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李清照愁情差异

李煜、李清照词中愁情差异分析

内容摘要：李煜、李清照作为词坛的两位大家，愁情是他们创作的主题。他们的作品约有三分之二都是言愁的。尽管二人同抒愁情，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愁中存在很大差异。李煜的愁具有理性色彩，抒愁时“如生马驹，不受控捉”，且往往将愁寄予梦这个意象中；而李清照的愁则是感性色彩较浓，表达时也要比李煜委婉含蓄的多，她选择的意象也与李煜不同，她更偏爱酒，往往以酒浇愁。造成二者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多，本文仅就其性别、处境、文化底蕴这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李煜；李清照；宋词

以悲为美，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词作为一种敢于、肯于表现作者情感生活的一种文体。更是与悲愁结下了不解之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言诗之所能言。”诗虽宜言情，但词则更适于言情，并且它似乎就是专门为抒情而诞生的，所以它成了最适宜于抒发文人内心深处真情实感的文学样式。文人们的愁绪悲情通过词酣畅淋漓地抒发出来，感伤情调也就成了词特征的亮点。

南唐后主李煜和宋代词人李清照，这两位词史上的大家，无疑也难逃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樊篱，难以回避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更难以回避那不幸的悲剧命运。愁情悲绪于是就成了他们创作的主题，在他们的作品中扮演了主角。

看二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有三分之二都是言愁的。即便在他们创作的前期，作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尝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群臣酣宴，愁思悲歌

不已。”①身为贵妇的李清照，笔下也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一剪梅》）。他们后期词更是笼罩着国破家亡，动荡乱离的浓愁悲雾。“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李煜《浪淘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升华”（李清照《清平乐》）。这种凄苦悲愁在两位的词作中处处可见。坎坷人生、不幸遭遇及生命的悲剧郁结成团团愁绪出现在他们词中。但他同时又由于他们独特的人生处境，不同的文化底蕴以及性别的差异，使这种愁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由一国之君到阶下囚，这巨大的反差使李煜词作中的“愁”上升到了对生命无常的悲愁。面对着国破家亡夫丧的苦难，李清照突破了一般女性和前期的伤春悲秋之闲愁，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抒写了对未来的焦虑与不安。可以说两位词人“各有一番愁滋味”。

一愁情差异的具体体现

首先，从“愁”的心理蕴含上看，两位词人的“愁”存在着理悟与感悟的不同。

李煜的愁明显的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是深思苦痛后的“悟”。“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浪淘沙》），“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乌夜啼》）“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在大痛大悲之后，李煜似乎是“悟”到了什么，于是发出一句句震撼人心的带有理性色彩的哀叹，而不再停留在轻歌曼舞，伤春惜花的生活层面上，而是“致力于传达对生命本体的参悟与认知”站在更高更远的角度层面上来看待其“愁”，置身于生命无常

的视点，仰观宇宙自然的永恒。他深深体味到做人的悲哀，深悟出做人就难免有忧愁苦痛，他把苦恨当成了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表现出一种深切的悲剧意识和理性色彩。

看其临终绝唱《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劈空直下，叩问苍天，对人生绝望的词人对春花秋月这良辰美景反而生厌，可见愁苦至极。岁岁年年花开月圆人的生命却长逝不返。春花秋月之无尽反衬着短暂人生之变幻无常，“雕栏玉砌”与“朱颜”相对比，物是人非的愁情悲怅更令人扼腕。物之永恒对比人生之短暂无常，感慨深沉，极富哲理意味。②“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传达出愁思不仅如水浩瀚恣肆，更如春水长流不断，无穷无尽。

再看其《子夜歌》中“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这种对“人生”的极深的反省，也非一般词中所能见到的。

而李清照则是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视角来言“愁”的，虽也有一定的生命意识，但没有上升到生命本体反思的高度。

在她词作中我们很少能读到类似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愁恨何能免”这样对人生对生命的必然性进行反思和把握。她前期多是抒发爱情婚姻中离别愁怨，而这些愁又都是“一种相思，两种闲愁”“莫道不消魂，人比黄花瘦”这类停留在生活层面上的浅愁、淡愁。即便是到了后期，遭受国破家亡夫丧这种重大的人生变故后，易安词也没有出现过“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这种反思人生，定义人生的举措。在她词中，更多的是“如今憔悴，风鬟雾鬓”的哀伤，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以及对未来无

