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传》中的女性观

论《水浒传》中的女性观
[摘要] 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水浒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作品体现出了对贞节观的维护、对女性的贱视以及视女人为祸水和工具的思想，同时，还流露出了女性自身的集体“无意识”。

产生这样的女性观既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又有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关键词] 女性观；《水浒传》；男权社会
《水浒传》作为一部旷世巨著，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几乎全是男性，女性在《水浒传》中占比是非常小的，有人统计，女性只占水浒人物的十分之一。

但这些女性角色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就是这十分之一的女性形象，就对我国传统的女性观念作了一次集中的整合，鲜明地表明了《水浒传》中的女性观，展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哀与无奈。

一、《水浒传》中的女性观
（一）贞节观
“父权文化作为男性整体与长远利益的保护者，千方百计力图使女性不仅丧失文化主体的地位，进而也丧失生命主体的地位，以确保‘男主女从’人伦社会基础的绝对安定。

”[1]因此，贞节在父权文化中显得尤为重要，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极力地赞颂、维护这种丧
失生命主体的父权贞节观念。

作为文人代表的施耐庵，在其作品《水浒传》中，更是极力维护这种观念，他对不贞女性的厌恶是极端明显的，对这样的女性惩罚极度残忍。

《水浒传》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多，作者着墨最多、让读者最难忘的，莫过于几个淫妇形象：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这三个女人是作者极力批判的对象。

在作者的笔下，潘金莲是不值得同情的，她无疑是违背了封建贞节观念，先是勾引小叔子不成，既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了西门庆，做出为封建礼教所不容的事情，大大地坏了女人的贞节，更加可恨的是，她竟然还杀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郎。

潘巧云和潘金莲的情况有所不同，她在其前任丈夫死后改嫁杨雄，有学者因此认为施耐庵的女性观是进步的，但我们细看文本，不难发现，作者对于这种改嫁是不持肯定态度的，潘巧云改嫁杨雄未及一年就因丈夫常不在家，与和尚私通，这种行为，不仅可耻，而且可恨，可见其不是贞节烈妇。

其实妇女改嫁在宋代已经得到法律认同，“从史实上来看，宋代妇女改嫁事例屡见不鲜，甚至连后妃贵妇中都有不少人有改嫁史”。

[2]可见改嫁并非作者本人观念进步，作者对此的态度反而是否定的，林娘子誓不改嫁的行为是女人的典范，潘巧云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就是淫妇。

以至于后来潘巧云又因在丈夫面前说了杨雄结义兄弟石秀的坏话，最后就被割掉舌头，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惨不忍睹，连其使女也被杨雄一刀挥作两段。

潘巧云及其使
女是罪不至死的，至少没有潘金莲罪过大，潘金莲被武松割掉了脑袋，而潘巧云比之更惨，作者的字里行间，没有流露出对两人丝毫的同情，反而用痛快淋漓的笔触详尽地描述了残杀淫妇的过程，流露出无尽的快感，其主要原因就是，两人都违背了儒家传统的贞节观念，背叛丈夫。

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所以阎婆惜不久便与张文远勾结在一起。

这种行为已经给她烙上了坏女人的印记，她更变本加厉，又太贪财，威胁宋江，最后终于成了宋江的刀下亡魂。

作者对她们的惩罚，正是来自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的“礼教”的作用，“礼教”才是杀死她们的利剑，而施耐庵正是持剑者。

他对于这样的“礼教”观念，是赞同的、肯定的。

林冲的妻子是《水浒传》中少数一个贞妇形象，对于她，作者虽着墨不多，但读过《水浒传》的人，没有谁可以把她淡忘。

在作品里，林冲妻子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名字都没有，但她却是作者大力赞扬的对象，太尉之子看上了她，她宁死不从，林冲发配时要休妻任其改嫁，她哭得昏了过去，她把贞操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这样的贞节烈女，才是女人的表率，林娘子实现了男权社会推崇的女性人格理想，从一而终。

作者把林娘子的故事放在所有女人故事的最前面，不是偶然的，她是作者对于女人贞节的一个要求，看了这样的林娘子，再看看后面出现的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之流，谁能不气愤呢？林冲娘子的坚
贞和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的淫荡形象相比，在男权社会，自然是高大许多。

这样来看，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更多地带有作者个人落后的女性观，作品在不自觉中已经流露出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偏见。

（二）红颜祸水观
红颜祸水观在我国由来已久，自古以来，人们都将商汤灭亡归因于妲己，以至于创作了著名的《封神演义》；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是为博褒姒一笑，最后以至于灭国；吴国的灭亡是西施“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的结果；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皆因玄宗迷恋杨玉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良宵苦短日高起，自此君王不早朝。

”女性长久以来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长期被定位成祸水，在封建化以后的男权社会中不被理解，艰难生存。

《水浒传》中的红颜与祸水也是分不开的。

作者在作品中这样写潘金莲：“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

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

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3]这当然不是赞扬，美女祸水，就是这样一个美女，与西门庆私通，又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最后使武松落了个杀人的罪名。

