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翻译的政治_任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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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

如何评价鲁迅的翻译及翻译批评,并为其在中国翻译史上定位,不单单是一个学术史问题。

因为技术问题既不是鲁迅翻译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部分,也不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主导方向。

必须看到,翻译作为两种文化符号的转换活动,与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

文化发展的方向规约着翻译的历史,翻译是文化转型的中介和缩影。

所以不站在文化史的高度就不足以看清翻译的方向,就不足以评价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指示着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的发展方向,是其历史时代翻译主流的代言人。

因此,从探寻近现代翻译史的大致走向及鲁迅翻译和翻译批评的特质入手,对其作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评价,是重新走近鲁迅世界、走近历史,把握中国文化转型进程的重要途径。

一、“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之路: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发展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被拉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这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相遇,中国人面对强势的西洋文明节节败退。

这个败退的过程是以军事上的失利为开端的,随着历史的展开,中国的精英们逐渐地承认了自己原有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落后,也渐渐承认了西方文化——器物、制度、思想观念各个层面的先进性。

翻译的发展即是与这一认同的演进过程同步的。

中国人每承认一项自己的不足,赞叹西方文化于此项的先进性时,就在这一方面进行大量的翻译引进,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和环节展开的。

因此,功利性追求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的思想起点。

首先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基点的。

洋务派兴办兵工厂、造船厂,希望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面,仅仅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即能以后者保卫前者。

基于此,其时的翻译也是为这一思想所规约的。

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不仅引进和制造近代机器,而且成为近代翻译的重要基地。

当然,翻译的重点在兵工、科技类书,著名的翻译家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等。

解构主义翻译观刍议_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_任淑坤

解构主义翻译观刍议_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_任淑坤

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解构主义翻译流派 。 自诞生之日起 , 它 地位 , 后者总是对前者的衍生 、依附或排斥 。 鉴于此 , 解构主
就栖身在褒扬和贬斥共 存的嘈 杂喧闹 中 。 本文追 溯解 构主 义揭竿而起 , 大刀阔斧地对之进行颠覆 。
义思潮和读 解观 念 , 聚焦 韦努 蒂(Lawrence Venuit)的翻 译思
Key words :deconstructionism , way of interpreting , Lawrence Venuti , resistancy
中图分类号038(2004)11 -0055 -04
翻译具 有悠久的历 史 , 翻 译研究 也经过 了漫长 历程 , 但 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 这种思维方式总 是为世界
关键词 :解构主义 ;读解观念 ;韦努蒂 ;抵抗 Abstract :Deconstructionism , defy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and the “only truth” in constructionism and metyphyisics , aims to establish a pluralistic , tolerant and open mechanism .Deconstructionism and its way of interpreting text exert great impact 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result in the deconstructive school of translati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ter in Lawrence Venuti , his expounding on originality & translation , fluency &resistancy mainstream &remainder sheds stimulating light on translation studies .

译论|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焦点透析

译论|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焦点透析

译论|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焦点透析本文转自:先生鲁迅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引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与翻译的激烈论战,论战震撼了当时整个文坛,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

不仅如此,这场论战还史无前例地涉及到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文学作品中普遍的人性、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等。

除此之外,论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一开始就掺进了政治斗争的敏感因素,而这一点无疑会使论战双方的态度变得严厉甚至敌对起来。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鲁、梁论战过程中,两人“一个似匕首、投枪奋勇向前,一个则如丈八长矛大摆天门阵”,其战辞之激烈,战文之繁密,实为中国文史所罕见。

鉴于论战内容太过宽泛,论战背景极其复杂,本文拟尽量避开与政见有关的种种纠葛,只就论战所涉及到的翻译问题进行穷原竟委的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翻译论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上。

鲁、梁翻译论战始于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发表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这篇文章发难的对象是刚刚出版的《文艺与批评》一书,《文艺与批评》是鲁迅从日译本编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评论集。

在译者附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

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找出鲁、梁翻译论战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句话是说本书不是直接从俄语翻译的,这将引出下文中的“重译问题”;在第二句话中,“译者的能力不够”是自谦语,“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才是中心内容,它将引起下文中的“翻译与汉语的发展问题”;最后,鲁迅重申了本书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即自己历来所坚持的“硬译”这一翻译标准,它又将引出下面首先要讨论的“翻译标准问题”。

半遮面的美人与媒人_读任淑坤_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_把增强

半遮面的美人与媒人_读任淑坤_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_把增强

德国文学家歌德曾对文学翻译做过这样一番比喻,他说:“翻译家应被看作是忙碌的媒人,他对一位还半遮着面的美人大加赞誉,说她真值得我们倾心。

媒人就这样激起了我们对这位美人的爱慕,于是就一定要对她本来的长相看个究竟。

”[1]做这样的比拟倒也十分传神。

对于外语能力有限者来说,欲结识外国文学作品这个美人便只有借助于翻译家这个媒人之手掀起那遮面薄纱。

然而,如同媒人言说各有差别,受时代以及翻译者语言能力的影响,外国文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则经历了雾里看花和渐窥真颜的过程。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一书即把我们带回了历史现场,一睹当时翻译家这个媒人如何向国人引荐外国文学那尚半遮面美人的历程。

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大门后,晚清统治者并未意识到中西之巨大落差,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昏睡不醒。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次次的退让、溃败与屈辱才使当道者如梦方醒,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物质文明之先进,于是开始“师夷长技”,进行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改革。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一方面宣布了洋务改革的破产,另一方面彻底唤起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首的维新派登上历史的舞台,倡导维新变法,尝试在制度上学习西方,结果也以失败告终。