法预料和无从把握的焦虑忧愁。看其《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14个叠字从动作到内心详尽的抒发了作者的流离之感，黍离之悲，孤独之哀的永恒失落感。这种哀伤源于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但没有从理性去感悟去挖掘，更没有像李煜那样上升到对生命本体进行反思的高度。③所以，相比较而言，李煜的愁是“惟诗人能感之而写之”，而李清照的愁则是“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④其次，从抒愁的方式来看，李煜更直露，李清照更委婉。李煜在抒“愁”是纯真直率，不遮不掩，“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敢于正视人生，不回避不做作。对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不作丝毫歪曲和粉饰，无怪乎王国维称他为“以血书者”看其《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将这种凄厉愁苦和着泪水直接挥洒，开篇流泪不作铺垫，“肠断更无疑”果断、干脆地将一个泪痕斑斑愁苦满肠的人推到读者面前了。王国维云：“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⑤李煜以其纵任与纯真的性格对其遭遇有着深刻而敏锐的感受，所以在他抒发这种感受时，就有不可阻挡之势，直接落墨，大开大阖不作点滴细琐的摹写，如惊涛狂澜似的奔涌冲泻。再看《乌夜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开头“无言”便直接活画出自己的愁容满面。“月如钩”是抬头望月，“梧桐”“深院”是低头望院；一仰一俯间，已写出其万感萦怀之满腹愁思。短短几句不加修饰，纯用白描。下片则直赋其难言的“心头滋味”——虽则用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比喻，但仍然感到是“非如此说不可”，原因就在此种种纷繁复杂的情绪像是从心中涌出来，而不是用笔刻画出来的，所谓“言为心声”李煜词确实是从心中“流”出来的。⑥周之琦称之为“天籁”，陈延焯称之为“词场本色”。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说出了李煜词的直率与纯真。

而被誉为“婉约之宗”的李清照抒愁时，显然要比李煜委婉含蓄得多，她的“愁”波谲云诡，摇曳生资，欲游忽止，欲吐忽咽，乍近还远忽明忽暗，极尽跌宕曲折，一唱三叹之能事。⑦将“愁”情在跌宕曲折中不断强化，取得勾魂摄魄的艺术效果。细腻深婉可以说是其本色，写“愁”时总是将之蕴藉于她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之中，或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进行侧面烘托，或是先隐后显，总之没有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式的倾泻。但她这种跌宕曲折的抒情手法，也使其“愁”取得了更为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如《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物是人非”国破家亡夫丧，颠沛流离之苦带给她无法排遣的愁情悲恨，“欲语泪先流”而终不能说，这“愁”得不到宣泄，“欲语”的感情活动感受到抑制，女主人公因此而更愁更悲。下片说双溪地方的春光还好，独抱浓愁，欲借景消愁，只恐对景难排，欲游而终不能游使“也拟”的动机受到阻抑，浓愁又一次得不到排遣而被强化，这愁更加凄婉哀绝，构思新巧，跌宕曲折，欲吐而不吐，欲游而不能游而致。再看《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

通过表现女主人公对春光的珍视，对百花的怜惜和对美好事物的热爱。“试问卷帘人”对百花的关切跳跃纸上，而侍女的答非所问使需要受阻，于是引出“知否？知否？”的叠问，语气更加急促，态度更殷勤。几经曲折最后推出“绿肥红瘦”，含不尽婉惜之意，将这种惜花惜春之情推向了高潮。故《蓼园词选》评之曰“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词者”在节制平淡中蕴涵浓愁悲绪显然有别于李煜的“粗头乱服，不掩国色”的直露。直也好，曲也罢，在抒愁方式上，两位词人是不分优劣，各领风骚。

最后，从“愁”寄托的意象选择上来看。李煜是偏爱“梦”的，而李清照则钟情于“酒”，特别是在他们创作的后期，在经过国破家亡，乱离颠沛之大悲大痛后，他们被愁紧紧缠绕着，李煜是“剪不断，理还乱”李清照则“载不动许多愁”，这愁该如何寄托，又该如何消解？李煜在绝望之中，只有沉浸于“梦”中了，而李清照则沉醉在“酒”里。先看李煜，在他的词作中，有17处之多明白的提到梦，如：《乌夜啼》：“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望江南》其一：“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望江南》其二：“闲梦远，南国正清秋”，《浪淘沙》：“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清平乐》“雁来音信无凭，路谣归梦难成”，《子夜歌》“故国梦难归，觉来双泪垂”等等，在这些词中，都提到有梦，在现实中愁苦无法排遣，悲痛难以承受，所以只能将这些寄予梦中。佛洛伊德在《释梦》中说：“梦的内容乃是愿望的满足，而梦的动机在于某种愿望不能满足。”在其不能满足的这种愁苦状态下，也只能借助于梦了。如《子夜歌》，此词围绕一个“梦”字展开，上片写梦归国，下片言往事在梦中幻灭，通篇构成了一个人生似梦的立意。起句“人生愁恨何能免”

