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大联紫溪人。

五四运动发轫人，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

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是个寒门秀才，以教书为业，膝下四子一女，飘萍最小，1887年举家迁金华。

飘萍5岁随父启蒙，6岁回紫溪读书一年，10岁能作文答对，14岁考秀才得八婺第一名，主考官考虑年幼容易骄傲，把他降为第10名。

1903年，考入省立金华七中，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师范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担任《汉民日报》主笔，正式进入报界。

邵飘萍以犀利的笔锋撰写鼓吹革命的檄文，擂北伐战鼓，抨窃国大盗袁世凯之丑行，为滚滚而至的历史潮流造势。

1913年8月，浙江都督朱瑞以“二次革命”嫌疑罪逮捕邵飘萍，封闭《汉民日报》馆。

为暂避袁世凯迫害，8月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政治，与潘公弼，马文车组织“东京通讯社”，为沪杭报纸提供“东京特别通讯”专栏。

1914年10月登门拜谒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结识了黄克强、陈英士、李大钊、章士钊、吴定九等革命志士。

1915年2月，邵飘萍电告国内媒体，披露袁日秘密协定“二十一条”卖国真相，李大钊也为“留日学生总会”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两人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揭一呼。

10月下旬，应上海新闻界联合邀请，邵飘萍返沪主持《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笔政，投入护国倒袁的决战。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声中骇亡，邵飘萍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新闻编译社，为我国自建通讯社奠定了基石。

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京报》，自任社长，挥毫写下“铁肩辣手”四字悬挂于编辑室内，勉励同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京报》一开张，就曝光北洋军阀为控制舆论给在京各报社赠送津贴费的丑行，举起新闻媒体坚持正义、爱国保民的旗帜，赢得广大读者的支持。

10月底，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聘邵飘萍为导师，对学生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罗章龙、谭平山、毛泽东、杨开慧等都是研究会会员，后来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常去邵飘萍家里叙谈，邵飘萍慷慨地给毛泽东经济资助。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与优良品质的人。

”
1919年4月，巴黎和会决定把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日本继承，为此邵飘萍在《京报》发表《请国人注意外交上根本问题》的时评，呼吁国民抓住救国根本，废除中日间一切胁迫而成的条约。

5月3日，发表《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评论，“谓山东问题为我国存亡之系，政府、国民千万勿以空言塞责。

”是夜，参加北大政法礼堂北京13所高校千余学生参加的学界大会，邵飘萍发表“救亡图存、奋起抗争”的演说，发轫伟大的“五四”运动。

深夜疾书《北京学界之愤慨》和《助我学生》的文章，告知海内外不容忽视学生之奋起，督促当局速决国内问题。

5月4日一早，邵飘萍就赶往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参加北京各校代表参加的游行集会，再次发表演说。

下午，三千多名学生举行示威，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反动当局视邵飘萍为大逆不道，下令通缉。

8月，查封了《京报》社，邵飘萍从屋顶逃出，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段祺瑞政府得知下落，照会引渡。

于是他再次东渡日本，为《朝日新闻》聘用。

1925年春，邵飘萍在李大钊、罗章龙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京报》在党的领导下，始终站在反帝反军阀的风口浪尖，报道“五卅”惨案、大沽口事件、“三一八”惨案真相，支持工人、学生和市民的爱国行动，无情揭露军阀反动政府镇压人民的刽子手狰狞面目。

邵飘萍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处境险恶，他置生死于度外，继续为国家、为民族奔走呼号。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重新联合进入北京。

一时乌云压城，张作霖暗中悬赏抓捕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捉拿。

报馆电话被监听，馆舍被监视，邵飘萍避入六国饭店。

奉军抓不到邵飘萍，便以造币厂厂长的职务和2万枚大洋为诱饵，收买了与邵飘萍曾有交往的《大陆报》社社长张翰举，劝说邵飘萍可以回《京报》办事。

结果邵飘萍4月24日被捕，4月26日凌晨即被秘密处死，年仅41岁。

1949年4月，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1984年6月，邵飘萍的遗骨移入八宝山烈士公墓。