经历了“师夷长技”和政治改良后,开明士大夫和广大知识分子意识到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认为“开民智”“新民”才是革新自强的根本和前提。

启蒙对象已定,主体无疑就是晚清的知识分子,报刊、著述、译介、演讲等则是进行民众启蒙的工具和主要途径。

在诸多的途径中,翻译是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

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因其自身特点,阅读者颇为广泛。

晚清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人数和译书的数量较以往有所超越。

虽然晚清的很多译者都有在海外的经 半遮面的美人与媒人 ——读任淑坤《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把增强 李书文【作者简介】把增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 化史、社会史。

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理论的贡献

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理论的贡献

广角视野 wide angle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理论的贡献白 丹(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710064)【摘 要】中国文化名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首先是翻译家。

本文通过对鲁迅翻译活动做以详尽探查,对其翻译思想做以系统深入分析,阐明了鲁迅对翻译理论的独特贡献。

同时广泛联系国内外翻译理论史,旨在让读者对鲁迅的翻译理念在全球翻译研究中所占的位置有一个通贯的理解。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盛行的大环境下,挖掘本民族的译学文化,无疑具有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鲁迅;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创新一、导 论鲁迅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名人,其小说、杂文、小品文都是开创性的。

但是他的翻译思想与理念却少有人问津。

1938年蔡元培先生主编了第一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其中半数为鲁迅译文。

据学者李季统计,“鲁迅的译著共有五百万字,其中翻译就占有二百九十万字,甚至超过了他的著述”。

但是他的翻译思想与理念却少有人问津。

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

“不少学者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

在社会历史大断裂、新旧文化大洗牌的年代,鲁迅在‘拿来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译介工作,形成了其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被誉为‘不仅改写了小说翻译史上的色调,也开启了文学翻译新的风气’。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他大量的精力用在翻译”。

然而,目前只有“鲁迅谈翻译”之类的文章,以及大量的鲁迅翻译实践活动成果,因此,本文将从鲁迅翻译思想及其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两个方面探究鲁迅作为翻译家的重大贡献。

二、鲁迅的翻译实践活动鲁迅的翻译活动横跨启蒙与现代两个翻译繁荣时期,共翻译了14各国家近百位作家200余种作品。

据李万钧先生统计,“鲁迅前后长达33年的翻译生涯中,共翻译了十五国一百一十人的两百四十四种作品”。

鲁迅的翻译活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初期。

早在1903年日本留学期间,他便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及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

《新青年》中所见外国作品题名翻译——“直译”策略的理想与现实

《新青年》中所见外国作品题名翻译——“直译”策略的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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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9 年 第 3 期 (总 第 273 期 )
《新青年》中所见外国作品题名翻译
———“直译”策略的理想与现实
任淑坤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保定 071000)
[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外国著作翻译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时尚 ,各种翻译理论也 异常活跃。激进者倡导“直译”和“忠实”,要实现与传统 文 化 的 决 裂。 这 种 观 点 被 后 世 的 学 术 界 认为是当时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新文化发展潮流的代表。 这 就 给 人 一 种 印 象,好 像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中,直译成为所有外国作品翻译者遵循的原则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考察新文化运动中最有 代 表 性 的 期 刊 《新 青 年 》,就 会 发 现 ,当 时 刊 发 的 外 国 作 品 以 及 中 国 作 品 中 提 及 的 外 国 作 品 的 题 名 翻译是既有直译的,也有非直译的,而非直译的情况 显 然 更 复 杂,可 谓 多 姿 多 彩。 这 就 给 我 们 一 个重要启示: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多种翻译方法的存在仍是客 观 事 实;“忠 实”标 准 仍 可 作 多 元 的 理解;译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倡导直译的观点 虽 然 成 为 时 尚 潮 流,但 在 现 实 中 并 未 也 不可能一统天下。
任 淑 坤 《新 青 年 》中 所 见 外 国 作 品 题 名 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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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很多译名我们今天还在沿用。一些词汇在今 天看来也仍旧前 卫,仍 旧 能 感 受 到 异 域 的 气 息,如 超 人 superman,性 sex;另 有 学 科 名 称 生 理 学 physiology、初恋first Love、恋 爱love也 都 成 为 汉 语 的 一 部 分 ,难 分 彼 此 。

鲁迅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差异

鲁迅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差异

鲁迅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差异任淑坤【期刊名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00)005【摘要】鲁迅在我国文学史上以其思想的独立性而著称,其作品在文坛上独树一帜,随时代的变迁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阐释和解读。

鲁迅对翻译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在为数不多的专门论述翻译的文章中,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对涉及翻译的诸多因素的辩证思考。

20世纪末,以对理性、中心、权威等的消解为特征的解构主义思潮在我国学术界受到关注,鲁迅作为声名卓著的文坛巨擘便遭到无情解构。

但与此同时,鲁迅又因其重估一切的反叛姿态而被冠以解构主义者之名。

在翻译领域,鲁迅曾在“意译”的众声喧哗中勇敢地标举“直译”乃至“硬译”,与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的翻译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鲁迅和韦努蒂在时空位置上相距遥远,但对通顺翻译的态度却让读者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韦努蒂生于1953年,是美籍意大利学者。

