政府征地的范围，把征地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经国家批准的经营性建设项目，则可以保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允许其使用权进入市场，价格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谈判

尽管各方解决方案不同，但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近几年来，农民上访反映最多的就是因征地而导致的权益受损。

有消息称，国土资源部每年要处理十几万起土地上访事件。据农业部前政策研究室主任、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郭书田的观察，这些上访事件中群体性事件大大增加，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上万人的群体性事件，这也说明了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学者摆上桌面的是3种解决思路。一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二是集体所有，农民永佃；三是土地私有。

在郭书田看来，如果不改变政府在征地卖地中的权力格局，单靠改变土地所有权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中国目前的征地制度，赋予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垄断征地权力），同时又经营二级市场（把从农民手中低价征来的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的权力，即所谓的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而且这种权力还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土地管理法实际上扩大了国家征地的范围，从宪法规定的公益性用地扩大到经营性用地）。

征地制度改革，恰恰是本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管理制度的着力点之一。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会前对媒体表示，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缩小政府征地的范围，把征地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经国家批准的经营性建设项目，则可以保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允许其使用权进入市场，价格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谈判。

后者，实际上是打破了政府的征地垄断权。用看得见的手推动城乡一体化

未来政府将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项目的建设投入。这三个“大幅度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