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唯才是举

王安石唯才是举

王明政

吕大防、梁焘等人虚构一个王安石三十人亲党，诬陷王安石党同伐异，前文已用那三十人的实例进行了驳斥。本文再论证没有被打成王安石亲党的人，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王安石也都曾经举荐了很多。有的为国家建功立业，彪炳史册，有的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分手。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唯才是举，同反对派只是路线之争，既不拉帮结派，也不人身攻击，更不进行政治迫害，最多让反对新法的人挪个位置靠边站而已。

经王安石举荐，并且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王安石也是实事求是，对功劳不抹煞，对错误不姑息。

王安石很看重善于理财的薛向，其《相度牧马所举薛向札子》：“伏见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精力强果，达于政事，河北便籴，陕西榷盐，皆有已试之效。今来相度陕西马事，尤为详悉。……如此则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将来败事，臣等各甘同罪。取进止。”薛向在发运使任上精打细算，为国家带来巨大收入。

后来，王安石生病时，薛向送昂贵的紫团参行贿，王安石拒绝了，并发现其人品不佳，于是对宋神宗说：“不知薛向为近臣，如此诬罔圣听，合行法否？诬罔如此而不治，不知于义理何所当？”又说：“薛向取陕西六年钱谷、金银、匹帛出入细数两本，扰人至多，请罢之。”

著名将领王韶是王安石力排众议、一手举荐的，进京做枢密副使后，因处置高遵裕、马瑊矛盾不当受到王安石指责。“是日，上谓王安石曰：‘王韶疑卿迫之，力求去，恐复如吕惠卿。韶幸无他，冀后尚有可任使，卿宜勉留之。’……安石曰：‘高遵裕害马瑊，既不见听，遂乞自引避。瑊以为非我莫能守熙河，朝廷竟移瑊江西，若监司才守法，便为方镇倾害，则国家纪纲败坏矣，此臣所以不敢阿韶所奏。臣与韶无他，陛下所知。又熙河事臣始与闻开拓之议，今所以治遵裕等，正欲成就本议，不贻国家后患而已。”他为了不给国事留下后患，即使对自己大力扶持过的王韶也不予随便附和。

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李承之是王安石推荐的，后来宋神宗想用李承之作边帅，他问王安石“李承之何如？”安石言：‘承之晓吏文，使为都检正或可，若作帅即不通物情。’上曰：‘如沈括、李承之虽皆非佳士，如卿则不废其所长，’王安石就是这样，与自己关系再亲近，也只是人尽其才，用其所长而已。

他的《举谢卿材充升擢任使状》说谢卿材“尝知抚州临川县，县人至今称说，以为良吏。督率百姓，修复陂防，所溉顷亩甚多，水旱皆蒙其利。若朝廷兴修功利，或选人才，典领剧郡，皆可任使。”《举屯田员外郎刘彝状》说刘彝，“聪明敏达，有济务之材，堪充升擢繁难任使。”《举渭州兵马都监盖传等充边上任使状》说盖传“有智略，能训治军旅。东头供奉官、江宁府龙安镇巡检王崇稷，有武勇，能擒捕盗贼。臣今保举堪充边上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后，犯正入己赃，不如举状，臣甘当同罪。其人并不是臣亲戚，亦无亲戚见任两府。”这些举荐状都是对事不对人，唯才是举。

曾公亮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曾公亮之子曾孝宽，王安石却认为是个干才，“熙宁中，王介甫欲用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都承旨曾孝宽为副枢，裕陵（宋神宗）不许。坚请之，乃以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令所司尽用执政事体，然犹班在宣徽南院使王君贶拱辰之下。”王安石争取来的曾孝宽被誉为“相门高才”，事事注重调查研究，是王安石变法后期主要推手之一。

“邓绾举进士，为礼部第一。安石荐于神宗，驿召对。方庆州有夏寇，绾敷陈甚悉。时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农，故安石藉绾以威众。”邓绾为变法做了不少事，“利州路岁用钱九万六千缗，而转运使李瑜率三十万”李瑜违规多征免役钱，邓绾立即弹劾：“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务聚敛，积宽余，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钱，绾请付

吏究治。”但他后来做了一件离谱的事“乃上言宜录安石子及婿，仍赐第京师。”皇帝把这件事告诉王安石，王安石立即要求：“‘绾为国司直，而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帝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经王安石举荐而最终与之分道扬镳的也不在少数，说明王安石还是了解这些人才干的，可惜他们自绝于新法，王安石当然不能迁就他们。

王安石《举吕公著自代状》说：“吕公著，冲深而能谋，宽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众人知之有所不尽。如蒙选用，得试其才，必有绩效，不孤圣世。臣实不如，今举自代。”变法伊始，王安石刚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就让“苏辙由推官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后来是苏辙自己要求离开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同样，理学家程颢也是如此：“制置条例司初设,遣使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而颢与居一焉,是颢实为荆公所特拔之士也。后以不附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

黄庭坚《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三自述：“山谷尉叶县日，作《新寨》诗，有“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之句，传至都下，半山老人（王安石）见之，击节称叹，以为清才，非奔走俗吏也。遂除北京教授。”可就是这位黄庭坚后来修《神宗实录》引“家传”、野史对王安石诬陷不少。

王安石曾书《举钱公辅自代状》，称他“忠信笃实，富于文学。职事所及，不为苟且。以臣鄙薄，实为不如。置之禁林，必有补助。”后来，王安石打击保守派，“出滕甫郓州。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薛向更盐法，安石主其议，而公辅谓向当黜，遂拂安石意，罢谏职，旋出知江宁府。”

傅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于是让他去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

对于任命权检正吏房公事。宋神宗起初想用王安石妹婿朱明之，王安石以亲辞，并且推荐了刘挚。上曰：‘挚未可知。’安石曰：‘试其可否，则罢之无伤，兼挚自有礼院差遣也。’就是这个刘挚后来公开反对免役法，在宋神宗死后，上蹿下跳，成为反对派的急先锋。

《宋史•邢恕传》说：“恕从习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登进士第，补永安主簿。公著荐於朝，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亦爱之，因宾客谕意，使养晦以待用，恕不能从，而对其子雱语新法不便。安石怒，谏官亦言新进士未历官而即处馆阁，开奔竞路，出知延陵县，县废不复调，浮沈陕、洛间者七年。”

王安石一生坚持自己的变法路线是很坚定的，唯才是举不拉帮结派也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