【总页数】4页(P157-160)【作者】任淑坤【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外语学院,保定071002【正文语种】中文【相关文献】1.鲁迅的世界性翻译理论贡献新论——"归化"专利权属于鲁迅而非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不能淹没鲁迅的"保持洋气"2.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思想之不同3.鲁迅翻译理论的世界性贡献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归化"专利权属于鲁迅,韦努蒂的"异化"不能淹没鲁迅的"保持洋气"4.鲁迅的“保存洋气”非韦努蒂的“异化”--鲁迅提出“归化”翻译策略比韦努蒂的domestication(“归化”)早60年5.鲁迅与韦努蒂翻译思想之“归”与“异”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鲁迅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差异_任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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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0 1 3-0 6-1 6 [ 2
鲁迅与韦努蒂 的叛逆精神 。 但比较起来不难发现 , 的翻译思想还有其相异之处 。 弄清楚两人翻译思想 的差异 , 不仅有助于研究翻译策略 , 还有助于理解两 人思想中深层次的特点 , 而这或许是更有意义的 。
一、 对原创权威的不同态度
解构主义的三大目标之一便是文本的传统意 作者是一个独特文本的原创 义 。 传统观 念 认 为 , 者, 文本是作者情 感 的 自 然 流 露 , 是抒发自我感情 作者对文本有绝对的 的场所 。 文本意义是确定的 , 权威和最终的解释权 。 基于此 , 译者只能是原作者 译文只能是原文的派生物 。 这一观念长久 的影子 , 地统治着译界 , 决定性地将译者和翻译放在从属于 作者和创作的地位上 。 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也长期 以及对翻译技巧的介绍上 。 停留在对照原文与译文 , 从对原作者和原文本的态度来看 , 鲁迅仍然是 传统主义者 。 他力主最大限度地忠实作者的意图 , 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语言与形式特征 , 为译入语 硬 译” 就 的语言和文化输 入 新 鲜 的 血 液 。 鲁 迅 的 “ 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产生的 。 为了不失原文 “ 精悍的 , , , 语气 ” 只得 “ 硬译 ” 保留原文的“ 仂 句” 容忍译文 , 晦涩 ” 与“ 难解 ” 希望“ 不 图 爽 快, 不怕艰难” 的 的“ , 、 “ 读者 “ 硬着头皮看下去 ” 以“ 输入新的内容 ” 新的
① 。 翻译之 “ , 、 表现法 ” 多少 “ 明白一些理论 ” 硬” 理
论本身的枯燥以及异域文本的陌生感 , 无疑会给读 、 “ 者的阅读带来困难 。 为此 , 鲁迅背负了 “ 死译 ” 曲 译” 的恶名 。 但为 了 保 存 原 作 的 真 貌 , 让读者能领 略原作的真谛 , 鲁迅坚定地支持并实施着直译 。 由

《新青年》与翻译

《新青年》与翻译

2282018年43期总第431期ENGLISH ON CAMPUS《新青年》与翻译文/任洁一、引言“《新青年》并非纯粹的翻译期刊, 但对翻译的影响,特别是对现代翻译规范的贡献, 却绝不亚于翻译期刊或以翻译为主的刊物”。

(廖七一,2011)《新青年》中的进步青年“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从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

”(任淑坤,2010)陈独秀在创刊号首篇《敬告青年》一文中给青年人提出了“六义”,其中提到“世界的而非锁国”,这一开放的原则在《新青年》中的具体体现便是众多国外翻译作品的呈现。

二、《新青年》中的翻译第一卷中总体上看只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印度的作品,涉及的国家比较少,但是题材并不单一,有小说、戏剧、演讲、歌曲等,并且内容也比较广,有法律、社会、人物介绍等。

主要的译者有陈独秀、陈嘏、薛琪瑛、刘雅叔、高一涵、孟明、李穆。

第一卷的戏剧翻译只有一部作品,薛琪瑛翻译王尔德的戏剧《意中人》。

第二卷翻译的作品共有12篇,其中有三篇是续第一卷的译文。

涉及到的国家民族有俄国、英国、法国、爱尔兰、西班牙、德国。

主要的译者有胡适、陈嘏、薛琪瑛、刘半农、陈独秀、汪中明、马君武,其中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文章较多。

第二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开始有对西方一些人物的专门介绍,如刘半农的《葡萄牙当地代文豪席尔洼》,并且在二号到五号中马君武所译的《赫克尔一元哲学》,就是对赫克尔所著书的摘译,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赫克尔的思想,同时也是在《新青年》中对德国哲学的首次介绍。

第三卷中的翻译作品仍然以英美法日俄德的作品为主,译者有陈独秀、胡适、程师葛、何先槎、刘半农、何源来、李权时、胡善恒、震瀛。

第三卷中14部翻译作品,除陈嘏的《基尔米里》是续上一卷的内容外,其余的作品都是此卷新出现的内容。

翻译的作品涉及内容也有了除文学和学术性著作外的作品,如何源来所译《基督教徒当为士卒否》,胡善恒译文《智乐篇》和震瀛翻译的《结婚与恋爱》。

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

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

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解读与反思摘要: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思想被译介到国内后,一直备受国内译界的关注,掀起了对其讨论的热潮。

许多专家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与误读。

为澄清此类问题,试图对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追本溯源,并结合相应批评对其进行讨论。

关键词:归化;异化;抵抗;文化差异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年出版的名著《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提出“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的概念。

我国郭建中教授在2000年发表的“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一文中较系统地介绍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

他认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是典型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这一见解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赞同与支持,如任淑坤(2004)等。

