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复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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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复习指导(09历史)

一、简述题

1、社会史研究中“碎片化”现象。

“碎化”、“碎片化”。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其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罢了。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总体的历史。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均被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具有新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盘”的过程中,199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杂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研究者如何在自然的“碎化”过程中自觉地避免“碎片化”,依我之见,还是要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总体史。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社会史研究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简单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

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

2、社会史研究中“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问题

“进村找庙,进庙找碑”。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从整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固然受到了“中国中心观”、“区位市场体系”、“国家与社会”等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理论和方法更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资源。“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其研究特色主要是在历史学为本位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历史与田野”的视角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或者说,他们注重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过程的结合,在把握历史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宗族、绅士、族群认同、械斗等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地域社会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生成关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对象大都选择在基层与乡村,凸显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路径,所以对村庄及庙宇的田野考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杨念群教授曾将此形象地描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在我看来,这样的描述一方面表达了“华南学派”进行区域历史研究的特色;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提醒我们不能只是一头钻进村庙而不顾外面的世界。社会史的田野调查还是要以历史学为本位,人类学倚重参与观察和口述资料,历史学则强调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对地域历史的体验、感觉和文本资料的搜集。我们也可以将这看作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史的田野调查的差别所在。

3、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区域失衡问题。区域社会史成为了社会史研究的主流走向。近年来,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尤以江南、华南和华北地区的研究成果为最多,福建、四川等地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这种格局的形成,既与这些地区较早具备诸多优势学术要素有关,也与国际汉学界长期重视与研究这些地区有关。这些地区,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史研究的“优势区域”———成果积淀深厚、研究力量雄厚、主流学者云集、资料发掘充分、视点广泛、视

域开阔、学术对话频繁。在这种学术发展态势下,这些区域的社会史研究,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促成其优势格局的不断深化。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又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史的快速发展,并有助于中国社会史建构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学术平台。然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始终存在着区域之间极不平衡的状况。与“优势区域”研究的门庭若市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弱势区域”研究的门可罗雀、稀疏冷清。“弱势区域”并非指无人问津的区域,而是指学术界关注严重不足,主流学术群体鲜有涉猎,学术成果虽近年有渐增之势,但或为处女之作,或为单篇独章,缺乏后续的关联研究成果,且尚存诸多未及开垦的领域和专题。由于缺乏更多学人的参与研究,自然也少有对话的氛围。“弱势区域”的研究处于近乎边缘化的状态,与“优势区域”比较,它有着更大的空间范围。换言之,在大面积的“弱势区域”范围里,内含着更多的社会复杂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应当存在着与“优势区域”不同的典型意义。

4、1991—2000年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第一,在研究时段上,大多选取了变化剧烈的近代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近代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复兴与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在社会史理论的思考和建构中,更多地借鉴和运用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起步之初广大学者的共识,但是它的社会学化倾向又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史学方法论上的单调性、依附性。

第三,近代社会史理论构架虽有分歧和特点各异,但从总体理论构筑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处或相近性。首先,都是以“社会”来观照内容,并把近代社会史析分为三个方面,并赋予其具体的内容。其次,都是从历史上的社会(横断面)而不是从社会的历史(纵剖面)来确定整体的理论体系。对此,我称之为“三板块结构”,即近代中国社会嬗替变迁的总体历史进程,在“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以下称其为“三板块”结构)的“社会学化”理论体系中根本无法凸现,导致社会史变为了“社会学”。这等于是从三个侧面表现的历史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历史”。

5、目前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特点

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特点。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产生了一些新的城市发展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间的竞争成为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过去30年地区间的竞争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未来5-10年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也将主要来自于城市间的竞争。

第二,在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已呈现大城市群、城镇化、省直管县等齐头并进的新格局。2008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山东半岛和海峡两岸六大城市群已经成形,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2.38%,人口占全国22. 3%;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067亿人。

第三,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化将全面推进,且重点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2008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5.7%,其中东部地区为55.15%,中部和西部地区仅为39. 41%和36. 96%,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空间巨大。例如,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中部六大城市群正在全面推进;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群的发展,将成为连接东部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接口。

第四,与城市化进程相对应,中国城市环境质量变化也呈现阶段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污染,如辽宁本溪的太子河、江苏徐州的奎河、上海的苏州河等,夏季出现河水黑臭现象;到20世纪90年代,80%的城市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当时环境保护公报常见的表述是,我国环境质量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恶化,并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由东部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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