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语境和意义

语境和意义

爱德华T·霍尔

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设置一道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屏障。因此文化以多种形态决定我们该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文化的这种设置屏障功能给我们提供了外部世界的结构，从而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免于“信息过载”②。信息过载是用来说明信息加工系统的一个专门术语。它指的是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当加工系统无法处理接收来的巨大量的信息时，该系统就会瘫痪。任何一位母亲，如果既要对付孩子们的各种需要，又要操持家务、服侍丈夫，还要参加像样的社会生活，那么她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了，好像天塌下来了。她经历的就是信息过载，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商务经理、行政管理员、医生。律师和飞机调度员的身上。像证券交易所、图书馆和电话系统这样的机构也有需求（输入）过量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决定孰轻孰重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危机。虽然没有明显的基本方法可言，但是强语境原则似乎是适用的。也就是说，要增加信息处理能力而不增加系统的大小和复杂性，惟一的办法是给记忆系统设置一个程序从而达到以较少的信息就能激活系统这样的条件，比如，使它更像一对结婚35年的夫妻。对增加系统的复杂性

和需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对个体或组织进行预编程序。它是通过“语境化”过程来完成的……

语境的重要角色受到传播领域的广泛认同，但语境化过程却很少得到充分的说明，即使有一些说明，也并未引起重视。我们将把语境当作一种处理信息过载问题的手段来对待。在此之前，让我来描述一下作为一种应急功能的语境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揭示它是什么、怎么工作。与强一弱语境系列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设置的可选择屏障的意识程度民意识程度随语境系列由弱到强而递增。这样，人们所注意的对象、语境和信息过载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功能关系。

50年代，美国政府出资数百万美元研制俄语及其他语言的机器翻译系统。经过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语言学家们数年的努力，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惟一可靠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最快的翻译器还是既精通语言又熟知相关学科知识的人。计算机能吐出来几米长的打印文稿，可这没有多大意义。单词和语法部分没什么问题，可就是意思说不通。该项目的失败并不是由于缺乏实用性，或是缺少时间、资金乃至才华，而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这些原因正是本文主题思想之所在。

问题不是出在语言代码上，而是出在语境上，因为语境所承载的意义是有变化的。离开了语境，代码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包含部分信息。只要我们记得口头语言是已经发生、可

能已经发生或正在计划的事件的抽象，那么上面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任何一位作家都知道，一个事件本身往往比用以描述它的语言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而且，语言的书面系统是口语系统的抽象，其实就是某人说了什么或可能说了什么的提示系统。在抽象的过程中，人们接受某些东西而不自觉地把其他东西放弃掉，这与测量的过程大不一样。智能的意义就在于：关注合适的东西。语言的线性品质必然导致以丢弃别的事情为代价来突出某些事情。拿两种语言作对比，即可发现有趣的结果。在英语里，当有人说，“It rained last night”（昨晚下雨了），人们无法得知他何以得此结论，甚至他是否在讲实话，而霍皮族人如果不说明他和事件的关系——第一手体验，推断或是道听途说，那么他根本无法说出关于雨的话来。这是语言学家沃尔夫①30年前得出的结论。然而，选择注意和强调并不只限于语言，它们同样也是其他文化因素所具有的特征。

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感知什么、不感知什么的原则并非简单，至少有五种不同类型的事件必须予以考虑。它们是：主题或活动型、环境型、社会地位型、过去经验型，还有文化型。决定在这五种类型中进行周旋的模式是早年习得的，而且多数是不自觉行为。一个人所参与的“主题”或话题与他从事什么工作和不从事什么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从事与物质世界打交道的“硬”科学、化学和物理学的人与从事生命系统工作的科学家相比，他们能够关注和整合的被视察事件的比例要高得多。物理科学家面对的变量少；他的抽象概念更接近真实事件；语境的重要性较小。当然，这样描述有点过于简单化。但是有必要记住，那些决定物质世界运动的规律，尽管与决定人的行为的规律相比显得简单，但在外行看来又显得复杂，而语言的复杂性对物理学家来说却显得简单，因为他和大家一样讲了一辈子活。以此而论，对于一个充分掌握了像语言这样一个给定的行为系统的人来说，要在如何使用一个结定系统与如何认识支配该系统运作的未知规律这两者之间话出经纬，并非难事。我用的概念模型不仅考虑一个人接收什么、排斥什么，而且考虑他对于一个他已掌握的给定系统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迈克尔·波拉尼把这个原则说得很雅，“一部机器的结构不能用它所驾驶了的原理来下定义”。

一个人选择要接收的东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就是给他的世界以结构和意义的东西。更进一步，他所认识的事情就是“他有意要做的事情”。先把其他四种取向（环境、地位、过去的经验和文化）放下不谈，从理论上讲，有可能把人的所有活动排成一个系列，一段是影响结果的事件，有较大一部分受到自觉的考虑，另一段则只有一小部分受到考虑。在美国，人际关系往往处在这个系列的较低一端。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以为自己给人家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可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时候，我们关注的是错误的

事情，排斥的是应该视察的行为。老师、教授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关注教学内容多于关注学生，而学生往往关注教授有余、关注教学内容不足。

“环境”也决定着一个人有意识地接收什么和排斥什么。在美国的法庭上，律师、法官和陪审团由于受习惯和法律程序影响而只关注合法的证据。语境，从本意上讲，没有多大的分量。把这种情况跟另一种环境作对比，例如一位雇员在读解老板的行为，想看出他是不是满意、是否有意给自己涨工资。在这里，每一条小小的线索都大有文章可做，而雇员过去有关行为的知识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影响着他必须关注什么。处于上层的人所关注的事情有别于中层或下层的人。为了生存，所有的组织，不论大小，都必须培育某种手段用以更换自己的领袖并使之从过去处于较低层或中层时以内向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为能够为机构确定航向的全球化观念。

一个人关注什么，对结果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点可以从西方人在思维上一个很突出的错误习惯看得出来。这种习惯源于古希腊哲学家的传统。我们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武断的，这就使我们更关注思想而不是事件。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同时，思维的直线性妨碍彼此理解，毫无必要地把人引向毫不相干的离题的地方。这种情况在社会科学领域尤为普遍，当然年轻一代的社会科学家们已逐渐认识到当某人谈的是一个层面的事件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考虑到不同层面的其他事件。关键只是在于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能谈到某件事的一个方面（证明语言的线性特征）。

这种综合症的结果（用单一层面系统考虑多层面的事物）可以从H．S．沙利文①的论述中找到说明。沙利文在现代精神病学界属于最优秀却最不受赏识的思想家之列。他在写文章、写讲稿、写书的时候发现，他写作的对象（映入眼帘的那个人）是一个弱智和严重偏执狂患者的混血儿。这是何等的徒劳。想明白他的意思的读者又会感到何等茫然。②在较不复杂和节奏较慢的时候，相互理解的困难会小一些，因为多数交流是跟熟悉的人，背景相同的人进行。在任何环境下，交谈双方——不管什么话语场（爱情、商务、科学）——都必须彼此了解，知道对方考虑什么，不考虑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努力——生活来得太快——寻找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彼此疏远的原因。

我讲的这种程序化过程发生在所有正常的人类传播之中，也发生在许多高级哺乳动物的传播之中。它是传播中不可测量的部分。这个过程说明我们有可能讨论语境与意义的关系，因为人注意什么或不注意什么主要是一个语境的问题。别忘了，语境化也是克服人类交流的复杂性以使系统免于因信息过载而瘫痪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