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学与企业管理

传统文化（国学）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作者：捷盟咨询副总裁付立红

捷盟高级咨询顾问陈鉴

“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了文化强国的作用，报告第六部

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将文化建设作为

单独一部分作了全面阐述；提出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将弘扬民族精

神放在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汲取了敬业、诚信、友善等传统文化价值。

而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十八大报告精神，立

足于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现状，笔者认为在国有企业的文化

建设中也应充分发挥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作用。国有企

业文化建设一样既要弘扬时代精神，也要弘扬民族精神，

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价值。

一、企业文化的共性

文化是一个群体，包括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

的共同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总和。广义的文化

概念还包括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

度。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制

度不尽相同，由此构成文化上的千差万别。但因价值观是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则构成文化的本质不同。另外，文化既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也会自发地或因与其它文化的交流而不断变化。但如核心的价值观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可以认为两者归属于同一文化。

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具有普遍性。群体中的次级组织与个人都会受到该群体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可逃遁。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其价值观念、组织规则、人际关系和经营模式无不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影响，构成了该民族企业文化的共性。因而，企业文化的共性主要受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固有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企业文化的个性则主要来自于企业家和企业发展历程的影响。

企业文化，或称组织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研究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后提出的一个管理范畴的概念。美国人在研究日本企业成功的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成功是一些无形的东西在起作用，如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归属感、集体荣誉感、耻感文化等，而非技术、资源、设备这些因素。他们最后将这种无形的东西归结为企业文化。

可见，企业文化首先是以企业群体的文化呈现在人们现前的，首先研究的是日本企业共有的文化现象和内涵，而不是研究一个具体企业的文化。随着企业文化研究的持续和

扩大，才应用到具体的企业上；自觉地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提炼出单个企业的文化特色，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

所以，企业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处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域的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在企业文化上会呈现出一些共性。体制相同的企业，在企业文化上也会呈现出一些共性，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各有不同的企业文化共性；而企业家的特质和企业的发展历程又会使得企业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当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必须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外国文化也会对一些涉外业务较多的企业的文化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在所有影响企业文化的因子中，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对所有的企业都具有普遍性的影响，形成一个国家所有企业的文化共性。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体制对企业文化又具有普遍性影响。因而了解和把握本土传统文化和国有企业体制是企业文化建设非常基础性的研究内容。

二、本土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形成的影响1、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释道思想为辅。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忠”与“孝”。这是与传统中国社会的

小农生产方式和大一统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小农生产方式的根本特点是以家庭或家族为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儒家的“孝”不仅要求子女尊重与服侍父母，还要求成年子女服从父母的权力。“孝”是“父权”的价值依据。除了“孝”以外，儒家还有“节”和“悌”两个调节家庭关系的价值，“节”是要求妻子服从丈夫，所谓“夫权”；“悌”是要求弟弟服从哥哥，年幼者服从年长者。可见，儒家调节家庭关系的价值都是单向的，都是要求子女或妻子尽义务，而没有强调父母、丈夫和兄长的责任。如是，儒家通过“孝”、“节”和“悌”，通过“父权”和“夫权”就建构起了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单元，也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元的内部秩序。

但小农经济单元具有非常强的自足性，大多以村落形态聚居，与外部的交往非常少，各部分的联系非常弱，无法直接联结为一个整体，形成政治共同体，提供秩序和防务。而借助于皇权或君权则可以间接地将这些分散的村落联结起来。那么，儒家的“忠”就为皇权提供了价值依据。“忠”是以“孝”和“节”为底样，将子女对父权的服从，妻子对丈夫的服从投射放大到臣民对皇权的服从上。

另外，传统社会还有个“义”的价值观。“义”发源于儒家的“悌”，而盛行于江湖。是将那些游离出宗法家族和皇权之外的人联结起来的价值观。“义”比拟“悌”将非

血缘关系的人结为“异姓兄弟”。总之，儒家文化中无论调节家庭关系的“孝”、“节”、“悌”价值，还是调节非血亲关系的“忠”、“义”价值，都是基于血亲关系或比拟于血亲关系。

由“忠”、“孝”、“义”等基本价值观，传统文化又衍生出其它的诸多价值。如传统文化提倡人与人之间的有序和谐，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尊敬老人，尊敬师长；谦逊好礼，宽恕待人，重诺守信；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等等。那么近代以来，为了凝聚所有的力量抵制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干涉，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消除了儒家“孝”和“节”的价值，摧毁了“父权”和“夫权”。此后“孝”的价值就不再包含服从父母的权力了；而“忠”的价值就转化为忠于国家与爱国主义，相应的，皇权或君权就转化为国家权力。同时，过去父母对子女所拥有的权力，丈夫相对于妻子的权力就转交给了国家，如包办儿女婚姻的权力就曾一度转移到了国家那里。换句话说，传统中国人受到“君权”和“父权”的管辖，妻子还受到“夫权”的管辖，而现代中国人就只受到“君权”的管辖。但因为现代社会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与组织手段，现代“君权”的管辖比过去的“君权”、“父权”和“夫权”的总和更有成效。实际上，儒家思想虽然在近现代遭到了严重打击，但主要集中在“孝”上和“节”上。其它价值并没有遭到什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