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屈原_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特征_邹佳良

郭沫若学刊2014年第3期（总第109期）青年论坛

收稿日期：2014-02-01

作者简介：

邹佳良（1991—），男，四川泸州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1班学生。《屈原》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特征

邹佳良

（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

四川乐山614000）摘要：郭沫若在历史剧《屈原》中塑造了屈原、南后、婵娟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特征。具体而言，其浪漫特征表现为：将屈原置于尖锐的冲突中，突出了其崇高、伟大的形象；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塑造了南后这个“相当有点权变”思想且内心恶毒阴险的复杂形象；依据屈原的辞赋，运用浪漫主义的神思加以想象，“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婵娟，将其作为“屈原辞赋的象征”与“道义美的形象化”。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屈原；南后；婵娟；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 10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14）02-0064-05

抗战期间，郭沫若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其中《屈原》成就最高，被称为与《女神》并驾齐驱的另一高峰之作[1]，

在其历史剧创作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屈原》的社会学价值已经得到公认，相对于郭沫若的其他几部历史剧，《屈原》的艺术成就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不过，对《屈原》的浪漫主义特征的研究却若蜻蜓点水，显得不够细致深入。当前，人们多在总论性质的文章中涉及到该问题，如：《郭沫若的革命浪漫主义及其发展举隅———略谈郭老解放前的剧作》（马韵玫，《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革命浪漫主义的奇花异果———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高国平，《文艺论丛》第9辑）、《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王瑶，《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诗情》（邱文治，《天津师专学报》1983年第4期）、《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观精髓———试论“失事求似”》（高国平，《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4期）、《从人物塑造看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特色》（韩立群，《郭沫若研究》第3辑）。对《屈原》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进行具体分析的文章仅见两篇：吴戈的《〈屈原〉：浪漫主义的诗篇》、吴建

波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典型——

—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前文原载《江淮文学》1957年第2期，笔者未找

到原文；后文主要围绕“宫廷阴谋”这一情节的安排设置及“婵娟”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2](P104-108)。《屈原》的人物塑造取得了巨大成就：“《屈原》同作家的其他历史剧相比较，它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之

一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而同其他作家的剧作相

比较，它的人物塑造与众不同。”[3](P101)

本文拟对《屈原》中屈原、南后、婵娟这三个主要人物形象所蕴

含的浪漫主义特色进行分析，不足之处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一

首先，《屈原》的浪漫主义特色突出地表现在屈原的崇高形象上。郭沫若说他写《屈原》时因“屈

原在历史上的地位太崇高了”[4](P397)

而遇到困难，可见郭沫若为塑造崇高的屈原形象费了不少心思。黑格尔认为：“个别人物内容形式上无限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在其独立状态中无法与外在材料结合起来，这两方面就形成了必然的分离。这两方面的独立和对立以及心灵沉浸于内在世界的情况就形成

了浪漫型艺术的内容。”[5]

屈原与其周遭环境的关系和黑格尔的阐述有着惊人的契合：屈原具有高尚人格和崇高理想，和他所处的环境显得不协调，在和现实的不断斗争与较量之中，屈原仍旧坚持他高尚的人格追求与崇高的价值取向。

朗加纳斯在其名著《论崇高》中提出，文学作品为追求无限，达到感动人、征服人的效果，需具备五个因素。在这五个因素中最重要、居于首位的是“庄严伟大的思想”即高尚的灵魂：“崇高可以说就是灵魂伟大的反映。”这亦即是说，一个人物形象的思想或是灵魂不高尚，就不能够达到崇高的境界。“一个毫无装饰，简单朴素的崇高思想，即使

没有明说出来，也每每会单凭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叹服的。”[6](P287)在《屈原》第一幕中，郭沫若未着一字来说明屈原的崇高思想和人格，但从他与宋玉的谈话中仍旧可以把屈原的崇高形象一览无余。剧本开头，屈原以橘树为喻教育宋玉。屈原那两大段独白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的意思：其一，要志趣坚定，像橘树那样“一点不矜骄，一点不怯懦，一点不懈怠，而且一点不迁就”；其二，要大公无私，心胸开阔，像橘树一样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叫苦也不埋怨；其三，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像橘树一样“独立不倚，凛冽难犯，要虚心，不做无益的贪求，要坚持，不要同流合污”。[7](P292-293)表面上这是屈原以《橘颂》教诲宋玉，希望宋玉有橘树那样的精神品质，实际上是对屈原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和独立难犯的内在精神品质的真实写照和颂扬。

