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土地的农民形象

们陶醉于丰收的喜悦中——“来来回回小心翼翼地在散发着梦幻般的光晕的谷地梳理着”（谢应龙《太阳是火》）；执着于简朴的生活——“老人牙口不好，嘴漏，右手攥着饼，左手在下巴那儿接着。饼渣儿落在手上，老人拢一拢手掌，仰头磕尽嘴里”(刘荣书《乡韵三曲》)。他们安贫乐道，即使在物质生活的困乏中也不失充足的精神世界。尽管吃玉米饼喝河水，老人仍能唱出动人的情歌(刘荣书《乡韵三曲》)；他们认为一生中最高兴的是小时候多拾了两头毛驴的粪便，并清楚地记得当时高兴得“一连翻了18个跟头”（赵新《高兴》）。老一代农民就是这样可亲真实，就是这样含着对泥土庄稼的深深眷恋之情生活在坚实的大地上。老一代农民其特性的形成是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在中国长期盛行的小农经济中，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低，精耕细作方可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且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经营，一切机会主义行为的后果都由自己或自己的子孙承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自然形成了务实勤劳的性格特征。再加上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为了生存，农民往往在任何恶劣、艰难的条件下都能泰然处之，努力向前，不达目的不罢休。

但成果来之不易又造成其保守的心理，他们不愿意去冒风险，只求安安稳稳地踏踏实实地生活。安贫乐道的思想也就这样深植于他们的内心，他们陶醉于自己亲切的泥土世界里。

对现代冷冷的观望。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是传统与现代交织、新旧观念冲突的时期，对这种变化老一代农民表现出强烈的困惑与不解，但又没勇气去融入，只作冷眼旁观者去观望着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对城市的轻生不解——“好好的跳什么楼，累死我也不会跳楼”；对城市的消费观困惑——“花几千块就是为了做冰棍，顶我们种几年麦子，这事咋整的”（展静《犁地》）；对于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迷惑——“年纪轻轻，放着大好的时光，跑到河边老闲坐”（刘荣书《乡韵三唱》）。

对后辈殷切的期望。新观念慢慢地侵入到老一代农民的精神家园，新意识也悄悄地影响着新一代的言行举止。对于这种变化，老一辈似乎显得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们似乎没有精力、能力和勇气去改变现状，只能无奈地守望和殷切地期望。希望用自己的言行去感染下一代，期望下

一代的淳朴和善良。在谢应龙的《太阳是火》中，对于为了赚钱而出卖自己精神的闰女，四叔能做的只有“青着脸抽旱烟”和用那“乞求的目光”去期待。在金光的《山乡的五月》里，面对在市里当化验员的儿子根西提出“把地包出去”的建议，“父亲没有说话”。在李东东的《喜盘儿》里，婆婆内心是多么渴望古朴风俗的复现，可当着在“北京城研究生”媳妇的面，她也只能反复说“咱河边上，杂旧风俗多，有些，不做也罢······”“咱这黄河边子上，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多，闰女就别·····”面对传统价值观的瓦解和淳朴乡风的消逝，老一代农民显得无奈和无助，可内心的的期待和渴望又是那样的强烈。所以当媳妇平静而从容地为婆婆端尿盆时，老公公感动得“浸出老泪”。那是，为有这样一个开明的媳妇而泣，为淳朴的孝道仍在而泣，为心中的传统世界观被理解而泣。老一代农民就是这样生活在坚守与观望交织的矛盾中，无奈和期望并存的世界里。

二、年青一代：在矛盾里超越

如果说外在世界与内在观念的矛盾是老一辈农民的重要负担，那么自身内在文化因素的冲突则是年青农民前进的最大阻力。因为他们能很快地适应外在环境的改变，但内心的强烈冲突则是他们久久不能摆脱的羁绊。在社会转型期中，他们沐浴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成长。一方面，传统的农民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内心。另一方面城市的现代文化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以往的认知、审美、道德等等观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矛盾和彷徨的心理反映到价值观念上。

在矛盾里挣扎。《高等教育》中的本家哥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代表了当代农民青年的矛盾的价值取向。生活观上，既安于现状又有强烈的“翻身”情结，他不满于农村生活现状，“去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打工”，可进了城市又不愿努力去奋斗，即使“看大门”的工作也行。在金钱观上，既务实又有功利的行为倾向。当强冒雨给老板的物资盖篷布时，本家哥劝“骂他是个憨蛋”，他认为这种默默工作的行为是不值得的，做老板是看不见的事情是没有功利可取的。当强成为经理，本家哥就“闻讯赶来”，希望“弄个美差干干”，哪里有功利他就去哪里，功利是他的

行为指向;在社交观上，既渴望融入又存在淡漠的“城市过客”心理。面对很美的城市，本家哥认为“不赖是不赖，可总归不是自个儿的家，人家瞧不起咱”。人家和自家其冷漠自卑的心理从中可略见一斑。当然他们的存在很多情况下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思想文化的落后。这是社会转型期城乡差距拉大，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的正常现象。

那么对于处在这样转型期的青年农民，他们应怎样做才能超越自身矛盾，在超越中开辟出自己的人生之路？

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因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农村文化特质对年青农民一代无疑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继承。在《高等教育》这篇作品中“强”这个形象就是一个成功的代表。这个形象的典型性在于概况了广大农村青年凭着自己的淳朴和才智一步步走向成功的过程。强这个形象集多种传统美德于一身：他自尊自强，进了城市认为“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他节约简朴，给别人打工时“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作备用”，与外商共进晚餐

时“要把剩下的两个小笼包带走”；他正直负责，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宁愿被骂“没良心”也拒绝招聘本家哥。他宽容善良，对于手下的埋怨和中伤，不恼怒，而是以理服人。他孝顺朴实，时刻谨记母亲的教育，一直坚守着“做好自个的事”这个朴素而强烈的信念。总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强身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强既继承了父辈的诚实善良正直，又具有了新时期青年的自尊自强，他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自学能力和交际能力，担任经理、开展业务和并能用英语谈生意就是一个个很好的证明。想要在这样矛盾冲突的转型期取得成功，首先要做的是正视矛盾，正视自身的性格弱点，然后扬长避短，把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那么成功就在不远处。

回归田园，归回农村。当意识到自己在城市里很难实现梦想时，回归到朴实的土地和熟悉的家园是转型期农村青年的另一种选择。金光的《山乡的五月》中的“根西”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他18岁就从田耕走出去，毕业后在市的化工厂当化验员，自认为“跳出了农门”，并劝父亲把“地包出去”到厂里干临时活，因为他内心强烈地要求摆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可是，当那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