作者用“金屋美人离御苑，蕊珠仙子下尘寰”形容阎婆惜的美貌，但她不仅淫贱，而且贪财，最后害得宋江忍无可忍，终于送了性命，宋江也因此沦为杀人犯。

对她，人们自然是深恶痛绝的。

当然，水浒中也有几个另类女子：林娘子、孙二娘、扈三娘以及顾大嫂等。

林娘子虽是作者赞扬的对象，可是在部分人看来，正是由于其美丽，才招致高衙内的垂涎，最后导致林冲走投无路。

另外三个女人，像男人一样在战场拼杀，甚至比男人还勇猛。

孙二娘“金钏牢笼红魔女，红衫照映夜叉精”，从行为到外貌都已经失去了女性特征；一丈青是连全家被杀都不敢出声；顾大嫂“眉粗眼大，胖面肥腰”，连丈夫孙新都不是其对手。

这三个女性之所以会被留在英雄榜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她们都没有谈情说爱的兴趣，而失去了这一特征的女性，就无疑显得简单化了。

在作品中，作者已经将她们彻底男性化，当然她们也就不可能成为祸水。

在这种祸水观念的影响下，水浒中的英雄们，都是不贪恋女性的，英雄是不能儿女情长的，宋江、武松、杨雄、卢俊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三）女性无意识观
首先，《水浒传》中的女性几乎全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存在的，她们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丧失自我。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水浒美女扈三娘，在祝家庄战争中，扈三娘表现得异常英勇，杜兴曾告诉宋江：“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作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

”她刚一出战，就活捉了王矮虎。

这时的扈三娘是令人佩服的。

她的突然转变是
在宋江攻破祝家庄以后，李逵“直闯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这样的灭门之仇，本该以命来报，可是宋江为了还王矮虎一个承诺，后来让一丈青嫁给王矮虎，我们来看“英雄”扈三娘的反应：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只得拜谢了。

她连反抗都没有，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如此的理所当然。

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其他人的反应，当然，基本上是男人们的反应：宋江主p 再看花荣的妹妹，她在水浒中基本没有正式出场，宋江为了让秦明归顺，定计杀了秦明妻小，为消其怒气，就将花荣之妹嫁与秦明，花荣的妹妹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中始终一言未发。

在父系文化几千年的影响下，女性是失去自由的，男性永远掌握着话语权，女性长期以来在边缘徘徊，成为男性压制下的“奴隶”，长久以来处于群体“无意识”的状态，没有发言权，不能反抗，却又觉得理所当然。

而女性一旦在不自觉中接受了这样的男权观念，那么她们将再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与悲剧命运。

这样，这种“无意识”又直接导致了男性对女性更大的漠视。

作品中虽然塑造了几个女将形象，并且颇为勇猛，但她们却没有得到与男英雄们同等的地位。

小说中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英雄故事包括林冲、鲁智深、宋江、武松、李逵等等，《水浒传》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故事情节多是流传下来的，李逵、武松等人的故事都是有作品可考的，可见人们对于男英雄的重视与崇拜，而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包括之后的琼英，描写远没有这些男性多。

她们多是昙花一现，在战场
上倒是颇有英姿，其他时候却是可有可无的。

另外，她们在梁山的地位也是非常低下的，女性中，排名最靠前的是扈三娘，位列地煞第二十二，总排名第五十九，而曾被她活捉的丈夫王矮虎竟然排在她的前面，还有被其大败的彭玘，排在地煞第七，高出她十六名。

扈三娘的武艺实际上可与梁山的上将相比，呼延灼就曾和她战了几十回合不分胜负，赞一丈青“好生了得”，呼延灼位列三十六天罡第七位，高出扈三娘几十名。

女性却也并未因此发一言，集体“失语”。

而顾大嫂和孙二娘虽然在出场时都很英勇，却在排名时位居末尾，也都在其丈夫之后，由此可见世人包括作者本人对于女性的态度。

二、《水浒传》女性观产生的原因
《水浒传》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女性观，原因很多，我们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看：
（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核心，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在中国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汉代时儒家思想一统天下，董仲舒就提出了著名的“三纲五常”论，班固提出了“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的思想道德观念，班昭也拟出了一套妇女立身行事的准则约束妇女的行为。

儒家文化以此培养了古代妇女依附的人格，使女人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生命而存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女性的自我人格也被严重地压缩与弱化，女性必须自甘卑弱，服从男人的意志，受男权文化意识
的支配，她们只有安于社会指定的位置，才会受人尊敬。

因此，一般来说，男人们也都是看不起妇女的，孔子就曾在《论语·阳货》中曾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我们的圣人将女子和小人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可见其对女子的态度。

这种观念曾长久地烙印在文人的脑子里，这正是整个男权文化对女性价值的最终定位，同时又是另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在古代中国，女性不仅很难成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而且也很难成为文学作品的欣赏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男性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按照儒家传统的道德方式塑造女性，这种状态下的女性，多是被压迫、被贱视的对象。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名作，其思想与内容并非完全出自虚构，从宋代的《醉翁谈录》到宋元之间的《大宋宣和遗事》，以及后来的元杂剧等，水浒故事经过了几代人的修饰与渲染，其思想内涵自然也糅合了自宋代至明初的社会意识，在儒家思想占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纲五常”自然对《水浒传》的成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另外，《水浒传》实际上并不是写纯粹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故事，而是一些亡命江湖的流民这一特殊阶层生活的真实体现，闻一多更是直接把作品的主题概括为“匪魂颂”。