一开头就写出了词人极度愁苦悲哀的情态以极力摆脱痛苦的心理，为下文做了铺垫。失魂落魄，愁恨无限的缘由何在?“故国梦重归”梦回故国，醒来却成空，怎能不“愁恨”如何不“泪垂”。末两句“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往日的生活像梦一样不复存在，但词人却难以忘怀，对故国的这种依恋也只能寄托于梦。然而梦醒之后，更是愁上加愁。再看其《望江南》（多少恨）李煜笔下这个反映历史真实的别致的梦、使他欢乐又使他悲苦的梦。在这首词中作者以梦写醒，以乐写愁，正面揭示了具体的梦境，并把它作为词的中心内容。通过对一个梦的描写，深入到作者的内心，既突出了他梦后的愁恨，又显示了他梦前的精神状态。在词中，作者对愁不加描绘，却是把功夫花在触发愁思的梦境上，把要说的话要言的愁浓缩进欢乐的梦境画面和“多少恨”的一声哀叹中。梦成了心底那种难言愁苦的表达方式，所以他做了一个又一个梦，尽管不能减轻其丝毫的痛苦，尽管梦醒后是愁更愁痛更痛。

与李煜沉溺于梦不同，李清照更钟情于酒，在女词人这里愁只有靠“酒”来排遣。一字一泪，长歌当哭，把心底盘绕郁结的深愁和着“酒”挥洒而出。如《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好事近》“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声声慢》“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菩萨蛮》“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等等，与李煜写梦一样李清照明白提到“酒”字的也达14处之多，与酒有关的更是处处可见。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无论是闲愁还是悲愁，总能见“酒”与其陪伴，也许在女词人这里再没有比“酒”更能消解“愁”的方式了，所以酒成了挚友，如影相随。在《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里，词人“浓睡不消残酒”，借酒来排愁而昏昏睡去，但一觉醒来，酒意还未完全

消尽，“仔细推敲‘不消’二字表面是酒意未消，实指消不尽的伤感和愁绪”

⑧《声声慢》（寻寻觅觅），这里的“淡酒”与“风急”相比就显得“无力”了，更何况只是“三杯两盏”呢？用尽各种方式来抵御悲哀的侵袭，而外界的力量却又是如此不可抗拒地把她围困在这“愁”中。再看《好事近》（风定落花深），上片词人发出“正是伤春时节”的感叹，还只是一般的触景生情，为落花一洒同情泪，下片一开头“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就进一步将笔触深入到里苦闷的愁情中，写孤灯只影对酒悲叹。白日面对落花伤春，夜晚独自借酒浇愁。国破家亡之痛，孤苦无依之凄时时刻刻侵袭着词人易感的心，所以只能希冀在“酒”里暂时忘却这些愁苦哀怨。.然而梦也好酒也罢，都无法让两位词人得以解脱，紧承梦醒酒过之后的是更浓更悲的愁。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李煜、李清照的“愁”是有别的，可以说是“各有一番愁滋味”。那么造成二者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们继续探讨。

二愁情差异产生的原因

造成两位词人愁情差异的原因很多，人生经历、时代影响，性别、性格差别等；本文只就文化底蕴、人生处境两个方面来做重点分析。

首先，从文化底蕴来看。李煜生于帝王之家，长于深宫之中，生活的环境是明争暗斗的政治中心，其思想很难不受影响，所以其视野自然高远，不会停留在日常生活琐事中。另外，李煜出生于一个酷好浮屠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大谈佛理，广建寺院，佛学氛围极浓，李煜自小就深受影响，自小对佛就有了浓厚的兴趣。后来随着国势的衰落、

精神的空虚，其信佛之举更甚。据史料记载，在亡国后，李煜被俘在押途中，见一寺庙，还恳请跪拜，可见其对佛教的痴迷程度。李煜信佛，对其创作也有重大影响。佛教的原始出发点是断定人生为苦的，所以释迦牟尼思而得“四谛”中第一谛既是“苦谛”，即断定人生为苦，佛教便强调通过修行而涅磐，脱离苦海，达到自由无碍的境界。李煜的“人生愁恨何能免”之类的关于生命本体的现实悲剧的领悟无疑是受佛教这种断定人生为苦的悲观主义的影响。但李煜最终没有达到涅磐之境，国破家亡之愁恨如滔滔流水，无可逃避于天地间，只能将之归于为人生之苦，只能沉于“梦”中。佛没能让李煜超度，反而将之陷于更为深重的愁苦之渊。

