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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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雕塑艺术
秦汉雕塑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此历史阶段,雕塑是王权与政治的有力工具,成了宣扬帝王将相的功绩、美化宫殿园陵的重要方式。
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国家的财力与人力高度集中,因此秦汉雕塑在规模与数量上远远超越前代,有些甚至在今天都是无法达到的。
在陶塑、石雕、木雕,青铜铸像及工艺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辉煌的建树,现分类择要介绍如下:
威武雄壮的秦代陶塑兵马俑
秦始皇陵座落在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营建经过日:“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
1974—1976年,在秦始皇陵东垣外的临潼西杨村南边,约当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三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
其中,呈长方形的一号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达13000平方米;坑内作土棱与巷道栉比相间布局,东端设开阔的前厅;巷道与前厅部分,整齐有序地埋藏着与真人真马等高的陶塑兵马俩,按其密度推算,总数达6000余件。
这项重大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第二、三号坑的规模较小,另发现了尚未建成的四号坑。
二号坑于九四年三月一日开始发掘,出土了六件彩绘俑,也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地保护了整尊的彩绘秦俑。
这是一个完整的军队编制体系,再现了当年战无不胜的秦军风采。
从各坑的结构形制及所藏兵马俑的装备情况来看,一号坑象征以战车和步兵混合编组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弩兵、战车、骑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是统领一、二号坑的军事指挥部。
还发现了四号坑,尚未完工,应该是属于中军。
它们是秦代军阵的真实写照,在总体设计上,既担负着守卫陵园的象征职能,又是对秦始皇完成统一中国这一历史功业的纪念。
为数众多的陶塑兵马俑,通过严谨的布局,排列成面向东方、气势磅躏、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军容整肃、勇于攻战的宏伟气派。
这是秦代造型艺术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秦俑的主要艺术特点是:崇尚写实,手法严谨;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对于细节的处理也别具匠心,仔细观看,如面形,目、甲、国字形较多,申、由字较少,包括传统八种面形,别外象发髻、胡须、带钩等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关于秦俑的制作,至今还存在许多不解之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在皇陵东南角又发现一面积近七百平方米的大型陪葬坑,经试掘,在大约九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陶俑十一件,造型奇异,初步确定为反映秦代宫廷娱乐竞技的百戏俑。
简洁生动的两汉陶俑
“汉承秦制”。
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诸侯王或贵戚,亦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与权力。
其大宗者,业已发现三批:
第一批,1950年在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发现数十件陶塑彩绘武士俑,分射击俑和步兵俩两类;射击俑作昂首侧身、举臂投射状,姿态极为生动。
第二批,1965年秋在咸阳杨家湾汉墓从葬坑中,出土骑兵俩500多件,步兵俑l 800多件。
骑兵俑(图49)通高68厘米,步兵俑高44—48厘米,多数敷彩,造型洗练,神态威武,装备精良,反映了文、景时期国力增强,骑兵壮大的概貌。
第三批,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西麓发现三座长条形兵马俑坑,揭示出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
以一号坑为例,南北宽2米许,东西长约28米;兵马俑排列成密集的多路纵队,一律面向西方,立俑高42厘米,跪坐俑高25—28厘米,皆戴头盔,穿战袍,弓弩手背箭壶,步卒作持械状,神态机警肃穆,气势咄咄逼人,展示了西汉前期某代楚王拥兵逞骄的面貌。
西汉陶塑侍女俑,以西安东郊姜村白鹿原出土者最为娴静俊美。
舞女俑以西安自家口出土者最为出色,长袖飘拂,舞步轻盈,体态极为洒脱。
济南无雕山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伎陶俩盘,则以塑造欢快热烈气氛而见称。
总的看来,西汉陶俑长于刻画动态,艺术手法趋向简洁概括。
东汉陶塑题材扩大,形象愈加生动传神。
河南陕县刘家渠和浙川县出土附有众多部曲家兵的陶水榭,反映了豪强地主惶恐不安的心态:广东佛山石圩出土陶水田模型,表现了东汉农夫插秧运肥的辛勤劳作。
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坐式)和陴县出土的立式说唱俑,将民间说唱艺人兴高采烈、自我陶醉的神情,刻画得维妙维肖,令人过目难忘,堪称东汉陶塑之杰作。
两汉的陶塑动物,例如陕西兴平马嵬坡出土的西汉釉陶狗及陶马,广州大元岗出土的西汉陶卧牛,四川乐山斑竹湾出土的东汉陶马驹,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东汉陶母子羊等,部是极富生活情趣的优秀遗巡例。
深沉雄大的汉代石刻
据《三辅黄图》“渭桥”条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对秦昭王时建筑的横桥进行加固扩建,在施工中,因“重不能胜,乃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用以激励服役匠的士气。