它作为我国游民著作之一，其思想反映的正是中国游民的价值体系。

元末明初战乱不断，人民多流离失所，生活极为困苦，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之下，人们崇拜英雄，
渴望英雄，希望有英雄平息纷乱，所以，这一时期的英雄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水浒游民正是在人民的崇拜下愈加英勇起来。

“游民的人生与农民不同，他们闯荡江湖，冲州撞府，流浪已久，家在他们心中早就已经淡漠了，妻儿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甚至还可能成为他们成大事的累赘。

”[4]《花关索出身传》里面讲到了刘关张三人一见如故，他们对天发誓要干一番大事业，但是刘备觉得关张两人拖儿带女的，成不了大事，于是关羽、张飞两人就决定互相杀掉对方的家小，后来，除了一个关平被张飞“怜可见”之外，两家人一个也没有留下。

可见，这种残忍的做法，在游民们看来，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并且还以此为荣，认为自己具备了成大事的资本。

这个血淋淋的故事在今天读起来依然是触目惊心，可这却是游民心理的真实体现。

这种价值观表现在《水浒传》中，就是宋江为赚秦明和卢俊义上山，竟然设计使其全家被杀害。

可见，《水浒传》中对女性的种种贱视，正是游民心理的典型体现。

（二）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任何一部作品成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与作者所处的社会思潮有必然的联系。

儒家思想不断发展，宋朝的朱熹等将儒家文化发展成为程朱理学，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该“存天理，灭人欲”，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他们不仅提倡女性的“三从四德”，甚至标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元朝时理学正统地位正式确立，明朝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没落，统
治者为了强化集权统治，不得不更加严格地控制思想，朱元璋更是对理学极力推崇，“思想上，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严格的思想统治，《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为国子监、府、州、县学生员必读之书”。

[5]程朱理学在明朝时的大力发展，无疑对女性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水浒传》的成书取自北宋宋江等人的起义故事，同时揉进了许多明代人的思想意识，宋明理学对《水浒传》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作品中林娘子之外的一个贞妇是九十八回才出现的琼英的母亲，她在回家奔丧途中被强人所掳，就跳下山冈守节撞死，死后化作美石，且不能被人采取。

作者给这个故事赋予了神话色彩，更能让我们看到人们对于贞妇们的极力肯定以及程朱理学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

《水浒传》中的女性观同时也与宋明新兴市民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从宋代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多注重世俗享乐，其审美趣味也与传统的文人有所不同。

《水浒传》属于章回体小说，同时又是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作，这类小说产生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作为说书艺人的底本娱乐大众，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的故事又是市民最喜爱的，说书人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将故事描绘得绘声绘色，离奇曲折，而“淫妇”这类的“插曲”无疑正对市民阶层的胃口，使艺人招徕更多的听众。

作品中有关几个“淫妇”的描写，除对阎婆惜、贾氏的文字描写还比较守本分之外，对潘金莲、潘巧云二人的叙述则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作者将潘金莲与西门庆、潘巧云与裴如海的奸情大书特书，洋洋洒洒，极尽铺陈。

他有意识地在男英雄的拼杀之外点缀这些女色风情，不仅迎合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同时又平添
了几分生活情趣。

（三）文学写作的需要
“《水浒传》对女性的藐视是有目共睹的，书中所有的女性人物都不过是男性人物行为心理的陪衬。

”[6]《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的史诗，着力塑造的是一批男英雄形象，作者在作品中将男性形象放大许多，这样被千万人赞颂的英雄形象的凸显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水浒女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白秀英从另一方面成就了武松、杨雄、宋江及雷横的梁山故事，也成了他们上梁山的借口，成了他们忠义思想的工具。

我们试想一下，杨雄、石秀如果不杀潘巧云，宋江如果不杀阎婆惜，如果潘金莲没有死在武松手下，他们又如何能上梁山，凑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一百零八人之数呢？“况且，淫妇害亲夫的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这些梁山英雄是作为一种‘经验主义’杀死她们的。

”[7]这些女性的出现，作者将她们大都塑造成淫妇、恶妇，在艺术美学上，从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上来看，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写来，更能给好汉上梁山大聚义埋下伏笔。

所以说，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对整部作品也是极为重要的。

此外，作者对女性的贬低也正好与男性形成对比，更能显示出男英雄们的力、勇、智，彰显男人的英雄本色。

总之，在社会结构不平等的基础上，《水浒传》宣扬的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观念，它使全书中的女性陷入男尊女卑的传统泥潭中难以挣脱。

《水浒传》中的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穿插在以男性为主
体的社会中，反映了古代社会文人落后的女性观，体现了作者的思维意识，也牵动着情节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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