至此,我国翻译界掀起了对异化翻译讨论的热潮。

根据蒋骁华教授(2007)的调查研究,在多达300余篇关于异化的学术论文中,这些论文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两种立场:异化翻译基本上相当于直译;异化翻译是直译的延伸,其内涵比后者丰富。

蒋骁华教授指出,虽然其“异化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一些类似或相通之处”,但却存在着“本质区别”。

一、“异化”的提出与发展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认为,翻译“只有两种翻译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蒋骁华认为,韦努蒂批判地继承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

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是一种另类文化实践,它发展在本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价值观,包括因抵抗本土价值观而被排斥的异域文化。

一方面,异化翻译对原文进行以我族为中心的挪用,将翻译作为再现另类文化的场点,从而把翻译提上了本土的文化政治议程;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另类的文化姿态使异化翻译能够彰显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发挥文化重构的作用,并使那些偏离我族中心主义的译文得到认可,并有可能修正本土的文学经典。

《新青年》中所见外国作品题名翻译——“直译”策略的理想与现实

《新青年》中所见外国作品题名翻译——“直译”策略的理想与现实

《新青年》中所见外国作品题名翻译——“直译”策略的理想与现实任淑坤【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外国著作翻译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时尚,各种翻译理论也异常活跃.激进者倡导“直译”和“忠实”,要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这种观点被后世的学术界认为是当时翻译理论和实践中新文化发展潮流的代表.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直译成为所有外国作品翻译者遵循的原则.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考察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期刊《新青年》,就会发现,当时刊发的外国作品以及中国作品中提及的外国作品的题名翻译是既有直译的,也有非直译的,而非直译的情况显然更复杂,可谓多姿多彩.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多种翻译方法的存在仍是客观事实;“忠实”标准仍可作多元的理解;译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倡导直译的观点虽然成为时尚潮流,但在现实中并未也不可能一统天下.【期刊名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00)003【总页数】6页(P152-157)【关键词】《新青年》;外国作品题名翻译;翻译理论;直译【作者】任淑坤【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保定07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61《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发表了很多译作,创作的中文文章也散发着外来气息。

仔细研读不难发现,《新青年》所载外国作品的翻译方法并非都如当时所倡导的那样“直译”从而“忠实”,这从作品题名的翻译中就可见一斑。

更值得思考的是,胡适等曾强烈批判晚清翻译方法的五四领袖,在翻译中也会使用与前辈相近的方法。

此外,《新青年》所刊载的原创中文文章中提及的外国作品,在题名翻译上也具有相同情况,由此,笔者感到,这个现象背后或许有着某种重要的意义,非常值得探寻。

一、直译五四时期是一个直译盛行、格外强调忠实的年代。

题名翻译中自然不乏顺应时代翻译潮流的例子,直译题名,且文字非常对应。

如《磁狗》(The China Dog)、《红袍》(Robe Rouge)、《富兰克林自传》(Franklin’s Autobiography)、《獭裘》(TheBeaver Coat)、《七瓴之屋》(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决斗》(The Duel)、《天才与勤勉》(Genius and Industry)、《同情》(Sympathy)、《华伦夫人之职业》(Mrs.Warren’s Profession)、《人及超人》(Man and Superman)、《恶邮差》(The Wicked Postman)、《匙河集》(Spoon River Anthology)、《村歌》(Village Song)、《狗》(The Dog)、《自叙》(A Personal statement)、《时鸟》(Bird of Time)、《暴风雨之前》(Before the Storm)、《夏天的黎明》(Summer Dawn)、《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生》(Une Vie)、《漫游人》(The Rambler)、《结婚与恋爱》(Marriage and Love)、《初恋》(First Love)等。

文化推广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晚晴至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经典的汉译策略演变经验谈起

文化推广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从晚晴至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经典的汉译策略演变经验谈起
策 略 方 面 的 研 究 指 明 了 道 路 。 而真 正 给 予这 两 种 翻 译 方 法 更 理 论 性 解 释 和 理 论 推 广 的 是 美 国 的尤 金 ・ 奈 达 和 劳 伦 斯

实践 , 但却是近几年才慢慢为世人所熟知的翻译方法。其 目
前最大的障碍就是接受这种 翻译 方法的受众 主要是社 会上
而作 品本身 的汉译更 是体现 出 了林纾 这种 明显 的传 统
受过 教育的人 以及 文化上 的精英人 士 , 他们渴望异 国文 化和
先进 知识 , 仅仅是 以译入语文化为主的翻译著作显 然不能充 分体现外 国的文化。而在文化传递过程 中, 异 化翻译 给民族
韦努 蒂。异 化翻译是劳伦斯 ・ 韦努蒂于 1 9 9 5年在其 著作
《 译者 的隐形— —~部 翻译 史论 》中首 次 阐明 , 在这 本著 作 中韦努蒂从文化 的深层次角 度 中论 述 了异化 翻译 的基本 思 想, 强调 了异 化翻译 对文化干预的重要作用 。异化的重点 是 译文更 加接近原作 的行文方式 , 意在传达作者作品中的异文 化, 其并 不 是盲 目的追 求 通 顺 。而 动态 对等 理 论 ( 归 化 翻
Vo 1 . 1 3 No. 6 No v . 2 01 3
2 0 1 3年 1 1 月
文章编号 : 2 0 9 5 - 2 7 0 8 ( 2 0 1 3 ) 0 6 - 0 1 4 3 - 0 3
文 化推 广 中翻 译 策 略 的选 择
从 晚晴至五 四时期外 国文学经典 的汉译策略演 变经验谈起
国人 并 没 有 真 正 了解 到 , 才 有 了后 期 翻译 方法 转变 的后 续 话