同书"五柞宫”条又记载,秦代营建骊山陵园时,曾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后世陵墓前雕造大型石兽之先河。
令人遗憾的是,这两项秦代大型石刻未能保存至今。
西汉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刻及园林、陵墓装饰雕刻上。
赵佗先人墓附近之跽坐石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大型石刻,是1985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北郊小安舍村发现的一对裸体石人,皆用青石雕成,其一为男像,高174厘米;另一为女像,高160厘米。
两像造型相似,皆为椭圆睑,尖下巴,大眼直鼻小口;头戴平巾帻,腰间系带,作双手抚胸跽坐状,身上无衣纹。
其跽坐姿态及古朴风格,与西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相近,而与山东曲阜及四川灌县等地出土作站立姿态的东汉石人相异。
石作所在地距西汉南粤王赵佗先人墓(在赵陵铺村东)仅3公里。
《史记·南越列传》与《汉书·两粤传》均有孝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为了怀柔远方,曾遣人赴真定修治赵佗先人墓的记载。
因此,这一对石人,当是孝文帝初年特地为赵佗先入冢雕刻的;之所以刻成一男一女,可能代表赵佗的考妣。
这项发现,使我国现存的古代大型石雕入像提前半个世纪,具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我国现存年代次早的一组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村北的牵牛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像,系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所雕造。
牵牛像高258厘米,整体作跽坐状,上身微向左扭,眉宇间呈现出刚壳憨厚的性格;织女像高228厘米,双眉戚锁,作笼袖罢织姿态。
此项创作题材,来源于《牛郎织女》这则美好而古老的神话传说。
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
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这两件石像皆用花岗岩雕成,造型简洁,风格古朴,堪称我国古代园林景观雕塑的第一座丰碑,亟待加强保护。
霍去病墓石刻这是西汉纪念碑性质的一组大型石刻,现存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西北,系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优秀石刻匠师所雕造。
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自幼善骑射,从元朔六年18岁任骠骑校尉开始,到元狩四年为止,五年之内六次率军反击匈奴侵扰,为解除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为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汉武帝器重,初封冠军侯,晋升骠骑将军。
这位青年将军,不幸于元狩六年病逝,年仅24岁。
噩耗传来,朝野震悼。
汉武帝特地在茂陵东面不远处,选定霍去病的墓址,“为冢象祁连山”,以纪念元狩二年霍去病在河西战役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
现存之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
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到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与力度感,堪称“汉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原来错置于墓冢周围的各种石刻动物,烘托出霍去病战斗生涯的艰苦。
原置于墓冢前面的马踏匈奴石刻,是这项纪念碑群雕的主体。
在这件高168厘米的主题雕刻中,作者运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典型情节,来赞颂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建树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败者,手中握有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这不啻是告诫人们切不可放松警惕。
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得极其准确有力,马头到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处理,形象十分醒目。
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东汉石人东汉石刻人像具有凝重雄健的格调。
典型巡物是四川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雕刻的李冰石像,此像作立姿,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它既是一尊历史名人纪念像,又被用作观测水位的“水则”,其前襟与两袖部位有隶书刻铭。
属石翁仲性质者,有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用方
柱形石材雕成的登封中岳庙前两件石人,以及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鲁王墓前的一对石人,其神态肃穆恭谨。
山东邹县汉匡衡墓前石人,高约120厘米,用砂石雕成,双手叠置胸前,亦作站立姿态。
此外,江苏东海昌梨水库一号汉墓的高浮雕母抱婴蜀柱、山东安丘画像石墓的高浮雕多人物蜀柱,则以形象活泼见称。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二号墓(入葬于光和元年,即公元182年)出土的骑马俑最为完好,通座高79厘米,表现某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的怡然自得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标志着圆雕技艺益加成熟。
四川重庆,峨眉、芦山等地出土的东汉石俑,以表现题材多样为特色。
东汉石兽东汉石刻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石辟邪上。
