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释道的共同点

途迹各异理会同一

——试论儒释道的共同点

姓名：仇小梅学号：040620010 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东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儒、释、道三家优劣之论争，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而发生。研究三家异同的学者也日渐增多，他们认为儒释道三家尽管迥异，但也存在着许多相通融合之处，以至在唐宋之际，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三家服务对象、伦理规范和生死观念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儒释道的共同点，以便对三家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儒道佛教王权善尊生惜命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刚传入异国时，由于各国在民族性格、政治伦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本土文化必然会与异国文化发生摩擦冲突，为了减少这种冲突，以便本土文化能够在异国得以生存发展，传入者必然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迎合异国文化，在文化冲突中寻找彼此之间的融合，寻找与异国文化之间的某些契合点，以便其传入与发展。佛教也不例外。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初始，便是以道术的方式传入的。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又依附玄学。为了求得生存，佛教总是不断调和自身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有关儒、释、道三家优劣之论争也产生了，研究三家异同的学者也日渐增多。通过批评研究，学者们认为儒、释、道三家并不相违背，而是有许多互通融合的地方。

汉代末年的牟子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他在其著作《牟子理惑论》中指出，反对佛教者认为佛教是“背五经而向异道”，殊不知五经之道也可以“拱而诵、履而行”的。他还认为道，既可以治国，也可以修身。因此，儒释道三家并非互不相融，而是相互联系，互通融合的。北朝名僧道安在其《二教论》中也说道：“然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东晋、南朝之际的宗炳也认为三教“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明佛论》）可见，道安、宗炳都认为儒释道三教是同一性质的存在，所不同的，仅仅是“殊迹”。唐宋之际，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局面，这更进一步说明了三教的融合性。明代的大师德清禅师也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1]在这里，德清大师调和了三教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了三教之间所存在的深层联系。他在前人三教合一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教一源论。他以一心统三教，以三乘分三教，以工夫、体用圆融三教。指出了三家在以“无我”与“利生”之体、用上不二，所以三家的理论本身就是圆融的、一体的。[2]由此可见，儒释道三教尽管“途迹”，彼此却融通无碍。为什么三教会互通融合呢？其原因主要在于它们有着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我们认为，儒释道三教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都维护了王权统治

主张入世的儒家学说最终是为君主集权的专制政治服务的，它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孔子创立的儒学即孔子之道为中国君主制社会树立了一面意识形态的旗帜。春秋末年，社会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面对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十分向往古代的礼乐文化，“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孔子希望以“礼”建立一个国民安的理想社会，因此，他提出了“为国以礼”的治国方案和“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主张“克己复礼”，希望通过强化伦理，施行教化，提升人的内在道德，来恢复并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他的这种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包含着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国的要求。

在“仁”的系统中，儒家倡导的“仁”是遵从王权的，在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王权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也有“舍身取义”之说。这就是“仁”所要求的最高道德标准。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这种“杀身成仁”的思想被发挥到了极致，它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敢于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的英勇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为了加强这种道德修养，儒家又倡导向先贤圣哲学习。孔子把尧、舜、禹看成是理想的圣人。孟子也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为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儒学进行了改造，进一步突出了“外王”的政治理想，并提出了“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说是儒家的礼教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和束缚性。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专制政治制度。董仲舒还将儒家理论神圣化，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这进一步强化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巩固了封建专制王权。

在“礼”的系统中，“忠孝”是其核心观念。其中，“忠”与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直接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子∙臣道》这把臣民对君王的敬畏尽心，绝对保持一致作为一般国民的当然义务。这种道德信仰加强了专制政治的绝对权力。同时道德观念的“愚忠”必然培养和助长政治统治上的独裁。儒家的孝道也被赋予了一种绝对权威，它建立在父辈对子辈终身享有绝对权力之上，“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这种对“孝”的强调依然是与专制政治紧密相关的。诚如李大钊曾说：“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4]由此可见，儒家理论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伦理道德，都是与专制王权紧密联系的，其伦理也是为王权政治服务的，在本质上成了统治者的政治意志。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采取了与儒家不同的应对态度，为了抨击仁义有为而提出了自然之道。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家理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巩固封建王朝而创建的，只是在治国为政方面，道家有着不同于儒家的独到的见解。针对儒家的有为而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希望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政治突出的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5]道家的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一种至上的为，绝对的为，纯粹的为。[6]它通过无为之手段和途径以达天下无不为。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第七十五章）“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第二十九章）这里，老子提出了妄为强作之有为的危害，强调了无为的必要性。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老子在这里为统治阶级提出了告诫：为政者应顺应万物之理和人类的本性自然而不恣意妄为，应尊重天下人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样才能使便民“自化”，“自正”，“自朴”。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的体现，王弼将这种治国之法称之为“以道治国”。庄子也十分推崇无为而治，他说：“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庄子∙天地》）“至人无为，大圣不作”。（《庄子∙知北游》）老庄的这种无为政治，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王权提供了一套治国为政的新方案，即只有因任自然，尊重、顺应和遵循客观规律，才能达到“无不为”或“无不治”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王权。道教自它创立之始，便兼收并蓄地吸收了儒家忠君孝亲的思想，提出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的主张，又说：“子不孝，则不能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道教是道家理论的宗教化发展，二者的根本精神是相通的。[7]对父亲的“孝”，也必然要求对君王的“忠”。道教强调臣民事奉君王应该尽心尽力，忠心耿耿。应时刻关心着君王社稷的安危。一些方士甚至还到处为君王求奇方觅殊术，以便君王能够延年益寿，以更多的精力治理国家。道教的这种忠君孝亲思想显然是与封建专制政治互为表里，紧密联系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王权统治的需要。