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文化转向

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文化转向

小说《灿烂千阳》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继《追风筝的人》之后的又一力作。中文译本的译者为李继宏。该作品通过讲述两个阿富汗妇女的凄楚遭遇和悲惨命运，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而绝望的社会，一个破败而凄怆的国家。本文旨在通过对比这部小说的原本和译本，浅析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转向及文化翻译策略。

在《文学翻译新视野》一书中提到：20 世纪70 年代，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 Even Zohar )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学、文化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单个文本的孤立研究被置于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

(Munday, Jeremy, 2011)。该观点可以看做是文化转向的萌芽。安德烈?勒菲佛尔( Andre Lefevere )和苏珊?巴斯奈特( Suan

Bassnett )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1990 年在其合编的《翻

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李冰梅，13)。

文学翻译与其他文体翻译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翻译过程中，无论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都应始终保有其文学性。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意译就是要保存原作之“洋气”，不失原文风采。这就体现了“文化转向”，即从字面翻译转向历史、文化的翻译，对作者文化身份的翻译等。以《灿烂千阳》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为例，译者在整体上抓住

了文学翻译的要义，无论从源语作者还是目的语读者的角度来看，都实现了从情节构造、人物塑造、风格呈现方面的对等。

翻译理论家巴斯奈特和列费维尔在其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里，批评了各种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认为这些研究从以词为单位进步到以语篇为单位，但仅仅到此为止（Bassnett&Lefevere ，1990：

4）。他们还批评了那种将译本与源语文本进行费力的对比的做法，因为这种对比没有考虑文本所处的文化环境（韩江洪，246）。

《灿烂千阳》这部小说的原本与译本之对比，就不能够从字词、语篇的翻译对比来进行。因为小说本身属于畅销的大众文学，读者群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文化程度、认知水平等均大致处于平均标准。因此作者并没有使用过于复杂、专业性的词汇，也没有涉及晦涩难懂的文学术语或抽象概念。小说逻辑结构清晰，以两位女主人公玛利亚姆和莱拉为主线，以战争、历史为大的背景，交织出命运多舛的家国背景下，普通个体也逃脱不了要经受苦难折磨的悲壮之歌。因此字面翻译的对比或单纯的翻译策略对比并无实际意义。只要是在不改变原作意图的前提下，符合小说的人物、情节设定，达到了小说故事引人入胜的效果，即可以看做是好的翻译。

而这部小说的多重背景是其特点之一。作者想要借助多重背景交织下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架构，阐释出更为宏大的主题，那就是呼吁和平。

首先主人公玛利亚姆和莱拉都是阿富汗男权社会中受到歧视和侮辱的女性的代表。她们忍受着共同的丈夫拉希德的暴力相向，同时经受了苏联侵略战争带来的骚乱和恐慌。加之塔利班组织对妇女的迫害，将这

对主人公的命运推向绝望。

基于这样多重背景的特点，进行原本与译本的对比时就应当整体把握，探究其语言风格之下的文化内涵的对等。通过研读李继宏的译本，可以看出译者的深厚功底。笔者在仔细通读过原本的情况下，抛开原本而通读译本，仍然体会到了该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以及对时代命运的悲悯。但笔者认为，在人物性格塑造上，译者稍有保留。例如对玛利亚姆的母亲娜娜的描写，仍没有十分鲜活地展现出人物个性：受前夫抛弃而整日怨声载道，对人粗鲁暴戾，还不时疯言疯语；父亲的遗弃、社会地位的缺失，到最后唯一的女儿也要离她而去。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可谓是突出而尖锐的。而译本当中对娜娜这个人物的话语翻译稍为平淡，甚至有些书面语的部分，笔者认为可以更口语化一些，从而透视出一个地位卑微，生活无望的妇女形象。例如第一章当中，娜娜向玛利亚姆抱怨自己的父亲时说道：“ Sometimes，I wish myfather had had the stomach to sharpen one of his knives and do the honorable thing.It might have been better for me. ”“有时候，我希望我的父亲有胆量把他的刀子磨利，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好一些”。笔者认为，可以译得更灵活些，如：“有时候，我倒指望我父亲有那个胆量，磨尖他的刀子，做件值当的事。那样我可能会有些活头”。

诸如此例对于人物形象翻译时的刻意塑造，也是考虑到主题的凸显。全篇小说对于三位女性人物的刻画可以说是贯穿了始终。激起读者的女性关怀意识，揭露阿富汗特殊政治背景中的女性地位等，无不是这部

小说文化背景中的部分。

斯皮瓦克在《翻译的政治》一文中，通过列举了英语、法语和孟加拉语对同一语段的表达，指出：对修正文化政治的深入，只在个体生活的细节方面感知是远远不够的。语言的历史、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源语及译入语的历史等也必须结合起来（韩江洪，266）。

以这部小说的语言特点为例：作者大量使用了带有民族语言特色或音译来的词汇（多为名词），如haram，dil ，jinn ，kinchini ，akhund 等。在对比中文译本时，可以看到译者对于这类词汇的处理比较得当，如haram 直接音译为“哈拉米”，指的是私生子。jinn 指伊斯兰教神话中的神灵。文中玛利亚姆的母亲娜娜患上了癫痫，常身体僵硬，或手舞足蹈，口吐白沫，胡言乱语。这一介绍出现在文章开头第一章，娜娜也许是出于不想让玛利亚姆知道她的病与玛利亚姆的父亲扎里勒有关（下文有介绍），也许只是觉得玛利亚姆还是个小孩子，所以只对她说是因为身体里有了

“jinn ”，才会有异常的症状。这里译者将其译为“妖怪”，既符合小孩子的口吻，也显得生动形象。又如kinchini 意译为“明媒正娶”。由于这个词在文中直接意译不会影响主题的表达或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这样的译法是可取的。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一书中讲到，翻译的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使翻译研究脱离了纯粹的语言分析，转而与其他学科有了接触。但是这种学科杂合化的过程不总是直截了当的。西蒙在其专著《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