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翻译的政治_任淑坤

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 rs 2005No .4

[收稿日期]2005-05-10

[作者简介]任淑坤,女,河北大学外语副教授,现为南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王　慧,女,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鲁迅与翻译的政治

任淑坤　(河北大学外语学院,保定071002)　王　慧　(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石家庄050016)

[摘要]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活动,它与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鲁迅在翻译中自觉为翻译定位,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意识,使翻译既为政治服务,又不盲从政治,表现出翻译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断裂与统一。从而,他为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文化的重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键词]鲁迅;翻译;政治;对立统一[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9358(2005)04-0044-03

翻译的传统定义是把一国文字表达的意义用另一国文字进行转述。这往往给人以错觉:翻译是简单的文字转换活动。随着翻译事业的繁荣与多元发展的趋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翻译已不再是与文化

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无关的语言活动,而是其冲突的工具和场所。在翻译过程中,源语中的词语、表达模式及思想,或者经过试用、筛选、淘汰而最终被译入语拒绝而告终,或者通过与译入语语言与文化的接触和冲突,最终在译入语中兴起流传,成为其活的语言的一部分。在从源语到译入语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语言差异,意义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某些改变;另一方面,译入语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它们某些新的意义。(刘禾,2002)翻译的政治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得颇为明晰。

一

随着二十世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论断越来越广为人知,“翻译的政治”这一术语也频频出现于字里行间。就目前所见,“翻译的政治”出现时通常包含以下三种含义。

其一,指“翻译对于译入语文化及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因而带来的改变”。(王宏志,1999:263)1987年,王佐良先生在以“新时期的翻译观”为题的讲话中指出,对于翻译(史)研究,不仅仅要有简史、通史对事实的叙述爬梳,也要有结合文化、社会、历史等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王佐良,1989:2—6)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理论模式与个案研究互动,用描述的方法,将翻译在特定民族文化中的功用作为聚焦点,由此,对翻译结果的关注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王克非教授的《翻译文化史论》,谢

天振教授的《译介学》,孔慧怡女士的《翻译、文学、文化》,王宏志先生的《翻译与创作》等都是在这方面的斐然成果,分别涉及了翻译给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文化、社会状况等方面带来的变化,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定位翻译。

其二,指翻译活动由于两种语言及其社会、历史、文化、翻译主体等的差异而导致的带有偏见或偏差的交流,这种偏见和偏差有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赛义德在其力作《东方学》中阐发了存在于文学、历史、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希望能激发一种新的看待东方的方式,抛除西方对东方的固有支配模式。然而,赛义德自己也承认,除了存在于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方面可以明确感知显性东方学外,还有建立在集体无意识之上的隐性东方学,后者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将“或多或少地永远存在”(赛义德,1999:262)。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男性话语霸权等。话语霸权在翻译中比比皆是,斯皮瓦克讲到过一个巴勒斯坦妇女的文学,经翻译,其行文竟似台湾男子的笔调。因此,只要存在性别差异,“只要存在着地域文化,便存在着翻译的政治问题”。(蒋桂琴,2002:134)

其三,翻译活动受到现实政治气候和个人政治取向的制约。翻译同文学一样,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内部,政治是经济基础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因而对其他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最为强烈。在政治开明、广开言路的时期,在社会变革、思潮纷涌的时期,文学和翻译活动也会比较繁荣;在文字狱盛行、思想受到禁锢而蛰伏的时期,文学与翻译活动也就处于低潮。翻译的政治还常常表现为译本的政治倾向、语言风格的选择等。五四时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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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学社团,有“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引发的关于翻译的功用、目的等的激烈论争,其中包含的政治倾向是不言自明的。

下文探讨的鲁迅与翻译的政治的关系,主要集中在第三义上。鲁迅因其文学的炫目成就使得对翻译的贡献相对黯淡。众所周知,鲁迅在中国文坛上以思想的独异性见称。他对于翻译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质。鲁迅的翻译行为和相关论述,既表现了翻译受现实政治制约,与现实政治保持一致的一面,也表现了翻译与现实政治断裂保持相对独立的一面,这其中凝聚了他对翻译与现实政治关系的辩证思考。我们先看对立的一面。

二

如前文所述,政治因其特殊地位而对文学、翻译等其它上层建筑形式起到制约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后者有相对独立的一面。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作家易感的心灵,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感悟往往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体现在其丰富的创作中。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关系,鲁迅已经有过阐述:

“我每每觉到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不过不满足于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的历史。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这时,文艺也复杂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鲁迅,1981/7:113)

不安于现状,不与政治随波逐流,无数文艺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遭放逐甚至牺牲生命的例子不胜枚举。因而,文艺家也往往是孤独的,鲁迅就有“一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感叹书赠瞿秋白。其中当然有得到知己的快慰,然而亦不乏知己难得的感喟。文学服务于政治但又不盲从于政治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文学与翻译的直接亲缘关系而反映在翻译中。

鲁迅的创作始于翻译,他一生译著丰富,且体裁广泛,小说、戏剧、童话、文艺理论等无所不包,他的思想认识也多源于此。他的翻译目的也是要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求异性、斗争性等外向型文化因素输入进来,先求异而后同。然而,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底蕴造就的谦卑与顺从,时时充斥的“瞒与骗”的文艺,无疑会使与政治断裂的翻译遭遇各种障碍。对此,鲁迅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鲁迅,1981/4,209)。

鲁迅曾经在举国民愤沸腾谴责日本之际,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作品《一个青年的梦》。他意识到“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应该这样,———我便动手翻译了。”(鲁迅,1981/10:193)鲁迅对于自己根性的怀疑正是“对于单纯认同于现实政治关系的翻译态度的拒绝”(许宝强等,2001: 7),是对于翻译的政治的理性反思。鲁迅深知,国家、阶级、政治固然存在,但它们并不能阻挡人间的真情传递,人类思想产生共鸣,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在他看来,“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然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的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战争者,走了是朋友了。”(鲁迅,1981/10:192)

鲁迅的翻译活动始于晚清,适值对原作进行删削改易以实现社会功利目的的风行时期。正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言:“翻译能够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这些定式反映的是本土的政治与文化价值,从而把那些看上去无助于解决本土关怀的争论与分歧排斥出去。”(许宝强等,2001:360)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奉行直译。进而于1929年的一篇序言里提出了“硬译”,此后,这个概念屡遭诟病、时引纷争。就鲁迅提出硬译的目的,保留原文“精悍的语气”而言,鲁迅是在翻译的功利目的盛行之际,考虑到了独立于翻译的政治之外的翻译文本的艺术审美问题。就在硬译提出的前一年,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已经对“语丝派”发起了攻击,其矛头直指鲁迅。其原因之一就是对鲁迅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认识不足,片面强调革命文学及其社会功用,对文学艺术的规律及其审美价值重视不够。而鲁迅在看待文学、翻译的功利作用与艺术审美方面显然要成熟的多。

无论是引进新的思想观念,还是引进新的语言形式,鲁迅都没有盲目地受政治的制约,表现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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