译方式 已经将 当时西 方文化广 泛的普 及给 当时正 处在压 迫

再论鲁迅翻译中的政治倾向

再论鲁迅翻译中的政治倾向

再论鲁迅翻译中的政治倾向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匠,他在文学方面的才华备受推崇。

但是,鲁迅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他也是一位翻译家。

虽然他的翻译作品不如他的文学作品著名,但是他的翻译也曾受到争议,主要是因为他翻译时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

本文将探讨鲁迅翻译的政治倾向。

鲁迅的翻译作品鲁迅的翻译作品包括了很多国外的文学经典。

其中最著名的是《狂人日记》,这是他翻译的第一篇作品。

此外,他还翻译了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深渊》,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及克莱门斯·布雷特的《苏菲的世界》等。

在他的翻译中,他注重对原著的忠实度和语言的自然度。

他并不简单地将原著直接翻译成中文,而是在尊重原著语言特点的基础上,注重翻译的语言风格和表现力。

对鲁迅翻译中的政治倾向的争议尽管鲁迅的翻译作品以忠实原著而著称,但是他的译文总体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倾向。

鲁迅翻译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深渊》时,将康拉德的“nigger”翻译为“黑鬼”。

虽然这个译词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可能是常见的,但是在现在的语境下,这个译词会被认为是有歧视的意味。

这些译词选择反映了鲁迅的政治立场。

除了这个例子,鲁迅还在翻译他人作品时进行了修改来适应当时的政治氛围。

梭罗的《瓦尔登湖》中的“a swarm of men”在鲁迅的翻译中被改为“一群同志”,这种译文的调整也可以看作是他对当时社会中出现的新思潮的认同。

鲁迅翻译中的政治倾向的原因鲁迅的政治倾向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的儿时经历、早期文学生涯和历史环境的变化都对他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在他年轻时,他受到了蒋梦麟、郭沫若、李大钊等人影响,他积极参加了许多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因此,鲁迅的翻译作品中的政治倾向,可以看作是他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反应。

他的翻译作品中的种种语言选择、情感倾向等方面,均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文学家的独特立场。

鲁迅的政治倾向对其翻译作品的影响尽管鲁迅的翻译作品受到争议,但是他的翻译作品仍然得到了许多的赞誉。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翻译主体的身份和语言问题——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为中心1929 年9 月10 日,梁实秋( 1903 -1987)的批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新月》杂志上刊出。

此文引发了1930年代前期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梁文发表半年之后的1930年年3月,鲁迅(1881 - 1936)发表回应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论争局面初步形成。

1931 年12 月,鲁迅在《几条“顺”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由此可见论争之延续性。

同样是在1931年12月,鲁迅与瞿秋白用通信的方式讨论翻译问题,并先后将通信发表在《十字街头》和《文学月报》,有关翻译的讨论高潮再起。

鲁迅对翻译论争的参与,至少持续到1935年4月《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

这场翻译论争①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和“翻译洪水泛滥”②的特殊时期,由于众多翻译家的参与,涉及翻译的政治性、译者的身份以及翻译美学等中国现代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并与清末至1920年代中国固有的翻译观念构成关联。

本文试图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相关文章为中心,对此进行考察。

一翻译理论与政治性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立论是从讨论“死译”和“曲译”的优劣开始的。

文章开头引用陈西滢的观点——所谓“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在此基础上反陈西滢之道而行之,认为“曲译”与“死译”相比尚有可取之处,理由是“曲译”不会通篇皆“曲”,“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

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不妨同时是曲译。

”那么何谓“死译”? 梁实秋依然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_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_任淑坤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_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_任淑坤

2010年9月河北学刊Sep.,2010第30卷第5期Hebei Academic Journal Vol.30No.5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任淑坤(河北大学外语学院河北保定071002)[摘要]五四时期,围绕文学作品是否可译这一问题,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展开了一场论争,反映出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

1980年代后,关于可译性问题的探讨增多,视角发生了转变,跨学科意识也得到加强,但仍未能脱离五四时期这场论争的模式。

可译性论争的根源在于,双方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不同翻译标准的设定、不同的理论依据和不同的描述方法。

[关键词]论争;文学作品;可译性;不可译性;根源[基金项目]2006年度河北大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XSK06021)[作者简介]任淑坤(1973—),女,辽宁省康平县人,河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5-0175-04[收稿日期]2010-05-16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翻译作品数量的增加、体裁的扩大、译者队伍的壮大,以及对原作的精选、翻译态度的审慎等方面,更表现在译者对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

1921年,郑振铎和茅盾、沈泽民兄弟之间发生了一场论争,其主题是文学书是否具有可译性。

虽然就此次论争的规模、涉及人数、延续时间而言,难以与同时期的另外两次论争①匹敌,但就其对翻译问题思考的深度而言,意义却不可低估。

本文通过缕析双方立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而探寻这场论争的延续,分析引发论争的根源,希望能对可译性问题的理解有所裨益。

一1921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3期上发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揭开了此次论争的序幕。

