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他声明：“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1891年出生于安徽歙县近郊的小村庄，1910年，陶行知先生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在校期间，他开始研究王阳明的《传习录》，信奉“知行合一”。他还将自己的笔名取为“陶知行”，目的就是为了发愤求知。陶行知先生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4] 。这其实就是陶行知先生用他所信奉的“知行合一”在教育上的表达。因此说，正是由于陶行知先生认识了“知行合一”，认识了教育的功能，才使得他走上教育之路。

1914年秋，陶行知先生自费赴美留学。在此期间，他师从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杜威先生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范金豹先生在《陶行知先生的多次易名》中写到：“实用主义哲学属于…行动的哲学‟，重视…行‟。王阳明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同中有异”[5] 。王阳明先生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杜威先生对知行关系论述之后讲：“从做中学”。“从做中学”强调的是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这点是王学与杜威之学的不同之处，可他们都注重“知行合一”。由于曾师从杜威先生，所以此时的陶行知先生对“知行合一”又多了一层认识。1917年，陶行知先生留美归国之后正式改名为“陶行知”，并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至此，陶行知先生真正的走上了教育之路。

三、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

随着陶行知先生对“知行合一”认识的深入，其教育思想也在逐渐的成熟。1917年，陶行知先生回国之后，提倡实用主义。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到处碰壁，使得他认识到了杜威先生的洋教育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要有符合自己国情的教育。于是陶行知先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先生在《什么是生活教育》里说：“…学校社会化‟、…教育生活化‟、…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在陶行知先生看来，杜威先生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绝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陶行知先生还曾给生活教育下过定义，“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亦是教育法。…社会即学

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解放出来。…即知即传‟这一原则要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工学团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觉之进步。…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这种教育观是把教育从游戏场、陈列室解放出来输送到战场上去。”[6]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非常丰富，“活”是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点，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先生对中国教育的独特贡献，我们应该把它继承发扬开来。

陶行知先生通过对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认识，使得他走上了教育之路，并通过对“知行合一”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进而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为中国教育之改革事业奋斗终身。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也必须认识“知行合一”，认识“生活教育理论”，学习陶行知先生那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便日后为中国教育尽自己之精力。

(

二

)

大学生道德“知行合一”路径的选择

传统说教式的教学方法在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中已无一

席之地。道德作为一种自律

,

只有学生内心受到触动

,

产生

“共振”

,

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大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曾

郑重强调“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

,

要用做游戏的方法”

,

“被迫进行的学习是不能在心灵上生根的”

[5]

。因此

,

在教

学方法上

,

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

增强他们的参与兴

趣。笔者认为

,

实践性教学是实现“知行合一”的可行途径。

理由如下

:

一是有助于大学生摆脱道德认识的误区。目前认为讲

道德是大道理

,

不现实

,

远在天边

,

遥不可及。由于大学生正

处于从高中“封闭式”学习阶段到步入社会的过渡阶段

,

社会

上的不良道德习气容易侵蚀大学生思想阵地。通过实践性教学

,

有助于大学生学会从自我、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

,

并

认识到道德并非那么神圣

,

实际上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二是有助于大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践行。通过“学中做”

,

用手、用心、用情去体验

,

使大学生有一种身临其

境的深刻体会

,

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习惯

,

乃至道德信

念。我们可以从物理学中的惯性原理推知

,

道德律同样有一

种“惯性”效应

,

而且这种惯性是更持久的

,

甚至终生受用的。

三是有助于教学相长。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开设的目

的

,

传授知识只是一个方面

,

而更重要的是促使大学生培养

一种社会主义道德信念

,

去身体力行。实践性教学

,

有利于

教师从教学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

,

掌握反馈信息

,

调整教学

方法

,

注意因材施教。

(

三

)

大学生道德“知行合一”路径的实现

如前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