首都新闻界、教育界、隆重集会纪念邵飘萍诞辰100周年，高度评价了邵飘萍革命的一生。

1986年，邵飘萍铜像在金华婺州公园揭幕，东阳县政府命名紫溪小学为飘萍小学。

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张作霖为什么一进北京就要杀邵飘萍？我们还得从他作为独立报人的辉煌一生说起。

新闻报国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

1899年他只有14岁就考中秀才。

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

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9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制三年。

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

这三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感染。

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

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鳞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
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

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

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

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

”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

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

在报界很有影响）。

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

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11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

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唯一宗旨”。

11天后，《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也聘邵飘萍为编辑（经理马叙伦、总纂杭辛斋）。

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春，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

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

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
“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

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

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
......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5天后又评论：
“总统非皇帝。

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
他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

不幸的是，全被言中了。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

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

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

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

”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

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

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还曾遭到过暗杀。

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

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

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12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

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

“呜呼袁世凯”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

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

“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

”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

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

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

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

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十五分钟。

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就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

他高举反袁大旗，为扫除专制、重建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邵飘萍之名遂誉满全国。

“北京特别通讯”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

《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

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

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

‘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

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

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

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
是也”。

《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

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背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黄报》由张宗昌资助。

邵飘萍献身报业已近10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啊！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

......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

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

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

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

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

80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

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

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

”到1919年5月29日，全国好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其言论影响之大从章士钊攻击他的“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可见一斑。

新闻研究会：一份令人吃惊的学员名单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

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

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

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如采访、组稿、编辑、校对等），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

我们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

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

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

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

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

所以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

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

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

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年近80岁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

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后，他才回国。

9月17日，《京报》复刊。

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

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

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使北洋军阀望而生畏。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那天政府杀了47人），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

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还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四．二六”和“三．一八”一样是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邵飘萍之死直接的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

他还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

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

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
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

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

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

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了！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

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

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入京。

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

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同一版面上就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的消息）。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

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

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

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

”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

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

年仅40岁。

军阀如此明目张胆地公开杀害报人，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四．二六”这一天和“三．一八”一样，成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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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名人对邵飘萍的评价2006-11-07 14:05
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毛泽东
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冯玉祥
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

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张季鸾
邵飘萍与《京报》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发布日期：2010-04-17 16:17 共38人浏览[大] [中] [小]
邵飘萍，中国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

邵飘萍，名新成，字振清，号飘萍，学名锡康（后改作镜清）。

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

邵飘萍五岁起即随父在私塾读书，十四岁考取秀才。

1906年，他入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习。

1909年以优等成绩毕业，返回金华，任金华府学堂国文、历史教员。

在大学期间，他受到新思想启蒙，遂萌发“新闻救国”之志，并为此奋斗终生。

早年，他曾作为一名反对袁世凯斗争志士，活跃在南方新闻舞台上。

他曾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他创办了《京报》，曾在北京大学的新闻研究会主讲新闻采访学，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新闻采访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

他熟练地利用手中的一支笔，奋勇拼杀，反对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

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诞生了。

这份凝聚着邵飘萍心血的大型日报一问世，即体现出敢讲真话的大无畏作风。

在题为“本报因何而出世”的发刊词中，邵飘萍写道“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同一天，他还在编辑部亲手书写了“铁肩棘手”四个字。

这摘自于明代杨继盛临刑诗句“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中的四字，不仅道出邵飘萍的心志，也是他与编辑部同仁共勉的座右铭。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京报》率先报道了有关学生活动的动向，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起了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发动起来后，《京报》积极予以配合，用专版进行报道，针对时局，日发评论，以推动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它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揭露卖过政府的丑恶行为，造成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五四运动，6月4日，邵飘萍撰写《为学生事警告政府》一文，揭露卖国政府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敷衍态度，在迫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5月和6月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