该文旗帜鲜明地表明其立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

同年,沈泽民在《小说月报》第5期发表了《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学书不可译”。

《新青年》与翻译

《新青年》与翻译
第七卷译作15部,首次出现挪威的作品,剧作家卞尔生的 《新闻记者》。主要译者有张崧年、任鸿隽、周作人、胡适、鲁 迅、沈性仁、李泽章。周作人的译作仍然最多共有5部。第四号 为人口问题号,刊登了《人口论底学说变迁》是一篇节译的论 文。第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有两部俄国关于工人问题的译文 《职工同盟论》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
第九卷共有翻译作品21部,同上卷相比文学翻译作品多了 很多,《西门的爸爸》、《夏天的黎明》、《一队骑马的人》、 《杂译日本诗三十首》、《颠狗病》等多部作品。其他作品仍然 多涉及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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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3期总第431期
翻译研究
ENGLISH ON CAMPUS
“一带一路”语境下文化负载词翻译路径探析
第八卷的译文达到了顶峰共有60余篇,译者也有近20位。本 卷增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了“俄罗斯研究”这一专栏,内容涉及俄罗斯的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且此仅部分译文就有三十余篇。第 八卷不仅仅增加了这一专栏表现出对“俄罗斯”的偏爱,其他翻 译内容也多多少少涉及到俄罗斯,如《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 《游俄感想》、列宁的演讲《民族自决》等。
号的易卜生号,首次用一整号来介绍西方人物的思想和作品。易 卜生是挪威戏剧家,此号中共翻译了他三部作品《娜拉》、《国 民之敌》、《小爱友夫》。胡适在此号开篇《易卜生主义》写 道,“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 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 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 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其思想十分适合当时中国社会, 用深刻的现实描写来引人深思,激励人们付诸行动以做出改变。
第五卷的译作共有13部(《译诗十九首》和《Tagore 诗二 则》作为2部)其中包括续前卷的《国民之敌》和《小爱友夫》, 大部分为文学翻译。译者有陶履恭、刘半农、周作人、吴弱南、 陈连材、沈性仁。特点较为明显的就是英美作品减少,美国的只 有韦罗贝的演说,英国只有王尔德的戏剧《移扇记》,并开始介 绍瑞典、波兰的作品。

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风尚的转变_以新文化人与林纾之论争为中心_任淑坤

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风尚的转变_以新文化人与林纾之论争为中心_任淑坤

2013年1月第38卷 第1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Jan.2013Vol.38 No.1语言学研究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风尚的转变———以新文化人与林纾之论争为中心任淑坤!(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摘 要:五四时期翻译风尚的转变,以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判为分水岭。

在这场论战中,林纾很快落败并成为文学翻译的反面典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过这场论战,以林纾为代表的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具有“删译、改译、选材零散没有系统”等特征的翻译退潮,代之以直译的方法翻译西方名著,翻译风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关键词:新文化人;林纾;论争;风尚;改变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3)01-0119-05 社会风尚的变化都会经历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

中国五四时期翻译风尚的转变亦是如此。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直译”相对于“豪杰译”来说并未占有绝对优势,至五四时期直译外国的名著几乎成了共识。

但这一转变并不完全是译者自然选择的结果,更有其它因素的推波助澜。

其中,林纾与新文化人之间的论争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也是翻译风尚转变的一个分水岭。

一、新文化人批判林纾三部曲众所周知,林纾用豪杰译法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晚清时期影响很大。

进入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日益深入和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具有新知识结构和理念的知识分子开始大量涌现。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新文化人提倡新文学,反对传统的旧文学,也涉及到对林纾及其文学翻译的批判。

(一)一出双簧戏林纾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批评,始于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一出双簧。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从神韵、译笔、译名三个方面评价林纾的翻译,恭维其译作具有唐代小说的神韵,译笔雅健,译名中充满了“香”“艳”“情”[1]49。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大程度取决于译者 的意识形态 , 这种 意识形态可 以 是社 会 的、 上层 的 , 可 以是 个人 的 , 可 以是 译 者 也 它 本身认 同的 , 可 以 是 赞 助人 强 加 给 他 的 …叭 意 也 。
识形态作 用于 翻译过程 时会造 成原作 文化 在译作 中
的变形 。因此 , 不 同意 识形态 的支配 下 , 作 中带 在 原
于 “ 学革命 ” 在 12 — 96年 间 , 迅 的文 学 翻 文 ; 97 13 鲁 译思想 发 生 了质 的 飞跃 , 成 了从 “ 学 革 命 ” 完 文 到
“ 革命文学 ” 的彻底 改变 , 而 成为 一名 坚 定 的无产 从
文 化 及 社 会 所 造 成 的 冲 击 , 及 因 而 带 来 的 改 以
的无 产 阶级 革命 者 。 鲁 迅 杰 出的 外 国 文 学译 介 工 作 使他 不愧 为 中华 民族 伟 大 的“ 神界 之 战 士 ” 精 。 关 键 词 : 迅 ; 学 革命 ; 鲁 文 革命 文 学 ; 译 政 治 翻
中图分类号 : 1 I0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0 4 9 1 2 1 )2 02 — 4 10 — 4 (0 0 0 — 10 0
近 年来 , 越来 越 多 的学 者 开始 研究 鲁迅 的文学
失。
翻译思想 , 但传统的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研究大都注
重 其翻译策 略研 究 。然 而 , 政 治 和历 史 的维度 进 从

随着 文化 学派 影 响 的进 一步 加深 , 殖 民主义 后
学者斯 皮 瓦克 ( ・ ・ pvk 于 19 G C S ia ) 9 3年正 式 提 出
6的 “ 文学 革命 ” ( ) 一 清末 维新 派和 新文化 运 动的 影响