李清照虽没有出生于显赫的帝王之家，但也算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父亲李格非、公公赵挺之、丈夫赵明诚也都是官场仕宦，他们关注社会，积极进取，有着宏伟的政治抱负，履践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心怀天下，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理想。周围这些至亲的人所选择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明显地影响了李清照价值观体系的形成，所以她词中有很多家国之愁，尤其是后期，对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前途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她愁己悲国，有着男儿一样的政治抱负，在其诗词里也常常抒发儒家所推崇的济世救民的理想，尽管其词充满哀怨哀伤的情调，但这也正是其积极心态而得不到响应的愁与苦，更表现了她对生活的热情。在后来经历一系列的痛苦遭遇后，其对社会动乱的反映，对统治者的仇恨与不满，对故国故乡的眷恋等更是说明词人对社会国事的关注，这些都显然受儒家文化的浸润，与儒家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思想密切相关。

这种对国事命运的忧思焦虑，这种生存状态的愁苦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可时代的苦难与悲哀却将词人的理想抱负给扼杀了，将其抛掷于无尽的愁海中。

其次，看二人的人生处境：两位词人之所以愁情满腹，更多是由他们的不幸处境所造成的。李煜生活在大分裂大动荡的五代十国，为南唐中主第六子，自幼喜爱读书，经、史、子、集无不通晓，诗、文、词、画样样精通，是一位较为全面的艺术家。宋太祖称之为“翰林学士”虽充满讽刺意味，但从侧面也肯定了他的艺术才能。他的愿望是成为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或做一名满腹经纶的高人隐士，故他喜文厌武，对政治国也不用心，连做梦也没想过成就什么大业，做什么君王。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翰林学士”却被推上了为人君的位置，这种人生错位已是悲哀，而此时的南唐政权又飘飘欲坠，岌岌可危。慑于南宋的威胁，李煜既对宋委曲求全，连年进贡以图幸存，又在生活上纵情享乐，终日在深宫中征歌逐舞，沉湎声色，苟且偷安做了十几年的国主，但最终难免灭亡的命运。公元975年，南唐为宋所灭，李煜肉袒出降，沦为阶下囚，受尽凌辱，终于在公元978年的七夕被宋太宗毒死。李煜由“心疏利禄”的柔弱文人到一国之君，再由一国之君到一阶下囚徒，这种处境的升降落差使他经历了非一般人当然更非帝王所能经历体验到的生活滋味。他被迫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清醒过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追悔反思也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主题，他能清醒的认识到，南唐灭亡的命运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所能挽回的，但他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他又不能像阿斗那样麻木不仁，所以恼怒、羞愧、悔恨等万般愁苦将之吞噬，折磨摧残着他，在这种不幸追悔反思的过程中，而不可能将之归于自己所处的社会

制度，又不能仅限于自己政治的无能，他只能将之看做命运的捉弄与为人生的悲哀，走向了这种对生命本质层次的内省与反思。这种内省与反思的悲叹自然也就“如生马驹，不受控捉”了。

而李清照生活的时代，正值南北宋之交。从小深受家庭文学气氛的熏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笔记、小说无不涉猎，也可堪称全才。“自少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⑩，所以其青少年时期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对生活也富有极大的热情。婚后与赵明成又是“志同道合”专心致力于金石书画研究，可以说她前半生比一般人尤其是女性要幸福美满的多。所以在后期深受战乱之苦时，她表达出的强烈的亡国之恨也是很现实的，在她归结这种不幸时，也就会自然的归结于那个乱离的社会，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而不像李煜那样归之于生命本体的悲哀。特别是“靖康之耻”更是把她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自此以后李清照就过着“飘零遂与流人伍”的生活，历尽艰辛，饱尝辛酸，其间赵明诚病故，金石文物的丢失，国破家亡一系列的遭遇，让这位女词人孤独凄凉之感布遍全身“终日凝愁”。但这也加深了她对社会的认识。时代让她承载太多，历史又让她充当了悲剧角色，所以她一方面写一首首愤激之词来反抗这不合理的社会，表达自己身世飘零之苦，另一方面沉湎于“酒”里借以排遣这浓愁悲绪。

总之，生长环境的影响，自身的忧郁气质，不幸的人生遭际，乱离的时代背景让两位词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带给两位词人浓重的愁苦，但同时也造就了两位词人，两位词人愁与苦感染震撼着一代又一代人。尽管这愁与苦有差别，愁苦之因也各异，但二人词史上的地位却是同样显赫。愁困扰了

他们一生，却成就了他们千古。“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就是对二人的充分肯定与赞赏。

注释：

①曾枣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2004 年9月版，第990页。

②⑥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第17页。

③刘云霞，《李清照词中愁情之分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四卷第8期，第88页。

④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⑤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178页。

⑦刘瑜,《李清照词赏析》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第203页。

⑧杨敏如，《李清照词浅论》，《李清照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

⑨沈立东，《中国古代妇女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月刊），1994年第八期，第222页。

⑩褚斌杰，《李清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