郎加纳斯在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分析后认为，柏拉图为我们指出了另一条走向崇高的路，那就是“在仿效过去的大诗人大散文家中他们竞赛”。[6](P288-289)郭沫若让屈原去学习模仿古代贤人伯夷的高贵精神，把他们作为模范，“尽力去追赶他，或者甚至存心去超过他”。郭沫若还特地引用《孟子·滕文公（上）》的：“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以此来对屈原不断提升自身精神品质作进一步肯定。屈原认为伯夷抛弃孤竹国国君安富尊荣地位的气节，十分值得景仰与学习。郭沫若在剧中让屈原学习古之贤人，让读者或是观众进一步了解屈原的性格特征，使屈原那种“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不屈不挠，为真理斗到尽头”[7](P294-299)的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崇高精神得以进一步凸显。

《屈原》是公认的悲剧，鲁迅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8](P203)，鲁迅的悲剧观固然道出了悲剧的某方面特征。郭沫若的悲剧观和鲁迅相比却有了发展，他认为：“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9](P257)。郎加纳斯的“强烈而激动的情感”是构成崇高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可以作为“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动力”的表现方式。郎加纳斯对于此点阐述甚少，但他对高尚情感的重要性的一句简短论断却颇让人回味：“我要满怀信心地宣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象恰到好处的真情流露那样导致的崇高”。[6](P286)在《屈原》中，屈原的崇高之处在于：即使是遭受陷害后身处困厄，他宣泄的不是个人的愤懑不平，而是把国家命运和统一整个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既体现了屈原强烈而深沉的爱国情怀，也强调了他渴求实现统一中国的宏伟愿望。屈原听说张仪要到魏国，应南后邀请进宫帮忙，不料受了南后的诬陷。楚王不分是非黑白，全然不听屈原的辩白。这便把志行高洁的屈原的内心带进极度无奈与痛苦的境地。他向楚王喊道：“多替中国老百姓着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结束分裂局面，形成大统一的河山。”这里郭沫若没有把屈原的呐喊仅限于自己被陷害的申诉，而是对百姓祸福与国家安危的整体关怀上。这使得屈原的情感宣泄摆脱了个体性抒情的单调色彩，上升为对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关怀的政治性抒情。这种情感是深沉而浑厚、悲哀而悲壮的，让人心生敬畏。郭沫若还应用复沓的表现手法，把屈原的情感变化与情节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使幽怨愤恨之情得到一步步深化。第二幕中，被南后陷害申诉不成，屈原愤恨地向南后喊道“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这是屈原心灵突受打击、心中苦闷无处释放的呐喊，彰显了他崇高人格精神和坚贞性格。第三幕，屈原回到家中，对着宋玉、子兰吼道：“你们不要挨近我，我要爆炸”、“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呵！”这表面看来是一次语义上的重复，实则是遭受陷害之后愤恨情感的再一次深沉有力的深化。众人替屈原招魂，看似对屈原的关心与尊重，实则是对屈原人格的不信任和否定，是对屈原精神上沉重的打击。他愤愤地说“哎，你陷害我，你陷害我，但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7](P323-343)郭沫若之所以让屈原反复说同样的话，是为了让屈原最初受到打击时积郁在心中的怨愤之情一次次抒发出来，形成递进式的情感深化。如果说第一幕中屈原和宋玉的谈话内容带有一定的抽象空洞的话，那么屈原在困苦中一次又一次强烈而激动的抒情，已使屈原高尚的人格、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政治理想变得具体可感了。

长达千余字的“雷电颂”把屈原心中的情感以火山的形式爆发了出来。这既顺应情节的发展，又是屈原独立难犯人格和崇高爱国精神的升华。郭沫若认为人的情绪的流露呈现出波状形式：“或者先抑而后扬，或者先扬而抑，或者抑扬相间。”[10](P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