鲁迅与翻译——精选推荐

鲁迅与翻译——精选推荐

鲁迅与翻译摘要:鲁迅的翻译工作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个性之突出,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

本文从鲁迅翻译的思想、翻译的作品、翻译的方法等几个角度出发,对鲁迅的翻译思想与价值进行了剖析,鲁迅从事文学翻译早于文学创作,分析鲁迅的翻译标准。

鲁迅的翻译特色是明显的,从投身文学到生命的终点,与其他译者相比,其翻译模式对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所以“直译”、“硬译”和“宁信而不顺”,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作,同时也是为汉语输入“新的表现法”。

鲁迅的翻译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文学翻译;翻译思想;翻译的标准一、引言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一个无法绕过的存在。

鲁迅是一位文学巨匠,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我们常常把他尊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他又是一名杰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

他的著述与思想影响至深,成为我们民族珍贵的世纪文化遗产,不断激发后人新的思考和创作。

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的与现代的”作家,他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中国。

众所周知,在一些人眼中,他嫉恶如仇,是旗手,是导师,是人道的标本,正义的光源;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鲁迅在许多人眼中依旧代表着“中国人的脊梁和咽喉”。

事实上,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始于翻译,而又是以翻译告终的。

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共翻译介绍了近200多位作家的作品,印成了对个单行本,总字数达300多万字,数量与他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大致相等,被称为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经他翻译作品的国家,包括俄国和前苏联、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

荷兰、西班牙、芬兰、波兰、保加利亚等国,其中俄国和前苏联的作品又占一半以上。

翻译作品的类型,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童话和文艺理论著作,他在杂文、书信和日记中涉及到的外国作家,据初步统计,共有25个国家和民族的作家达380人之多。

可以说,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与他在文学翻译上的丰硕成果密不可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A Comparison between Lu Xun and Qian Zhong-
shu's Translation Thought
作者: 任淑坤
作者机构: 河北大学外语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出版物刊名: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35-137页
主题词: 鲁迅;钱钟书;信达雅;归化与异化
摘要: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趋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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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 rs 2005No .4[收稿日期]2005-05-10[作者简介]任淑坤,女,河北大学外语副教授,现为南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王 慧,女,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鲁迅与翻译的政治任淑坤 (河北大学外语学院,保定071002) 王 慧 (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石家庄050016)[摘要]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活动,它与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鲁迅在翻译中自觉为翻译定位,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意识,使翻译既为政治服务,又不盲从政治,表现出翻译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断裂与统一。

从而,他为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文化的重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鲁迅;翻译;政治;对立统一[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9358(2005)04-0044-03 翻译的传统定义是把一国文字表达的意义用另一国文字进行转述。

这往往给人以错觉:翻译是简单的文字转换活动。

随着翻译事业的繁荣与多元发展的趋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翻译已不再是与文化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无关的语言活动,而是其冲突的工具和场所。

在翻译过程中,源语中的词语、表达模式及思想,或者经过试用、筛选、淘汰而最终被译入语拒绝而告终,或者通过与译入语语言与文化的接触和冲突,最终在译入语中兴起流传,成为其活的语言的一部分。

在从源语到译入语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语言差异,意义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某些改变;另一方面,译入语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它们某些新的意义。

(刘禾,2002)翻译的政治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得颇为明晰。

一随着二十世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论断越来越广为人知,“翻译的政治”这一术语也频频出现于字里行间。

就目前所见,“翻译的政治”出现时通常包含以下三种含义。

其一,指“翻译对于译入语文化及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因而带来的改变”。

(王宏志,1999:263)1987年,王佐良先生在以“新时期的翻译观”为题的讲话中指出,对于翻译(史)研究,不仅仅要有简史、通史对事实的叙述爬梳,也要有结合文化、社会、历史等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

(王佐良,1989:2—6)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成果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

理论模式与个案研究互动,用描述的方法,将翻译在特定民族文化中的功用作为聚焦点,由此,对翻译结果的关注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

王克非教授的《翻译文化史论》,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孔慧怡女士的《翻译、文学、文化》,王宏志先生的《翻译与创作》等都是在这方面的斐然成果,分别涉及了翻译给中国的语言文学、思想文化、社会状况等方面带来的变化,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定位翻译。

其二,指翻译活动由于两种语言及其社会、历史、文化、翻译主体等的差异而导致的带有偏见或偏差的交流,这种偏见和偏差有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赛义德在其力作《东方学》中阐发了存在于文学、历史、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希望能激发一种新的看待东方的方式,抛除西方对东方的固有支配模式。

然而,赛义德自己也承认,除了存在于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方面可以明确感知显性东方学外,还有建立在集体无意识之上的隐性东方学,后者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将“或多或少地永远存在”(赛义德,1999:262)。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男性话语霸权等。

话语霸权在翻译中比比皆是,斯皮瓦克讲到过一个巴勒斯坦妇女的文学,经翻译,其行文竟似台湾男子的笔调。

因此,只要存在性别差异,“只要存在着地域文化,便存在着翻译的政治问题”。

(蒋桂琴,2002:134)其三,翻译活动受到现实政治气候和个人政治取向的制约。

翻译同文学一样,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

在上层建筑内部,政治是经济基础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因而对其他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最为强烈。

