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在翻译中的应用

四、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可行性
什么是翻译? 中外学者对其界定不尽相同。

张培基在《英汉翻译教程》中将翻译定义为“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 张培基, 1980) 巴尔胡达洛夫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个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

( 巴尔胡达洛夫, 1985) 英国学者约翰逊将翻译界定为“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 保持原文意义不变”。

奈达则认为翻译是在译语中用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

从上述有关翻译的界定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

2.翻译是一种动态的介于至少两种语言之间的信息转换过程。

3.翻译中必须遵循“意义不变”这一原则。

由此可见, 既然翻译是一项语言活动, 那翻译研究就必然包含语
言研究。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提出,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 索绪尔, 1982) 。

他认为, 语言不仅是一种符号系统, 而且是各种符号系统中最为复杂、最为重要的系统。

只有依靠符号学才能对语言进行恰如其分的界定。

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 要发现语言的真正本质就必须知道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之处。

其次, 从第二点翻译过程其实质是信息的转换过程来看, 翻译过程与符号指示过程存在共同点。

温洪瑞将翻译定义为“为消除不同
符号系统间交流的障碍而将一个符号系统的信息变为另一符号系统相应形式的再现信息表达出来的过程”。

( 温洪瑞, 1997) 他将翻译过程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甲(即原语作者)按原语系统的规则编码( encoding) ,并将原始思想变成信息M,并发送信息;
第二步由丙( 即译者) 接受甲方信息并按原语系统的规则解码( decoding) ,从而获得与原始思想大致相同的思想。

第三步, 丙按照的语系统的规则编码并发出再现信息; 第四步, 乙( 的语读者) 接受再现信息,按的语系统的规则解码, 从而形成与丙的获得思想大致相同的再现思想。

通过对翻译过程的分解, 可以看出符号指示过程与翻译过程的相似性。

从第三点即翻译中必须遵循“意义不变”这一原则来看, 符号指示过程也与其具有相似性。

在符号指示过程中, 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在指示过程中并未改变, 只是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

五、结语
尤金·奈达曾指出, “与其它方法相比, 从符号学角度对语际交际
即翻译进行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 它处理各种符号及符码, 特别是语言这个在人类使用的所有符号系统中最为全面而复杂的符号系统。

有哪种全面研究翻译的方法可以将符号学这门论述编码及解码的基
本学科排除在外”。

( 奈达,1993) 因此, 与其他学科相比, 从符号学角度对翻译研究进行探索具有极大的优势, 符号学为翻译研究开拓了崭新的天地。

在中国神话中, 凤凰被看作是鸟中之王。

雄性称“凤”, 雌性称“凰”。

虽然中国没有象古希腊那样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 凤凰却是吉祥的动物。

因此, 中国女性的名字中常有“凤”字, 如: “凤莲”、“金凤”。

凤凰还比喻某物罕见、珍贵, 例如: “凤毛麟角”。

中国人很喜欢猫, 用“馋猫”比喻人贪嘴, 常有亲昵的成分, 而西方文化中, 传说黑猫常与巫婆为伴。

又说黑猫又九个灵魂, “A cat has nine lives”, 传说巫婆有变九次黑猫的魔法, 人若杀死黑猫, 它还能再复活八次。

所以黑猫主凶, 西方人迷信”if a black cat crosses your path, it brings bad luck.”意思是人若见到黑猫从面前经过, 便会遭到不幸。

动物词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是中西文化异同的一面镜子, 折射出中西文化异同的历史背景, 民族风俗和价值取向及语言表达等, 也反映出汉英两种语言的许多异同之处, 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这两种文化及语言, 促进两者的交流, 借鉴并不断地繁荣发展。

二、符号学与翻译
符号学理论主要起源于三大家:现代语言学的始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和德国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其中皮尔斯和索绪尔最值得关注。

可以说符号语言学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深度,但把符号学特别是皮尔斯符号学和翻译真正联系起来的第一人还是戈雷。

从她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符号翻译研究。

整体来说,外国符号学翻译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实践阶段和理论阶段。

在第一阶段,符号学家们主要从符号学中抽取部分内容进行翻译研究,到了第
二阶段,符号学家开始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纳入符号学研究范畴,从本质上探讨符号间的指号过程。

符号学翻译研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皮尔斯符号学,二是已存的符号翻译研究理论。

其中首要的,我们应该了解皮尔斯符号学的基本原理。

相对于索绪尔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符号研究而言,皮尔斯的符号学系统包括交际的所有形式,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并且他把符号放在永恒运动的过程中去研究。