洛阳孙旗屯及伊川出土的一对石辟邪,颈后有“缑氏蒿聚成奴作”隶书刻铭,姿态雄健豪迈。
南阳宗资墓约离造于桓帝延熹年间的石天禄与石辟邪,咸阳沈家村出土的一对石兽,于雄健中蕴含着秀丽灵动的格调。
此外,四川雅安姚桥高颐墓前的石辟邪,亦属东汉晚期造型凝重、器宇不凡的优秀遗例,对后世陵墓装饰石雕具有深远影响。
东汉佛教雕刻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
东汉时期,我国已有佛教美术之创作。
山东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象,沂南画像石中顶有头光,手施无畏印的佛像,均属东汉佛教雕刻遗迹。
特别引入注目的是四川乐山麻浩崖墓享堂后壁上方的浮雕坐佛像,通头光高39厘米,头顶有高肉髻,身著通肩袈裟,右手施说法印,左手执襟带状物,结跏趺坐。
乐山柿子湾崖墓中亦有浮雕坐佛像,因风化较重,形象不及前者清晰。
座落在黄海之滨的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释迦说法立像与涅磐变浮雕,是毋容置疑的佛教雕像;通过考古学与风格学的考察,造像的雕刻年代当属于东汉晚期。
宏伟壮丽的青铜铸像
秦汉时代,青铜铸像亦有辉煌的创作,其形体之伟巨、设汁之巧妙及工艺之桥良,均超过先秦时代。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此乃安置在咸阳宫中做成铜人模样的12件大型钟鐻。
另据《汉书·五行志》、《水经注》及《三辅旧事》等史籍记载,秦代又铸造“各重二十四万斤”的12个金狄,即身着夷狄服装的大铜人。
原置阿房殿前,汉初,移至长乐宫大厦殿前。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将其中的l0个铜人锥毁铸钱。
剩下的两个大铜人,“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见《关中记》),到十六国时期,才被前秦苻坚销毁掉。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一规模三千余平方米的车马坑,里面分若干单元,埋葬了很多御用马车的模型,是始皇在别一世界的御用车队。
1980年,试掘了其中一个面积仅十多平方米的小坑,出土两乘铸工无比精良的铜车马,其形体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每乘总重量1200多公斤。
由此不难想见秦代“钟金人”与“金狄”的壮丽面貌。
每乘都由3000多个复杂零件组合而成,秦人究竟用了何种钻具了工艺,加工出几千个直径不到一毫米的小孔,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前为立车,后为安车,可能是法驾卤簿中的二属车,是较常用的车辆。
西汉时代,不少大型青铜铸像用于宫苑装饰,如上林苑之飞廉观,未央宫之金马门,建章宫之凤间(北阙),皆因青铜铸像而得名。
西汉最宏伟的青铜景观雕像,是神明台上建造“高三十丈,大七围”的铜铸仙人承露盘。
存世的西汉青铜雕塑,以陕西兴平茂陵东侧出土的鎏金铜马(高约58厘米)、广西贵县风流岭出土的大铜马(高115.5厘米)与军吏铜俩,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铜羽人等最为精美。
此外,河北淌城刘胜墓出土的跽坐说唱铜胡俩,甘肃灵台傅家沟出土的四人博戏铜俩,则以表情幽默,神态生动而见称。
东汉的大型青铜雕塑,有河北徐水防陵村出土的一对大铜马(高116厘米)、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铜车马,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俩等。
擂台东汉墓还出土一件铜马式{俗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独具匠心,铸造一匹矫健奔驰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燕背上,侧视的基本构图呈倒三角形,运动感很强,被誉为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木雕
汉代的木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表现题材有所扩大,雕刻技艺亦有进步。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云梦大坟头及广州马鹏冈出土者为代表。
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20余件,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得比较精致,比当地楚墓木俑更为写实传神。
云梦大坟头一号墓出土的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楚木俑的古朴遗风。
江陵凤凰山167号墓
出土24件车仗奴婢木俑,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俑身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彩绘服饰鲜丽典雅,堪称汉初木雕佳作。
西汉后期的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邗江县胡场及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
其中,连云港出土的抄手侍俑,高51厘米,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
邗江胡场出土的跽坐说唱俑,五官清晰,神态活泼手势生动,感染力很强,是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展的标志。
此外,在盱眙东阳和邗江胡场汉墓中,还发现少量木版浮雕作品。
地处河西走廊东段的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出土木雕作品甚多,风格雄浑质朴,其年代归属西汉末朋至东汉中期。
大型的木轺车、木马及木牛,采用分部雕凿、嵌按成形的制作方法,刀法酣畅明快;中小型的木俩及家畜家禽,则多用单块木头砍削而成,木雕外表均施彩绘。
举凡老叟六博俑的专注神情,舞女俑的轻盈舞姿,卧狗的温顺机敏,木猴的顽皮,独角兽的雄强气势等,无一不绐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临潼
西杨村
右军
军幕
中军
属车
百戏俑
事死如事生
杨家湾
狮子山
霍去病墓石刻
少府左司空
循石雕刻
深沉雄大
长安县常家庄昆明池牛郎织女
李冰像水则陵墓石兽
孔望山
马踏飞燕
马式
飞人骑天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