在政治开明、广开言路的时期,在社会变革、思潮纷涌的时期,文学和翻译活动也会比较繁荣;在文字狱盛行、思想受到禁锢而蛰伏的时期,文学与翻译活动也就处于低潮。

翻译的政治还常常表现为译本的政治倾向、语言风格的选择等。

五四时期的重·44·要文学社团,有“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引发的关于翻译的功用、目的等的激烈论争,其中包含的政治倾向是不言自明的。

下文探讨的鲁迅与翻译的政治的关系,主要集中在第三义上。

鲁迅因其文学的炫目成就使得对翻译的贡献相对黯淡。

众所周知,鲁迅在中国文坛上以思想的独异性见称。

他对于翻译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质。

鲁迅的翻译行为和相关论述,既表现了翻译受现实政治制约,与现实政治保持一致的一面,也表现了翻译与现实政治断裂保持相对独立的一面,这其中凝聚了他对翻译与现实政治关系的辩证思考。

我们先看对立的一面。

二如前文所述,政治因其特殊地位而对文学、翻译等其它上层建筑形式起到制约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后者有相对独立的一面。

文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作家易感的心灵,敏锐的洞察力,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感悟往往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体现在其丰富的创作中。

文学与政治的对立关系,鲁迅已经有过阐述:“我每每觉到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

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

不过不满足于现状的文艺,直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兴起来,只有一段短短的历史。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这时,文艺也复杂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鲁迅,1981/7:113)不安于现状,不与政治随波逐流,无数文艺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遭放逐甚至牺牲生命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而,文艺家也往往是孤独的,鲁迅就有“一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感叹书赠瞿秋白。

其中当然有得到知己的快慰,然而亦不乏知己难得的感喟。

文学服务于政治但又不盲从于政治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文学与翻译的直接亲缘关系而反映在翻译中。

鲁迅的创作始于翻译,他一生译著丰富,且体裁广泛,小说、戏剧、童话、文艺理论等无所不包,他的思想认识也多源于此。

他的翻译目的也是要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求异性、斗争性等外向型文化因素输入进来,先求异而后同。

然而,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底蕴造就的谦卑与顺从,时时充斥的“瞒与骗”的文艺,无疑会使与政治断裂的翻译遭遇各种障碍。

对此,鲁迅有清醒的认识。

他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

但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鲁迅,1981/4,209)。

鲁迅曾经在举国民愤沸腾谴责日本之际,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作品《一个青年的梦》。

他意识到“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

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

人不应该这样,———我便动手翻译了。

”(鲁迅,1981/10:193)鲁迅对于自己根性的怀疑正是“对于单纯认同于现实政治关系的翻译态度的拒绝”(许宝强等,2001: 7),是对于翻译的政治的理性反思。

鲁迅深知,国家、阶级、政治固然存在,但它们并不能阻挡人间的真情传递,人类思想产生共鸣,世界文化进行交流。

在他看来,“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然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的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

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战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鲁迅,1981/10:192)鲁迅的翻译活动始于晚清,适值对原作进行删削改易以实现社会功利目的的风行时期。

正如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言:“翻译能够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这些定式反映的是本土的政治与文化价值,从而把那些看上去无助于解决本土关怀的争论与分歧排斥出去。

”(许宝强等,2001:360)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奉行直译。

进而于1929年的一篇序言里提出了“硬译”,此后,这个概念屡遭诟病、时引纷争。

就鲁迅提出硬译的目的,保留原文“精悍的语气”而言,鲁迅是在翻译的功利目的盛行之际,考虑到了独立于翻译的政治之外的翻译文本的艺术审美问题。

就在硬译提出的前一年,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已经对“语丝派”发起了攻击,其矛头直指鲁迅。

其原因之一就是对鲁迅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认识不足,片面强调革命文学及其社会功用,对文学艺术的规律及其审美价值重视不够。

而鲁迅在看待文学、翻译的功利作用与艺术审美方面显然要成熟的多。

无论是引进新的思想观念,还是引进新的语言形式,鲁迅都没有盲目地受政治的制约,表现出思想·45·的独立性。

然而,鲁迅也不可能完全游离于政治之外,下面再看他的翻译与现实政治统一的一面。

三说到翻译的政治与现实政治的统一,人们常常援引晚清的翻译,它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特点:首先,由于固有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及对读者固定阅读习惯的顾念,当时的翻译是用传统的文学样式、语言形式来包裹新的内容。

其次,晚清的翻译中删削改易的情况十分严重。

再次,晚清的翻译数量众多,据统计,晚清最后十年间出版书籍1,500余种,其中三分之二是译作。

这些特点无不与当时洋务派、维新派急切企望借西学谋求民族富强的政治目的有关。

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晚清的译作常被拒之于“翻译”门外。

但就是这些作品,通过改写和挪用西方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文学方面,林纾满怀激情,译笔优美的小说更是风靡,到八十年代还在重印。

社会学方面,如严复的《天演论》,以其铿锵有力的文言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进化论思想很快就风行全国,“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胡适,1997:457)。

鲁迅曾遍寻南京城买到该书,在日本求学期间,还与友人共同背诵,是被当时的新思想“延烧着”“心和血”的青年之一。

因而,穷其半生提倡直译的鲁迅,早期的翻译以及对翻译的认识与严复、林纾等并无二致。

他翻译的《斯巴达之魂》、《地界旅行》、《月界旅行》具备晚清翻译的特点。

他在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地界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

”(孙用, 1986:5)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也承认,自己把二十八章的日译文“截长补短,得十四回。

……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

”(鲁迅,1981/10: 152)翻译此书的目的是“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

”(鲁迅,1981/10:151)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追忆,“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渺茫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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