首先,皮尔斯把符号定义为:“符号或表现体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

它在某人的脑海里创造了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有可能是一个更加发达的符号。

这个创造出来的符号我把它叫做第一符号的解释项。

它所代表的某物是它的对象,它并不在各方面代表它的对象,而是与一定的思想有关;这种思想,有时我把它叫做表现体的场所。

”由此可以看出,符号的特征即是符号、对象和解释项三位一体的符号行为。

在翻译中,符号本身是原始文本和译作,对象是符号直接产生的实体,而解释项是对象所处的环境。

符号的三分法还有另外一层作用,那就是对翻译程度的理解。

有三种层次的理解,符号层次的对等为定性对等,对象对等称为所指对等,解释项对等称为意义对等。

莫里斯称之为言内意义对等、指称意义对等和语用意义对等。

另外,符号还具有三种性质,即:第一性( firstness) 、第二性( secondness)和第三性( thirdness) 。

第一性指可以独立的不需涉及他者存在的实项,如男人、女人,等等;第二性指依靠同他者相互作用而存在的实项,如夫妇;第三性指通过连接其他实项而获得存在的实项,如法庭。

一个符号在三性中相互作用而获得意义和存在,其中第三性是第一、二性的媒
介。

这就暗示了符号本身是第一性,对象是第二性,而解释项是第三性。

皮尔斯的推理模式———不明推论(某物可能是) 、归纳(某物实际是起作用的) 、演绎(某物一定是)也分别对应于他的三性论。

其次,皮尔斯另外一个著名论断就是对指号过程的理解,这其中就包含了翻译过程。

指号过程就是符号的解释过程,是符号、对象和解释项三者合一的过程,其中解释项起到调节的作用。

指号在解释项中产生,又对应于第一、二、三性的不同信仰程度。

为赋予一个符号新的内容,指号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有目标引导的但总无止境的过程。

三、符号学翻译理论及实践
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曾把翻译分为符际翻译、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

从本质上讲,他所区分的符际翻译是第一性的集中体现,语际翻译强调第二性,而语内翻译以第三性为核心。

对于传统翻译,即语际翻译来说,符号的三性论表示了符号的特性,尤其是第二性和第三性。

第一性体现了符号的排列规则,第二性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时间和空间。

第三性的特征体现在文化和非文化因素两个方面。

依据符号的特性,我们就能确定符号指号的方向和过程。

一个指号过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指号的方向。

符号本身产生一个第一解释项(即对象) ,第一解释项又会产生第二解释项,如此无限循环,但每个循环中,符号应被赋予新的内容,否则符号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在翻译中,要求指号的产物体现符号的无限性和未来性,具体地就是: 新生符号优于已存在符号,外来符号优于本土符号,简单符号优于复杂符号。

1994年,戈雷女士出版了《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 S. 皮尔斯的符号学》一书,此
书原为戈雷女士从阿姆斯特丹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

该书总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被皮尔斯本人反复采用的话来概括:一个符号的意义在于把它译成另一个对等的或者更加发达的符号。

首先是符号翻译研究的可行性。

两者都可与文本或信息,即符号的用法、解释与操作有关。

然后是对符号的理解。

一个符号的存在必须有其肉体、物质形式和灵魂所包含的可认识的信息,这种信息来自客观世界,而客观世界决定了符号特有的用法。

符号场所通过“后译”( back translation)建议一个可能意义,此为第一性;而未来行为要通过“前译”( forward translation)来控制,此为第三性,它在第一性和第二性之间进行着有意义的调节。

真正的指号过程可以被语内翻译最好地证明,被语际翻译在第一性(第一程度)上退化,被符际翻译在第二性(第二程度)上退化。

语内翻译是同一思想(第三性)的翻译,是真正的指号过程;语际翻译包含指示符号(第一性)的象征,因此被第一程度退化;而符际翻译集中体现符号(第一性)的创造性变化,指号过程在第二程度上被退化。

关于翻译中常出现的对等概念,皮尔斯本人这样来论述:“两个符号如果从任何可能的目的上讲都对等,那么这两个符号就绝对对等。

”很明显,皮尔斯的对等是目的论的。

四、符号学翻译理论评价
从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崭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例如,在对待译者角色的问题上,传统翻译理论者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皮尔斯眼里,对一个符号来说译者是不必要的,在他的指号过程中,并不存在译者之类的第四个因素。

皮尔斯的指
号过程是三合一的过程,是符号本身的自我产生过程,符号产生了意义,而译者只是这种行为产生的可能工具。

因此认为译者翻译了符号是错误的,是符号自己重新解释了自己。

这是一种“纯客观”的观点。

客观上讲,译者的作用不容否认,但也不容过分强调。

如前所述,译者决定了符号翻译的方向,决定了译作的性质,也决定了译者能否自我实现。

但不容忽视的是,译者的翻译活动只是个体活动,而符号的指号过程是一种真理的传递过程,是哲学的范畴,符号本身的上升性发展并不会因为个体行为而改变方向。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译者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是通向“巴别塔之路”的开拓者。

也就是说,是译者选择了符号,而不是符号选择了译者。

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翻译界历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会忽略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

皮尔斯说过:“符号并不在各个方面表现对象,它需要一个思想的场所。

”笔者认为,这里的思想场所本身就含有文化因素,甚至超出了传统文化的范畴。

对待翻译过程,传统翻译一般都根据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阶段把翻译分为三个过程。

符号学翻译也把翻译分为三个过程,但依据是不同的。

一个符号翻译的过程,是猜想(不明推论) 、归纳、演绎的过程,一个理想的翻译过程,应该对应于这三种逻辑推理关系。

在这里,逻辑学、符号学和翻译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五、结语
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用符号学的理论来解释传统翻译理论中一些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如译者的角色、翻译的忠实度,等等,符号学翻译研究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已经存在的理论成果还只是冰山一
角。

这也给此领域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从符号学意义的角度看, 翻译应该尽量同时实现原文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

在语码转换的翻译中, 指称意义应该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

不管是否保留多种语码的形式, 语码所指称的对象或含义总是会得到体现, 但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就不同了。

这两种意义与语言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 形式的变动势必造成对这两种意义的影响。

言内意义体现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意义联系, 不同语码并置在一起, 首先在视觉上即是一种非常规, 一种突显与前景化的表现, 如
果从异码排列被转变为同码排列,这种言内意义就消失了。

作品的很多语用意义也是从语码转换这种形式生发出来的, 几乎每一处语码
转换的地方都会有语用意义。

不同作者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语码的转换作为一个重要手段塑造人物性格、凸显人物特征以及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等, 每一处语码转换都是作者刻意而为之的产物。

如果取消了语码转换这一表现形式, 很多语用意义就无法传达了。

因此, 对于语码转换的翻译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在译文中保持住多语转
换的表现形式, 至于是要选用第三种译法还是第四种译法就要根据
作品本身的文本特点以及不同语码间的相互关系而进行具体揣摩与
抉择。

根据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 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是符号的三个基本意义, 翻译则要在最大限度上实现这三种意义从原
文到译文的传递。

文学作品中的语码转换语是一种有标记的表现形式,在塑造人物性格与凸显语篇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着不可忽
视的语用意义、文学意义和诗学价值。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全
面考虑到原文语码转换的这些价值与意义, 尽可能将其原文的三种符号学意义都表现出来, 否则就造成了翻译的欠额。

报告伊始，许钧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为翻译”，用一个生动幽默的实例引出了翻译的民族性问题，翻译不仅仅是把“一本外文书”译为“另一本书”的过程，翻译应该是一个“扩大的概念”。

接下来，许钧教授又向大家讲述了翻译的过程性特征，即翻译的主体、翻译的过程、翻译的结果。

许钧教授从雅克布森的翻译理论“符际翻译、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出发，为大家阐释了翻译的形式问题。

人有两种创造一个是用手创造了工具，另一个就是创造了一系列符号系统，如语言符号、音乐符号、绘画符号等等，任何符号都具有意义，他讲到人生就是翻译，人把自己的想法落实为话语，作为语言的话语就会形成意义，这也是翻译，广义的翻译就是与符号打交道，强调了符际翻译过程中的信息缺损问题，指出符际翻译在翻译和翻译研究领域往往被忽视的客观现实，强调语言符号的应用和社会存在的关系。

许钧教授特别强调了译者应该对语言符号的“敏感度”问题，指出“翻译过来的东西就是为了让读者看懂”，从而探讨了译者译文标准的问题。

就语际翻译，许均指出翻译是为达到世界文学的必然途径，翻译为丰富一个民族语言的表达力，催生并确立现代语言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翻译是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维护世界文化多样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最后，在谈论语内翻译时，许钧教授着重阐述了“古代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及注意的问题。

作为总结，许钧教授指出，作为译者，对语言符号要有“敏感度”，要经历文字-文学-文化并最终上升到理论的历程，勉励大家积极投身于翻译和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